第二十六章 楚文化的遗产（一）

一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秦始皇按照法家思想，开创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可惜说出这句话的，是刘邦的谋士，而不是秦始皇的大臣。急功近利的秦人很难说出这样富于辩证性的话。过于迅速的成功，使得秦始皇更加迷信法家的力量。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话千百年来不断被人引用：“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意思是，始皇之为人，刚戾自用。兼并天下之后，志得意满，以为自古及今，无人可比。他治理天下，专门倚用狱吏，只有狱吏得到他的信任。虽然设置了70名博士，但只是做做样子，备而不用。丞相以下诸大臣，都是唯唯承命，一切都决策于上。皇帝喜欢用严刑峻法来杀人立威，天下人于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敢尽忠竭智。

在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把法家文化的潜力挖掘到了极致。他用严刑峻法来驯服那些刚刚被征服的六国人民，谁稍敢反抗，就会被毫不犹豫地关进监狱。他实行愚民政策，将除了医药、卜筮和农业技术之外的古书统统烧掉，其中包括楚国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和无数精彩的诗歌作品。

为了确保老百姓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秦王朝“遗礼义、弃仁恩”，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传统的宗族式大家庭迅速趋于瓦解，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往昔那种存在于大家庭中的道德、伦理、亲情关系，也逐渐被冷冰冰的利害关系所替代了。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汉书·贾谊传》）秦人分完了家，儿子到父亲家里借把锄头，父亲都不愿意，给儿子脸色看。母亲到儿子家拿把扫帚用，儿媳妇叉着腰就破口大骂。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凡事都是过犹不及，在法家文化的指导下，秦国政治一元化和暴力决定一切的倾向得到病态的强化，急功近利、轻精神而重物质成为秦文化越来越深的弊病。为了确保老百姓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秦王朝除了依靠残酷的法律施以高压外，还严格对人民实行信息封锁，实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缺乏节制的巨人最后总会因为滥用自己的力量而倒下。在法家文化的推动下，秦王朝出现了一个强大到了极点的政府，一个萎缩到了极点的社会，以及沉默到了极点的个人。秦晖说：“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实足惊人，2000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用40万人，南戍五岭50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一说“共用”）7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的。

所以秦朝百姓造反是必然的，因为造反的成功率虽然低，但仍然比老老实实当顺民活下去的概率高。

二

楚国的灭亡，并不代表着楚文化的结束。楚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复仇情结，正如当初在伍子胥身上表现出来的一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死后还不到一年，楚人陈胜、吴广就敲响了秦王朝的丧钟。秦文化的非人道性，导致它是一种不能长久的文化。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也就是说，在征服阶段，可以依靠武力与狡诈。但是在治理天下之时，就要视民心之所向，调整统治政策，吸取中原礼乐文明的长处。作为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没有来得及学会这一点。

楚国被灭后，秦国迅速调来大批官吏前来接收管理。为了“改造”楚国，秦朝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人口只有2000户左右的迁陵县，竟然安排了超过100个吏员，这些吏员大多来自秦国故地。张梦晗说：“这样的编制无疑是过多的，这显然是秦为了确保有绝对充足的力量推行秦制所做的规划。”秦国严密的编户齐民，森严的“什伍”连坐制度，迅速在楚国推行。张梦晗在分析了里耶秦简反映出的秦国对楚地的编户统计工作后，感慨地说：“考虑到当时秦军还在四处征伐，类似的改制各个新占领地区的郡县都在进行，则不能不让人感叹秦人的效率之高。”（张梦晗：《败亡与重生：“亡秦必楚”的历史探究》）

楚国的社会治理原本是比较散漫的，楚国人短时间内实在受不了秦国的管理风格，更何况这些来自秦国故地的官吏对楚国民众充满了征服者的傲慢。《史记·项羽本纪》曾说：“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显然，秦国官吏蔑视战败的六国之人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他们来到楚国后，苛政自不可免，“刑罚深酷，吏行残贼”（《汉书·谷永传》）。竹简中记载了相当多的巧取豪夺及辱骂、殴打楚地百姓的行为。事实证明，秦代的一些简牍，比如《为吏之道》之类的吏德文本，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文本，实际操作中，很多做法是截然相反的。比如《为吏之道》反对“变民习俗”，而事实上，秦政权致力尽快改变楚地旧俗，推广秦国文化。“秦制在迁陵县或已开始稳定运行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当地徒隶和居赀赎债者中每六人便有一个‘死亡’的统计。”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认为，秦占领江汉地区后，当地“人口大为减少，秦徙民共处，当地文化仍有遗留，但已不占主导地位”。张梦晗分析说：“秦吏所厉行的文化专制，当是导致该地区楚文化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梦晗：《败亡与重生：“亡秦必楚”的历史探究》）

因此，入秦之后，楚地出现了大量的逃亡，也就是“亡人”。“群盗”也频频出现，甚至引发小规模叛乱。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中均记录有群盗扰乱治安的案例。

楚国故地人的命运变化，从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命运能够看出来。

陈胜是楚国阳城人，吴广是楚国阳夏人。陈胜、吴广在楚国时代虽然也生活在社会下层，陈胜还“与人佣耕”，但是可以太平度日，并无生命之忧。然而入秦之后，繁重的劳役和严刑峻法，导致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

董仲舒曾经说过，秦代的田赋数量是以前的20倍。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劳役，就是要为国家无偿劳动。在诸侯国时代，百姓也要服劳役，但是因为国土面积有限，所以服役地离家乡一般不太远。但是国家统一之后，服役距离大大增加，一路上条件非常艰苦。陈胜、吴广等900多人，需要从楚国故地，一路走到渔阳去服役。路上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他们估计走到渔阳，肯定已经超过规定的期限。而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规定是该杀头的。陈胜对大家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史记·陈涉世家》）也就是说，诸位遇上大雨，都已误了期限，误期是要杀头的。假使能免于斩刑，去守卫边塞十有六七也会死。所以陈胜、吴广就起义了。这一小小的意外事件很快点燃了楚国故地反秦的大火。

刘邦起兵时，已经做了10多年的秦朝人，此前他一直是楚国人。在楚国时代，他活得很潇洒，“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汉书·高帝纪》），也就是没有参过军，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种过田，到处游荡，到处喝酒，广交朋友，不为乡里所喜欢，被称为“无赖”。李开元认为他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代“游侠”。

入秦之后，这种“游侠”或者说游荡的生活无法继续了。以前，刘邦想走就走，他曾追随在信陵君门下做过门客的著名游侠张耳。“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为了追随张耳，刘邦从沛县徒步数百里路到外黄县去投奔他，在张耳家一住几个月。而秦国实行严密的编户齐民，不许百姓自由流动。每个百姓的姓名、家庭成员、财产、住所，包括体貌特征，都被记录在竹简之上。五家为一伍，互相监视，不能随便外出，外出必须持通行证。刘邦只好做了一名基层小吏。在秦二世时代，他又一次要远程去服劳役，率领楚国故地的本地民工，千里迢迢去修秦始皇陵。结果因为劳役死亡率很高，众人一路走一路逃亡，最后刘邦发现，自己即使率剩下的人到达目的地，按秦律，也仍然是个死。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汉书·高祖纪》）

刘邦干脆放走众人，带着十几个人在芒砀山落草了。

因此，刘邦最终加入反秦起义，从根本上讲，也是因为秦朝的劳役制度。

至于项羽，他本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后人。“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史记·项羽本纪》）入秦之后，本是贵族后裔的他和犯了罪的叔父项梁一直在流亡，过着朝不保夕的动荡生活。

楚人对秦政，总结出来只有一个字：苦。陈胜起兵时称：“天下苦秦久矣。”楚军将领武臣说：“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刘邦也说：“天下苦秦久矣。”这个“苦”字也是天下人共同的感受，因此“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