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帝做交易

我不是在宗教环境中长大的，与宗教最接近的时刻就是曾经捧着母亲的仪式供品走过几次过场，为我们祖上的村庄世世代代青睐的佛教神仙献祭，以及每月阴历初一和十五祭拜我的祖先。我站在水果前—春节之类的特殊场合还会有白切鸡、煎鱼和米饭—举着点燃的焚香，请神仙和祖先保佑我考试成绩全A、考上自己选择的大学、全家大富大贵。

在曾祖母与祖母的葬礼上，当时10岁和20岁的我曾不假思索地模仿父母、叔伯阿姨、姑祖父和婶祖母们口中念念有词地鞠躬与跪拜。他们全都穿戴着白色的袍子和头巾。我并不了解这些仪式的哲学基础，而在我费心提问的那几次母亲又解释不清。除了春节，我的家族中没有人会去庙里，也没有人会阅读任何宗教文本。我们的准宗教做法很有可能可以追溯至几百年前的流行文化与农村神话传说，而非佛祖及其弟子晦涩难懂的学说。后者更近似于西方国家某些宗教的做法。在学校里，我不禁被那些宗教的一部分教义吸引了，因为我们在英语课上讲到的几乎每一首诗、每一出戏、每一则短篇故事和每一部小说都会渗透一些圣经典故。正如我在历史课上所学的那样，正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影响了西方文化的进程。

于是，我开始逐渐什么事都相信那么一点儿，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与哲学生活方式。我相信祖先，相信他们的灵魂会守护我。我相信上帝，他也许不是《圣经》中所描绘的上帝形象，但也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存在。我觉得，上帝已经超出了我渺小而有限的人类大脑所能了解的范畴，但我无限的灵魂可能可以在最清晰的、被佛祖形容为“开悟外缘”的时刻开始有所领悟。为了简单起见，我把所有看不见的力量都称为上帝。

从小到大，我时常会对上帝说话，尤其是在那些不眠的夜晚，在我愤怒地质问时—那些问题几乎都可以被归结为“为何是我”。当然，这个共同的问题是我和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都会面对的。但谁都有各自的情况，不是吗？就我而言，为何我出生就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为何我的一生就要被迫受先天失明的限制、永远处于无法发挥全部潜能的“诅咒”之中？毕竟我本可以成为优秀的网球选手、中情局的间谍或是雅克·库斯托那样的传奇潜水员。为何我所有的表兄妹和朋友们都能开车，就我不行？为何所有漂亮却无脑的女孩周围总是围绕着俊俏的男孩，而我却因为厚厚的眼镜片被敬而远之？没错，在我愤怒地对上帝发表的长篇大论中，伴随视力残疾长大所遭受的一切重创都成了我演说的素材。上帝有很多问题要回答我呢。

我会仔细聆听他的回复，在脑海中搜寻问题的答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找到了。我逐渐接纳了中国人相信的宇宙平衡观念。阴阳理论就是这一观念的印证。在宇宙的秩序中，万物皆会回归平衡，也终将—必须—回归平衡。

于是，在那些不眠的夜晚，我与上帝达成了一项交易。“那好吧，上帝。如果你打算把这个烂摊子丢到我的身上，我就得要求得到补偿。我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够恢复平衡。凡是不好的事情—你必须承认，这种程度的视力残疾已经很糟糕了—都必须要有好处来与之平衡。所以，我想要指定我能得到的‘好处’，也就是用你让我吃尽的所有苦头来换补偿。我想找到这世上最伟大的爱情。我想要某人用绝不妥协、无与伦比的感情来爱我，直到我生命的尽头。”这就是我与上帝一遍遍达成的单方面协议。

我想和大多数少女一样，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像我曾经读过的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中以及禾林罗曼史系列中的罗曼蒂克桥段。父亲禁止我阅读任何他用蹩脚的英语称之为“我爱你”的书籍，所以我会用白色的中国日历纸把它们的封面挡住。这样我就能独自幻想自己的白马王子了—父母不会读英语还是有些好处的。在与上帝要来的交易中，我之所以选择爱情，是因为爱情是不可企及的。爱情似乎超出了我的控制，完全依赖于时机与命运，不像取得完美的成绩那样，能够通过个人的意志与努力得到。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之所以认为爱情遥不可及，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可爱。我是说，谁会想要我这么一个生理有缺陷的人呢？谁会自愿被我的缺陷束缚呢？哪个性感的男人愿意到处载着我，为我读菜单，扶我下楼梯，还无法参加网球之类的夫妻运动，让亲朋好友盯着这个戴着厚眼镜的呆丫头呢？我觉得应该没有人吧。

然而，上帝接受了我的交易！

他把高大、黝黑、英俊而又聪慧的乔希带进了我的人生。多年前的曼哈顿下城区，某座奢华的摩天大楼43层，这个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南方男孩就这样毫无戒备地走进了视障越南移民女孩的办公室—这种貌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宇宙的力量却让它发生了。我知道许多人永远无法找到乔希的这种爱情—一种从一开始就要经历可怕的挑战、从而愈发坚韧的爱情。从一开始，我就一直以为乔希拥有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善良、最慷慨的心，于是我曾试图且仍在努力保护他的心不受任何人和事的威胁。为了这个永远爱我的男人，起码这一点我是能够做到的。毕竟他总是会确保我的水瓶里有水；要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便会叫我上床去睡；他还总会为我阅读菜单，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个男人爱我就如同我爱自己。

但我无法保护他远离癌症和一切我不能掌控的事情，无法让他摆脱对没有我的生活的恐惧，也带不走他无助的感觉。我不能向他保证自己可以赢得这场战争，我恨透了癌症给他带来的影响，我讨厌它害他落泪，惹他发火，令他绝望。比起癌症对我的影响，我更憎恶它给乔希造成的伤害。

自从被确诊以来，我身体里的每一个分子似乎都充斥着对乔希和我所爱之人的担忧。他周末为何要睡那么长时间？他有没有可能得癌症？他抱怨时说的手腕痛和消化不良会不会是癌症的预兆？同样的恐惧也存在于我注视孩子们的目光中。伊莎贝尔那次失去平衡是不是因为得了脑癌？米娅那天的大便看上去不太一样，是不是也是因为癌症？癌症的行踪是如此诡秘，以至于会攻击你每一个清醒的想法。与其说它是一种疾病，不如说它是生存的敌人，能让身体与我们反目成仇。我曾经拥有的微乎其微的安全感，如今已经彻底被粉碎了。癌症之类的疾病只要发起一次进攻，就会不断卷土重来。对此我心知肚明。

因此，在夜里辗转反侧时，我的脑海里都有个声音在尖叫着，不知道接下来我和家人还会遭遇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和上帝达成了另一项交易，又回到了很久以前关于好坏平衡的问题。在一个我无法控制的世界里，除了对上帝说话、尖叫、咆哮和乞求，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我告诉他：“如果你再这么糟蹋我，如果你还让我的人生面对更多讨厌的事，那好，我能应付得来。你知道我能。可是我的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我爱的每一个人—请放过他们吧。见鬼！放过他们！你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好了。你敢动他们试试！”

癌症互助小组里的一个女人告诉我，与上帝做交易就是我的祈祷方式。我倒是从未这样想过，因为我总是与上帝针锋相对。可不管是祈祷也好，交易也罢，他都答应了，并且信守了诺言。显然，我是无法指使上帝去做任何事情的，而生活显然又存在着某种必然，比如衰老所带来的疾病与死亡。不过上帝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一次，我希望他也能信守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