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瞬间（1）

第一次听到确诊的消息时，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感受到最真实、最纯粹的幸福了。看着米娅掌握了太阳系之类的概念，或是注视着伊莎贝尔第一天上学时无所畏惧地迈开步子，我觉得我每一秒钟感受到的哪怕一点点幸福，都会因为癌症黯然失色。我以为不祥的癌症一定会入侵我未来生活的每个瞬间。在许多时候，我猜想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在另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上，看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聚光灯下恣意舞蹈，我心头涌起的幸福却被脑海中的另外一些念头侵蚀：未来还有多少个这样的瞬间是我无法见证的？在各种音乐与刺耳的尖叫声中，我为自己也许无法看到的一切哭了起来。

即使没有癌症阴云的笼罩，幸福的降临在我看来也是不容易的。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会掠过你的意识，然后消失。任何养育过年幼子女的人都会明白，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时常会令人精神崩溃—你得熬过每日早起的疲惫，忙着送孩子去上学；为了薪水忍受必不可少的工作压力；做很有可能会被挑食的孩子剩下的健康晚餐；还要针对何时刷牙、第二天穿什么、明天午饭可以吃什么零食等问题，无休止地与孩子展开谈判。患上癌症之前，我偶尔还能找到大家口中说的孩子所能带来的短暂纯粹的快乐。当米娅说出某些机灵又逗趣的话时，当伊莎贝尔用瘦小的双臂环绕住我、仿佛我是她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似的时，幸福感都会降临。跟随乔希出门度长假，或是少有地不带孩子去和朋友们吃晚餐时，幸福感也会降临。可在大多数情况下，患上癌症之前我的生活多半是由工作和育儿组成的，分外艰辛，吃力不讨好。

别误会—我一直十分感激我所拥有的一切，感激孩子们的健康与我们的平安喜乐。我不需要癌症来让我对生命中的一切感恩戴德。说真的，作为贫苦的移民和法定意义上的盲人，我的成长经历已经教会了有关我需要知道的，要感恩和珍惜生活的一切。患上癌症之前，我的生活已经安于程序化的满足和对现状的接受，不被幸福的瞬间支配，不被快乐、愉悦和兴奋感定义。确诊癌症之后，我只是简单地以为，无论我拥有多少纯粹的幸福瞬间都会被玷污，所以带着纯粹的快乐前进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我的假设是错误的。

初秋的一个星期四，在曼哈顿阴暗下城区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餐馆中，我与自己曾经的产科医生C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分享了一顿很晚才吃的午餐。菠菜、糙米、烤蔬菜—顺便说一句，这些食物完全符合抗癌与抗糖尿病的要求。从C医生与我在健身房的大厅里相遇开始，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小时。在步行穿越唐人街时，这段对话又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什么都聊，先是谈到了我的癌症诊断，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潜在的医学原因，我的癌胚抗原水平，未来可能进行的手术，离开纽约接受额外治疗的利弊，等等。她相信我有能力战胜癌症，因为用她的话来说，我可不是什么寻常之辈。我们还聊到了C医生近期的乌干达旅程、她所经历的文化冲击以及未来的计划。

正是在这段对话中，我完全发自内心地脱口而出：“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真的感到非常幸福。”

这样的宣言连我都有些吃惊。罹患结肠癌四期，我怎会有一秒感受得到无忧无虑的快乐—更别提那天下午的许多个瞬间了—还能促使自己说出这样的宣言呢？

我们的对话多半与C医生有关。事实上，C医生也不是寻常之辈。两天前，她刚刚结束六个月的乌干达之旅归来，在那里一家拥有550个床位的医院做志愿者。人们会跋涉数日去医院看病，还会为了做台手术卖掉一头牛。她向我展示了几张医院的育儿室的照片。除了一张可躺的桌子，育儿室里的婴儿什么都没有，身上裹着的母亲的毯子就是母子关系的唯一证明。她还给我讲述了许多疯狂的故事：一名孕妇被公牛顶伤后，是如何切除其生坏疽的手臂的；某孕妇在家生产失败后，又是如何在没有麻醉、缺乏电力与物力且专业技能短缺的恶劣环境下，移除死胎和破裂的子宫的。她就是为了前往乌干达，才关闭了营业二十五年的诊所。在诊所工作期间，她感觉特里贝克地区的每一个孩子几乎都是她接生的。服务国内外缺医少药的地区—这是她从医学院毕业时就曾许下的承诺。

她关闭诊所动身前往乌干达时，我一度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因为她显然没有返回纽约的意图。几个星期以前，我给她写过一封邮件，把确诊的事情告诉了她，不过完全没有指望她会回复。直到返回美国她才看到我的信息，并立即与我取得联系，表达了她的震惊。于是我要求与她见面，说我真的需要见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