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瞬间（2）

自从我认识C医生的那天起，她就一直让我十分有安全感。我两次怀孕期间，她都诊断出我患有孕期糖尿病，于是强迫我每日写饮食日志，记录自己吃下的一切，还有每天几个特定时间点的血糖水平。就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我赶到医院的那一刻，她就出现了。麻醉医师为我进行硬脊膜外麻醉时，抱着我的人是她，而不是护士。她还指导我承受住了分娩与生产的痛苦，是米娅与伊莎贝尔健康降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人。作为个体执业医生，她在关闭诊所前的二十五年里都没有休过一个假期，她对病人的奉献精神也得到了他们毫不动摇的信任作为回报。

我知道，那些曾经也是C医生病人的朋友会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她共度一个下午。事实上，在C医生身在纽约的这段有限的时光里，她之所以能够令人难以置信地抽出一个下午与我聊天，唯一的原因就是我的癌症。要是她还经营着诊所，要是我没有患上癌症，我们永远都不会如此开诚布公地谈起各自的生活，进入我希望能够持续多年的友谊领域。能受到C医生照料是一种荣幸。能够结识如此优秀、勇敢的人并从她的身上获得启迪，更是一种荣幸。毕竟她是真心想要影响自己触碰到的每一段人生，并且切实可行地做到了。与C医生共度的这段时间里，我之所以会感到幸福，是因为这幸福是意料之外的；是因为我从癌症中得到了一段新的关系，对一个已经对我和我的家庭无比重要的人有了新的认识；是因为通过了解和与她交谈的那些瞬间，我感觉人生与灵魂都得到了丰富。

骤然命不久矣，即将死到临头似乎是有可能实现人际关系的发展的—熟人一个下午就能成为密友，因为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还有什么比亲近更重要的呢？

我经常会回想此生经历过的那些最幸福的瞬间。你可能以为我会说，是嫁给乔希的一刻，或是第一次抱住还在我怀中打滚的两个女儿时。不，不是的—抱歉，乔希、米娅和伊莎贝尔。诚实如我，我必须承认，婚姻与创造生命在充满乐趣的同时也充满了焦虑，因为它们过于真实、纯粹。总之，当我穿着漂亮的白裙站在乔希身边时，我曾下意识地好奇我们的关系将如何延续。当将大女儿搂在自己怀中时，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捏断她脆弱的身体，或者是否有可能变成一个会令她失望的母亲。如果我当时没有这些想法，那就太天真，太自大了。

当我想起人生中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刻时，脑海中浮现的是遥远的中国甘肃省，19岁的我和三个藏族僧侣坐在山坡的地上，聆听脚下的寺庙中萦绕的圣歌。我也会想起2005年感恩节的那一天，我坐上黄道号，穿越白、绿、蓝相间的海水，头顶着此生见过的最晴朗的天空和艳阳，朝着南极海岸进发，去看成百上千的野生企鹅。我还会想起自己坐着人力三轮车，沿着孟加拉国狭窄得开不进汽车的乡道前进，布满星星的夜空下萦绕的数百只萤火虫照亮了脚下的路。这些就是我一生中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刻，虽然短暂，但内心是平静的，不必担心过去或是未来。在这样的时刻，我独自踏上漫长且时常充满艰辛的遥远旅途，到达了目的地；在这样的时刻，我为自己三生有幸才能看到的惊艳美景心怀感恩；在这样的时刻，我感觉灵魂仿佛正在舒展，覆盖了某种罕见甚至神圣的人类体验，见识、感受到了肯定被“上帝之手”触碰过的非凡的自然景观。

尽管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些令人震惊，但癌症也曾为我带来过幸福的瞬间。和C医生共度的幸福瞬间与我患癌之前在旅途中的体验并无二致。癌症既有能力破坏我与孩子们的快乐时刻，用我对未来的怀疑将这些时刻玷污，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可以剥去丑陋，剔除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将一切都放在如同南极的天空般晴朗得令人振奋的视角上。和C医生在一起，我忘却了那家餐厅的沉寂，忘却了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反，癌症赋予了我专注当下的能力，让我能真正去聆听C医生告诉我的一切，惊叹并沉浸于她的故事、人品和我们之间的人情纽带。因为癌症会逼迫我和其他人重新去关注那些重要的事情。我发现，就像C医生那样，大家都会主动前来和我巩固过去的关系，或是建立新的关系。这其中既有曾经的医生、高中同学、其他家长、不太亲近的朋友，也有与我未曾谋面的一些人。在这段无论好坏、已然被癌症定义的人生中，人际关系如今已经成为我的重中之重，是能让我真正感到快乐的。正是在这些关系中，我找到了曾经以为只能在独自流浪的途中才能找到的令人窒息的美丽、平和与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