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手（2）

几小时之后，乔希和哥哥乘车去取午餐，脑袋里还思索着寻找外科医生方面几条不太乐观的线索。就在这时，乔希的电话响了。“嗨，乔希。我是吉姆。保罗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了。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假日的一个星期天，UCLA医疗中心的顶级外科医生竟然拨通了乔希的手机，而且友好热情得令人难以置信，完全颠覆了我们认为外科医生可能会傲慢冷漠等诸如此类的所有先入为主的猜想。Y医生告诉乔希，即使没看到任何活检结果，他都会先立即进行手术，因为这种病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癌症。他还告诉乔希，自己很乐意接收我做病人，在转院过程中将担任接收医生的角色。我和乔希都欣喜若狂地松了一口气。这将是我离开这家可恶医院的第一步。

恶化的梗阻、愈发严重的疼痛与恶心，再加上那种知道体内长了恶性肿瘤而令人疯狂的绝望，能让飞逝的几个小时仿佛变成了几天、几个星期。我们很快进入了治疗癌症的下一个步骤—熬过医院与保险公司的烦琐手续，达到转院的目的。至于“我们”，我指的其实是乔希，因为当时能够处理此事的人只有他一个。乔希不是那种喜欢应对生活细节的人。他也讨厌打电话，不管是订外卖还是解决有线电视故障。出现任何一种问题时，都是我去打电话投诉、提要求并解决问题。在转院的一天多时间里，我的丈夫竭尽全力地做着那些他做起来不太自然的事，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在我们等啊、等啊、等啊的过程中，他会给有关各方—加菲尔德医疗中心、UCLA医疗中心及保险公司的员工—不断地打电话，因为医疗中心试图查明我的保险公司是否会支付这笔费用。

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孤零零地躺在那里的我开始意识到，鉴于保险公司的回复并不积极，当天转院的事似乎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就在这时，病房的电话响了，是UCLA医疗中心的某个人打来找我的。电话另一头的那人想要核实我的身份。“叶-威廉姆斯太太，我们的记录显示，与你的社会保险号码关联的姓名是李坦狄……你的地址是加州洛杉矶学院西街911号……你的电话是（213）250-0580。”的确，我曾一度叫李坦狄，三十年前的地址和电话也正是那个男人所说的。三十年前，我曾在这家医院接受过眼科手术，拥有了一点儿视力。这可能就是那个男人能够找到我昔日信息的原因。然后，意识到我将回到有生以来第一次做手术的地方—从某个方面来说，那里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感觉自己仿佛多年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好像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中，存在着某种令人欣慰的合理性。

第二天，当地时间凌晨5点，乔希与保险公司通了电话，勇敢地试图推动烦琐手续的进展。随着正常营业时间的到来和全体员工的回归，保险公司的动作快了不少。到了上午晚些时候，我们收到消息称，UCLA医疗中心终于在财务上批准我转院了—最难的一个坎已经跨了过去，却还有另一个要跨。

UCLA医疗中心已经没有可用的床位了。我们得知，床位可能要到星期三或星期四才能空得出来。我大惊失色—星期三或星期四？在肚子越来越痛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到那时就已经一命呜呼了。转瞬间，我们考虑过把手臂上的静脉注射针扯掉，好让乔希能够载着我奔赴UCLA医疗中心的急诊室—这样一来，我们肯定能够弄到一张床位。然而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因为这样的策略存在一定的医疗风险和不确定性，更不用说让我失控的疼痛与恶心了。绝望中，乔希用手机给Y医生打了个电话求助。Y医生又打了几通电话后告诉我们，UCLA医疗中心的里根医疗中心其实已经有二十八人排在我前面等待床位了。尽管我的身体情况令人绝望，他也无法把我调到队伍的前面去。不过，UCLA医疗中心的分支机构圣塔莫妮卡分院床位情况更加“有利”。Y医生本人无法在圣塔莫妮卡分院进行手术，但可以为我找到那里最好的外科医生。我的财务状况对于UCLA医疗中心的任何一家机构都是够用的，因此，在这一方面不会造成进一步的延迟。乔希和我已经绝望了—好的，不管怎样，我们都得离开这里！

留在加菲尔德医疗中心的每一分钟都让我觉得距离死亡更近了一步。眼下，我们只有这位从未谋面、身份不明的医生提供的希望，虽然对他知之甚少。

一个小时之后，在乔希的陪伴下，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迈过沉闷的走廊，试图逃离病房带给我的恐惧。就在这时，有人过来告诉我，救护车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不出几分钟的工夫，两名急救医生就推着轮床来到了我的病房。我兴高采烈、笨手笨脚地爬上了床。他们在我的腰上系了一根皮带。我小心翼翼地将皮带从膨胀的肚子上拿开，以免加重疼痛与不适。两人推着我穿过走廊，步入电梯，走出双开门，钻进了等候的救护车。我还从未坐过轮床或是救护车。也许是因为终于要离开那个地方了，我感到血管里涌动的肾上腺素在上升。躺在轮床上，我从一个令人兴奋的全新视角看着世界，竟然感觉到了一丝激动。

1999年，在进入法学院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花了五个星期的时间去塞维利亚学习西班牙语，又用了五个星期的时间独自背包游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一样，独自旅行令我有些紧张，再加上视力受限的问题，我就更紧张了。但这是我要向世界证明我可以做到的几件事情之一。我从不会提前预订住宿，因为只要在一座新的城市跳下火车，读一读值得信赖的旅游指南上有关那座城市的篇章，然后就可以用手头的任何一张地图去寻找青年旅社了。某个温暖的夏夜，在旅途还有好几个星期之际，我躺在法国南部某个地方的火车站台上，用最心爱的紫色背包当枕头，等待下一班火车送我前往罗马。虽然我的身边围绕着另外好几个背包客，我却还是孤身一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仰望星光灿烂的天空时，我心里想的却是自己明天晚上、后天晚上或者是大后天的晚上都不知道要睡在哪里。虽然一想到这些，我的心中就会出现一丝恐惧，但对即将到来的一切我还是感到无比兴奋。那份未知的感觉中掺杂着某种无忧无虑的快乐，一种不必去任何地方或与任何人在一起的自由，这预示着无限的可能。我还感觉到了能够压倒一切的平和，它可以驱散我内心所有的恐惧，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找到自己的路。

躺在被升起来的轮床上，我低头注视着乔希走在自己身旁，感觉也是如此—没错，我反而要低头才能看到六英尺三英寸高的乔希。我不知道明天、后天或是大后天会发生什么。令人诧异的是，那一刻，我竟然充满期待、兴奋与平和地笑了，启程踏上了人生的一段冒险。我连珠炮似的向急救医生提问，比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会不会为我打开警报器，还问起了他们执行过的最令人难过的救援。

当救护车在十号高速公路上飞驰、向西行驶时，我睁开双眼，从噩梦中醒来，从黑暗步入了光明。就这样，我被确诊的故事中所谓美好而神奇的部分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