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财富（2）

我家时刻都有神明与祖先的存在。在佛像和祖先的注视下，我们才能感到放松，得到安慰。祖先的样子会被永远封存在黑白照片相框里，被人永远铭记，不少照片还是我们从故土带来的。它们离开了家族祭坛的顶端高位，被放置在壁炉架或裱好的平台上，旁边仿真蜡烛的红色尖灯泡一直亮着，总在燃烧的焚香把头顶的天花板都熏成了棕色。祖母死后，每当房子在夜里发出嘎吱的声响，房门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移动，灯光闪烁不定时，我们就想象她的存在。“是奶奶来了。”我们会说。祖母去世之后六个月里，我们在晚饭桌旁为她留出一个空座，好让她能和我们一起吃饭。空无一人的座椅前摆着满满一碗盛得满满的米饭，白米饭中间还直直地插着一双筷子。在她刚刚去世、大家还沉浸在悲痛中时，我们还会记得不要坐在她的座位上。然而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另一个世界对她的召唤越来越频繁，大家都开始遗忘了。我、莉娜、茂或其中一个表兄弟姐妹会在吃晚饭时坐在她的座位上。“别坐在奶奶身上！”有人会大喊大叫，让冒犯者内疚地从她的椅子上跳下去。

尽管我感觉我们已经在如此努力地取悦祖先、和他们说话，好让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但他们却似乎从未与我们交流过，或是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指引过我们。能帮助我们的祖先在哪里？我的问题也需要解答。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在离开家去上大学之后，我对童年时代的神明、圣人的困惑与失望与日俱增。尽管如此，刚上大学那会儿，我还是会想念他们，想念那些陪伴我生活了十七年、无形且没有反应的人。我在新的白人新教徒环境中时常感到失落，距离永远温暖的南加州三千英里，渴望家的抚慰，想念一直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再熟悉不过的供奉与祈祷仪式。我所在的大学城坐落在麻省西部恬静怡人的山区中，这里的基督教公理教会位于一座两百年的白色殖民建筑中，新教圣公会则位于大学中央一座更加古老的哥特式大楼中。在它的背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秋日里壮观的红色、橙色和黄色的树叶，也目睹了自己在新英格兰遇到的第一场耀眼的白雪。身处其中，我感到有些不适应。这里找不到一双筷子或是一尊佛像—不过，拥有一千万册藏书的大学图书馆东亚馆中，应该会在某本书里隐藏着一张佛像的照片。

起初，我会尝试在宿舍里举行家乡的各种仪式，不过规模要小得多，也不太显眼。我在窗台边能够俯瞰一座墙上爬满常青藤的砖石建筑，于是我在上面放了一只装满生米颗粒的小罐子。罐子旁立着一张公历-农历台历，上面的中国字能够提醒我与神明和祖先沟通的日子。那些日子，趁室友不在时，我就会点上一根、三根或五根焚香，祈祷后将香插在米罐里，就像我们在家里会做的那样。那时我才意识到，母亲从未教过我如何自行举行仪式，如何在没有她在场的情况下建立沟通的渠道。我该说些什么才能召唤那些人来到我的身边呢？我该怎么称呼他们？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骗子，可悲地扮演着佛教徒、祭祖者、流行宗教修行者和其他任何我应该成为的角色。

我从未想过要问母亲这一切背后的哲学原理。我们为何要费心准备祭祀和祈祷呢？她对这些无形神明的信仰源自哪里？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她也不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她对佛教教义的了解还不及我多，之所以会去举行这些仪式，是因为她看到她的母亲这样做过，而她的母亲又看到自己的母亲做过同样的事。这些毋庸置疑的家庭传统在古老的国家里代代相传，家家如此。在这所起初陌生却日渐熟悉的文理学院校园中，我对传统的追随似乎是徒劳的，即便阵仗不大。这座校园鼓励我去思考、去质疑，如果我动摇了，还可以去摒弃。第一学期过后，我就不再定期进行祈祷仪式了，但还是会向那些有可能在倾听的神灵列出没有答案的问题清单。

有了大学生活赋予我的全新自由感与可能性—更别提辛苦赚工读学费和要还信用卡的钱了—大二的某个秋夜，我开始下意识地寻找与“祖父的灵魂”一样的东西。星期六晚上，我和朋友苏在大学城里无聊得除了喝酒无所事事。多年来，我们一直深受某档被称为“灵媒热线”的深夜商业广告蛊惑。“来吧，苏。这肯定很有意思。”我力劝那位谨慎的朋友。苏与我都清楚，那很有可能是假的，但我还是违背理性地偷偷抱着一线希望，妄想也许真的能够遇到什么真实的事情。苏表示同意，我猜她也是这么想的。

我拿起浅蓝色的塑料电话，用力按下小小的白色按键，拨通了号码976。这部电话看上去更像是我年幼的表弟、表妹会玩的玩具，无法充当连接宇宙超自然力量的桥梁。答录机要求我输入信用卡号码。我输入了。紧接着是“咔哒”一声响。

“感谢致电灵媒热线。你未来所有的秘密都将被揭晓。”电话另一头的那个家伙说道。他听上去要么就正处于半睡半醒之间，要么就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我当下就明白，事情的进展不会顺利。他说根据我的气场来判断，如果我还没有身孕，那么就将在一年之内怀孕。听到这里，我翻了个白眼，无语地把电话递给了苏。听到对方说她子宫后屈，所以每个月都会严重痛经时，苏挂掉了电话。时至今日，我们还会为自己愚蠢地白白浪费了20美元捧腹大笑。

然而，拨打灵媒热线的经历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探寻。春假期间，我和苏在洛杉矶被引诱到了梅尔罗斯大道上的一家小店。橱窗里装饰的闪光粉色霓虹灯上写着“看手相，5美元”。屋里的吉卜赛女子—至少她是这样打扮的—操着特兰西瓦尼亚口音对着水晶球进行预言，说我六个月内就能找到真爱，而苏会在某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领域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自那次经历之后，苏就不再和我一起去看所谓的“灵媒”了。我走上了独自搜寻的道路。

继灵媒热线与梅尔罗斯大道手相占卜师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位会看手相的藏传佛教僧侣。他是我大三那年在中国西部留学期间遇到的，他声称我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继他之后，我在长江边遇到的那个会看手相的渔夫预言，我将拥有长寿且成功的一生；接下来是台北的那位占星师，其预言没有什么值得被记住的；加利福尼亚州马德雷山脉的土耳其茶叶占卜师说，我下次度假会玩得十分尽兴；当然，还有纽约城的“千里眼马克”。在彩虹厅那场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的公司假日派对上，那位会看手相的占卜师也说过我十分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