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游戏（1）

近来，我的思绪被困在了疲惫不堪的大脑中。

我一直在忙着考虑浴室瓷砖、地板材料、镀金的墙纸，为平面布局方案计算成本，思考细节。我多么希望生活可以完完全全由这些平凡之事组成啊，因为我实在是厌倦了存在主义。可是，唉，简单和正常从来都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的命运。

近来，癌症已经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9月初，我在愤怒、痛苦、憎恨与令人麻痹的孤独中陷入了新的黑暗深渊。刚刚失去两位真心的朋友，再加上最近的治疗方案带来的可怕副作用—我被推到了绝望边缘。

那两位朋友曾经时不时就会与我见面。就在他们去世前几周，我还去探望过他们。克里斯是个善良的人，是深受喜爱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朋友、棋友和老师。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算是我抗癌之路上的导师。他曾在吃午餐或茶点的过程中倾听我的胡言乱语，他看着我是如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一个决心要战胜癌症的好斗战士，变为一个更愿意深思熟虑的哲学家；他看着我在自己几乎无法控制的人生中，把寻找生活的意义与平和、学会逆来顺受视为最重要的事。至少对我而言，在抗癌过程中我质疑并分析了对自身的看法，对更高级的物种存在及其在人类中的角色的看法，对承诺与爱的看法，对我的人生意义及广义上的人生意义的看法，对死亡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如果你愿意思考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只有不可治愈的癌症才能迫使其成为关注重心的问题—如果你能给自己留出时间与耐心，深思这些复杂的、令人困惑的、痛苦且难以应付的问题，那么这段旅程将既能改变你，也能让你变得更像自己一直以来的样子。

关于这一点，克里斯早在我之前就明白了。我们拥有相似的人生观，也都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但他比我更明智，所以成了我的老师。他住进临终关怀医院时，我曾去探望过他。我们坐在坐拥大西洋风景的阳台上，聊起了他的悲哀与期待。我为他真的不会感到痛苦、愤怒和恐惧感到吃惊。他就是优雅与尊严的化身。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我和他做了最后的道别。我拥抱着他，要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等我。他说他会的。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克里斯是我第一个因为结肠癌而失去的朋友。是的，我写过其他人，但他们更像是虚拟的朋友。我没有和他们共进过午餐，也没有去他们的家里做过客。

J是我另外一个时不时就会去探望的朋友。我去的通常都是她位于曼哈顿的公寓—这表明她的一生还是卓有成就的。但直到在《纽约时报》上读到关于J的讣告，我才知道她有多出名。你必须是个相对重要的人物，第三方才会为你书写讣告，并将讣告刊登在不亚于《纽约时报》的地方。不过，J对自己在职场上的成就一直都轻描淡写—她是位著名的动画师，拥有四十年丰富的创作经验，其作品曾因颇具创新意义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展出—我对此却毫不知情。对于彼此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两位女性、两位妻子、两位母亲，患有同一种可怕的疾病。我们见过面，讨论过HIPEC手术的利弊。谈到她的癌症时，她十分注重隐私，我可能是整个癌症群体中唯一能与她结交、经常聊天的人，也是获准进入她阴暗世界的少数几个朋友之一。她送了我的孩子两本由她书写、绘画的书，还有一个能够帮助她们学习字母表的平板电脑应用程序。她的去世令我震惊，因为对我来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还是夏天到来之前。她看上去还不像是很快就会去世的人。事实上，我曾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过她，她想去临终关怀医院的愿望似乎为时尚早，她一直没有回复我。后来我才得知，她已经在两个礼拜前过世了，也就是6月底。她的病情恶化得连医生都感到震惊。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都没有机会好好与她道别。

我之所以会感到遗憾，是因为她是我的朋友。尽管大多数正常人都害怕待在垂死之人身边，我却发现垂死之人并不可怕。我不害怕，因为J刚刚到达了我最终的目的地。她只不过坐上了早一班的火车，仅此而已。对于垂死之人来说，靠近死亡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让人想要去接近它，与它交流，从它的身上得到安慰。

除了永远无法控制朋友们的离开，我还觉得自己已经几乎掌握了被称为“疾病四期”的复杂线索游戏：我会爱上医生，也会放弃对医生的爱。我甚至有可能忍不住背叛自己的肿瘤医生，和其他的大医院“有染”，最终却还是会灰溜溜地回到自己信任的肿瘤医生身边。我热情地接受不同的物理疗法，不料它们一一失败。不同的药物组合或临床试验都会让我相信，它们就是“真命天子”。可它们不是。我会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替代疗法上，却还是会在失望与着实失望之间往复交替。整个过程中，我就是个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我会尖叫、会哭泣，然后擦干脸上的眼泪去和水管工见面，我还要查看自己负责的新主卧的样片，然后去和朋友吃饭。因为生活必须要继续下去！

近两个月前，就在德国外科医生说我的肺部无法接受激光手术之后，我在肿瘤医生的支持下做出了一个决定，开始服用药物爱必妥。玛莎·斯图尔特就是因为爱必妥放弃了几个月的自由。这种选项只适用于肿瘤中没有KRAS突变的患者，因为在拥有这种突变的患者身上，爱必妥似乎弊大于利。所以我猜测自己没有KRAS突变是件幸运的事，因为这种突变实际上非常常见，会影响40至60的结肠癌患者。爱必妥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包括严重的皮疹和痤疮。不过，由于它是一种靶向治疗，对于血细胞总数和血小板的影响往往是十分温和的。

我毫不含糊地告诉A.C.医生：“我想死于癌症，而不是癌症治疗。”

他回答：“你别死，怎么样？”他出乎意料的乐观提问让我暗地里有了一丝警惕的微笑。只有他能让我容忍这份过分煽情的乐观，别人谁都不行。他的这番话与他去年12月为我做出的悲观预后截然相反。因此我必须相信，在这段时间里，狂热的免疫疗法确实令他感觉还有希望。在他相信的时候，我也能鼓起勇气去相信，哪怕是一点点。

我继续毫不含糊地告诉A.C.医生：“我不想让孩子们记住我病入膏肓的样子。”他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只会记住你长了痤疮的样子。”

我还要重新接受5-氟尿嘧啶化疗的巩固疗程，两周一次，要通过随身携带的泵进行四十八小时的化疗。我不想带着那个泵，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很烦人，但主要是因为孩子们和乔希看到我这个生病的明显迹象时，心里会非常不安。于是A.C.医生提出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建议，考虑到我每周都会注射爱必妥，他可以在每次注射时为我快速注入5-氟尿嘧啶。这似乎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我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