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73年初夏，我是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班二年级的学生，我很彷徨，所以去见林瑞翰老师、逯耀东老师。

在史书里我读到，东晋偏安江南时，曾几次尝试北伐，但皆未成功。我也读到当时从北方逃到南方的家族称为“侨姓”，南方本地家族称为“吴姓”；控制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是世家大族，包括侨姓与吴姓，较低阶层的人被称为“寒门”“寒素”或“小姓”；政府官员里还有文官、武将之分。既然以上各种人依晋朝政府流亡到南方的时间，都可以区分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等等，那么，不同身份与世代的东晋人士，对北伐的看法与做法，究竟有什么差别？例如第二代以后的侨姓世族还会坚持北伐吗？身为吴姓寒门的武将也会自愿到北方作战吗？

我知道本来想命名为《东晋的北伐之议》的这篇毕业论文可能惹来麻烦，却实在喜爱这个构想，舍不得放弃，只得抱着困惑，去请教那时曾在台大历史系开过魏晋南北朝史课程的两位老师：林瑞翰先生与逯耀东先生。

林老师首先答应指导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但他随即指出，我的程度太差，基本功不足，要我把整部《晋书》与相关年代的《资治通鉴》点读过，才能谈到研究。接着他又表示，为使论文的内容充实，写作顺利，并避免可能遭遇到的政治风险，应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晋朝的世族政治，从西晋写到东晋，还要带到一部分南朝。治学严谨、为人方正、不苟言笑的林老师那天的话有点严厉。但我告辞出来时如释重负，因为我知道，林老师已经以他的学术与人生经验，为我的构想指点出一条实际可行之路。

第二天我去找逯老师。听完我的叙述后，逯老师深深点头，他告诉我：“林老师训你训得对，你要做完基本功。这个题目可以写，可是要很小心。”接着逯老师起身，打开一座书柜，搬出一排书，从后面拿出两本书，郑重递给我，对我说：“这是大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晋朝的书，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藏在衬衫底下带进来的。你要好好看，虽然不见得同意，也要注意他们的看法。”那是我第一次看简体字的书，果然被逯老师料中，书中的看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却使我眼界大开，发现也可以用这种角度看历史，了解到研究任何问题，必须先认识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经过林、逯两位老师共同指导，我的论文终于写成，也顺利毕业。我的论文题目叫作《两晋世族政治发展演变》，是个充满学术气氛、绝不起眼的名字，果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服完兵役后我投入新闻界工作，因缘际会担任过多种职务，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后，才体会到当年的肤浅与莽撞，也才更深深感念我的两位指导老师。第一天林老师严格要求我，使我了解原始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绝对重要的地位，还以四两拨千斤的高明远见，化解可能的政治风险于无形；第二天逯老师毫不犹豫地把当时犯忌的简体字书，借给第一次请他指导论文，还并不熟悉的一个学生，正显出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他坚持客观学术研究，尽力指导史学后进的努力，与他对我这样一个学生的人格的完全信任。

林老师、逯老师皆已仙逝，他们当年教导我史法，更以身作则显示我世法，他们是经师，更是人师，历史学的研究精神与风格，就如此传承下来。如今我居然也在台北市长官邸艺文沙龙、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敏隆讲堂等处讲授过魏晋南北朝史，距离最早修习林老师的魏晋南北朝课程，竟已整整50年。50年间我踏过的歧路众多，终于未曾亡失魏晋南北朝历史之羊，如今这部南北朝史书在我古稀之年出版，或许终于可以告慰二位恩师教诲我、保护我的苦心于万一。

叶言都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