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七 仁不秉政：“仁宣之治”与明朝衰落的开始（2）

杨士奇他们主张放弃安南，是因为老是有独立势力煽动人民起义，镇压不完。这样的主张说起来是利国利民。但为什么老是有人民起义呀？就是因为官僚体系和军队加速腐化，官逼民反。为什么官僚体系加速腐化，选不出像样的、能干的官员去管理安南？根子就在内阁。重要的官员都是内阁选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明王朝20年前刚征服安南，20年后就选不出能镇守的官员出来了？内阁用人不当、任人唯亲恐怕才是主要原因。

还有，为什么军队20年前能够攻下安南，现在反而连小规模的反抗都镇压不了？20年前又是迁都又是下西洋又是打蒙古残部的，啥事儿都没耽误，现在下西洋也停了，都也迁完了，蒙古残部也不打了，光剩下一个安南都守不住。战斗力下降如此厉害，又是谁的责任？边将在任用之时，皇帝都会征求杨荣的意见，杨荣以内阁大臣身份收受军马贿赂，为违法犯罪的边将说情，军队战斗力能不下降吗？

杨士奇和杨荣把持内阁20多年，特别是仁宣两朝，皇帝对他们可谓言听计从，难道他们不该对安南的丢失负首要责任吗？

一个地方的吏治没搞好，选派官员不当，激起人民反抗，然后又无力平乱，大臣们就做出忧国忧民的样子，请求皇帝节约军费，放弃万千将士浴血奋战才取得的国家领土，难道不是千古罪人吗？这样的官员怎么能被称为贤臣呢？

杨士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官僚主义领导，是“和稀泥”的高手。在朱棣执政的时期，他就是这样。凡是有官员的过失被举报到朱棣那里的，杨士奇都想办法劝皇帝不要追究。

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托人到北京到处送礼。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份送礼名单竟然被朱棣看到了。名单里面没有杨士奇。朱棣就召见杨士奇询问如何处置。杨士奇说：“徐奇当时去广东上任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有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无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小东西，应当没有其他意思。”朱棣听从了杨士奇的意见，烧毁了名单，不追究受贿官员的责任。这个事情传出来，百官自然又是对杨士奇交口称赞，视之为千古贤相。所以他在内阁做官，大家都表示支持，以致杨士奇稳稳当当干了20多年首辅，波澜不惊。

明仁宗年间，有一个御史在写奏章之前总喜欢到处拿给别人看，作为炫耀。这是严重违反监察纪律的行为，等于公开了你要弹劾谁、找谁麻烦，当事人知道了就可以提前花钱或者托人来摆平。明仁宗下令对其作降职处理。杨士奇向皇上说情，又把他官复原职。

从史书记录来看，杨士奇自己其实倒还颇为清廉，不怎么贪污，而且工作勤奋踏实，工作之余主要就是读书和写文章，有很多文集流传于世，怎么看都是大臣的典范。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好好先生”，只关心自己的官位是否稳当，同时处事圆滑，谁都不得罪。别人要整他，抓不着把柄；他也不会主动整人，对手下的各种过失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宽容。这种人是官僚集团最喜欢的。至于说工作勤奋，制定了很多好政策，那都无所谓，反正这种官员不会处罚人，官僚集团自然会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去执行那些政策。

而杨荣呢，就是一个既聪明能干又贪婪的家伙。他在建文帝手下不得志，趁着朱棣造反攻入南京，就主动跑去拜见朱棣，说：“陛下应该先去太祖坟前祭拜，再去皇宫称帝。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这次政治投机非常成功，朱棣因此对他另眼相看，加以重用。他从此飞黄腾达。

如果一个官员靠政治投机往上爬，坐在位置上又搞贪污腐败，还要说这个人是个好官、贤臣，恐怕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对官员们来说，首辅大人不拿钱就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情，这是高风亮节；次辅大人收了钱就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情，这也不错，是诚实守信。这些都是贤臣。

这种风格的官员，在朱棣这种“恶霸皇帝”的领导下还是能做点实事的。朱棣其实不怎么反贪污。他杀人最多的时期主要是刚刚夺取皇位之后，对建文帝旧臣进行了清洗。政治反对派被清理干净以后，他对官员的特权腐败问题不太上心。所以我们不把他列入“雄猜之主”的行列。但作为创业皇帝，他是很不好惹的，做事情极有主见，也不容易被糊弄，还搞了个东厂盯着大家干活，谁偷懒收拾谁。杨士奇和杨荣在他手下，就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建言献策。提得好的朱棣就接受，说得不对的朱棣就不听。至于军队管理，都是朱棣亲自在抓，杨荣也没机会替犯了法的将领们说情。

到了明宣宗时代，问题就很突出了。明宣宗自己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又心慈手软，完全依靠着“二杨”主持政府工作。这两个人，一个好好先生，一个贪污受贿，你说这国家能治理成啥样？边将给杨荣送马难道会白白付出？一转身肯定要从军队里面把好处捞回来。反正皇帝是个软蛋，首辅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次辅天天收黑钱，拿钱就办事，还有什么可怕的？侵占军队土地、役使士兵给自己干私活、私吞军费军马、提拔手下主要看谁送钱送得多，类似的行为自然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军队纪律的败坏，军屯制度的废弛，就是从宣德时期开始的。宣德三年，明宣宗到边关阅兵，就已经发现军队队伍不整、对军令反应迟缓，下令把相关将领的衣服脱掉，以示羞辱。一个叫夏原吉的大臣就反复劝谏说：“将军们都是国家的利刃，怎么能够这样冻着呢？万一冻死了怎么办？”明宣宗耳朵又软了，说：“看在先生的面上，就饶了他们这次。”也就不再追究将领们懈怠的责任。

夏原吉、杨士奇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是好人，而且聪明能干。但治军治国这种事情，光靠勤奋能干、待人宽厚是不行的。大臣这样做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就是负责行政嘛，但是掌握最终生杀大权的皇帝也这样，问题就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