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意识的道德判断未必准确：义务论与后果论（1）
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为情敌看病的医生，在道德上比机器人安德鲁和白素贞更具有普遍性，因为前者并不需要“爱”与“牺牲”作为条件。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确实有一些职业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道德感，比如医生和教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这个感觉准确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金庸先生笔下的一个人物：杀人名医平一指。
平一指是《笑傲江湖》里的一位名医，天下没有他治不好的病，但找他看病的代价很大：必须要杀一个人。平一指认为人的生死寿夭自有定数，因此，他觉得如果一个本来应该死的人被他救活了，那就得让另一个人死去，这样才能平衡。现在，如果平一指在救活情敌的同时让情敌杀了某个人，那么我们能说平一指具有比安德鲁和白素贞更普遍的道德吗？显然不能——这一定是你的第一反应。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你大概会说，在平一指这里，救人是有条件的，即需要用另一个人的生命来交换。我们可以暂时承认，平一指确实比不上上文中不用牺牲任何人就愿意为情敌看病的医生，但能不能认为平一指起码与安德鲁和白素贞一样呢？这里的“一样”指的是，都是牺牲了生命来实现道德。你大概也不会同意，因为安德鲁和白素贞都是牺牲自己，平一指却是要牺牲别人。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这种考量，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牺牲他人，就一定不道德吗？假如，平一指每次医好一个人的时候，都杀一个罪有应得的坏人，这种情况是道德的吗？救人且除恶，这似乎是双重的好事。而且，对于侠士来说，手刃敌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这毕竟是武侠小说的逻辑，在今天，无论对方多么十恶不赦，我们似乎也接受不了个人以暴制暴的行为。所以，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都不能杀。
但是，现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美国女哲学家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假设：有五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分别需要移植心、肝、脾、胃、肾，你会赞成负责医治这五位病人的医生，牺牲另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用他的内脏来救活这五个人吗？“不会！”——我和你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这位医生真的这么做了，就得坐牢了。那我们增加点难度，假如这位医生由于疏忽，致使五位患者的心、肝、脾、胃、肾分别重度感染，你会赞成这位医生牺牲另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救助这五个患者，来弥补医生自己的错误吗？
在后面的假设中，医生“杀人”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或者是五位患者因他的疏忽而死，或者是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因救活五人牺牲而死。我们能理解医生的难处，但仍然不赞成杀掉一个人来救五个人，我们会认为医生在犯罪。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觉得朱迪斯的假设给我们造成了什么观念上的冲击，即使我们承认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杀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仍会清晰地意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绝对不能做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朱迪斯的假设，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没有什么判定上的障碍，是因为在给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迅速地凭借直觉得出结论：医生不能杀一个无辜的年轻人来挽救五个人，无论这五个人的生命垂危是否由医生造成。帮助我们做出道德判断的此类直觉，在学术界被称为“道德直觉”。如果我问你，9的5次幂是59049还是59129，你不会有任何关于答案的直觉，但是道德哲学不一样，至少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似乎并不需要多么深入地分析也能知道医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对于道德直觉从何而来的问题，哲学家仍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本能，比如无论是不是自己的孩子，女性都对婴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任何伤害婴儿的行为都不能被接受。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后天不断学习之后的下意识反映。比如，如果有人从小就被教育坐公交车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某天他看到一位腿脚不便的人上车，就会不经思考地起身让座。当然，更有可能的是，道德直觉的来源既有先天本能的部分，又有后天潜移默化的部分。要详细区分和还原道德直觉的产生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到目前为止，哲学家对此还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答。不过我认为，比起追问道德直觉来自何处，更重要的是反思道德直觉是否准确——如果我们总是通过道德直觉来进行判断的话。道德直觉虽然是电光石火一瞬间产生的结论，但是作为判断，我们仍然能够分析它是否符合某个必然的道理，毕竟我们不能保证直觉都是准确的。
在朱迪斯的假设中，道德直觉告诉我们不能杀一个人去救五个人，这背后所包含的想法似乎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通过牺牲更少的人来救更多的人。这是必然的道理吗？至少，在我们的老朋友康德那里，这确实是必然真理。只不过，康德把这条真理总结为一个更为抽象的说明：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工具，而应该把人自身看作目的。
这个说明后来被人们简化成“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也就是说，要充分尊重他人的主体性，不能随意利用他人。在现实生活中，把人当作手段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人并不爱自己的伴侣却利用其满足经济需求，父母没有投入多大精力去培养孩子却利用孩子取得的成绩向亲友炫耀，还有公司老板从未真正关心过下属而只是利用他们完成业绩目标。在康德看来，这些行为都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