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为人，可以不要道德吗：魏晋风流与道德消解（1）

对道德的怀疑并非什么新鲜事。如果你想知道古人如何外在地对道德进行分析，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中国魏晋名士的生活。这种被称为“魏晋风度”的生活方式可以向我们说明，在对美德的汲汲求索之外，中国古代也有对道德伦常的不屑与嘲弄。

在魏晋名士的生活方式中，有两点常常令现代人感到惊奇。其一是对酒的喜爱。中国人爱喝酒，这并非什么稀罕事，但魏晋时代的人似乎对酒有特别的感情，一定要喝到大醉才肯罢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竹林七贤”的饮酒逸事。

“竹林七贤”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经常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游乐，个个都嗜酒如命。比如，阮籍为了躲避司马昭的提亲，故意天天饮酒，一醉就是六十天。他听说步兵营里藏有好酒，就主动要求去那里做官。再比如，刘伶出门坐车也要饮酒，并且让跟从的仆人随身带着一把铁锹：他吩咐仆人，如果自己醉死了，可以就地把他埋掉。后来，刘伶的身体渐渐出了问题，妻子便吵闹着要他戒酒。刘伶说，他要当着鬼神的面发誓戒酒，但是得有一个仪式，得准备好酒肉。等妻子准备好之后，刘伶跪着对鬼神起誓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之后，一把抢过酒又喝了起来。

除了酗酒，魏晋名士另一个奇特的爱好就是裸体。一个著名的例子仍然来自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刘伶经常喝醉酒之后在家保持裸体的状态，有人来做客时看到裸体的刘伶，便批评他不穿衣服有伤风化。刘伶反驳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阮籍喝醉了酒也常常裸体，东晋史学家王隐在作《晋书》时认为，后来谢鲲、胡毋辅之这些人也愿意裸体，风气就是从阮籍开始的：“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过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在魏国何晏的倡导下，名士们有服用五石散来强身健体的风气。服用五石散之后，身体会感觉燥热，喝酒与裸体都有助于散热。不过，这个原因不能彻底说服我们。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魏晋名士荒诞行为反映的是个体心态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对传统道德秩序从肯认变为怀疑。

魏晋名士所面对的道德秩序，仍然是来自儒家的爱有差等。但是从名士们的言谈中，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仁”的内涵已经有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比如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知道“仁”的核心是家族之爱，但是孔融却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就是说，孔融认为父母生孩子没有什么神圣的原因，孩子不过是父母生理情欲的产物。此离经叛道之语，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皆为世所不容。

另外一番相似的话来自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儿子山简。《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丧子，悲痛得不能自已，山简去问丧时和王戎说：“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意思是说，孩子不过是一个怀里抱的东西，何必这么悲伤？王戎回答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意思是说，圣人能够忘情，最下等的人没有感情，真正有感情的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山简的话反映出，他对家人之间的爱没有天然的认同，也是过分叛逆了。王戎虽然认为普通人要有对家族的情感，但却承认圣人超越普通人的感情，最下等的人还够不上这种情感，这就说明王戎认为家族之爱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这个对话表明“仁”作为一种美德，其源自情感的普遍性在魏晋时代已经受到质疑。

道德的消解不仅发生在人们对家庭的情感中，也发生在人们对国家的思考中。比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这篇文章中就谈道：“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睽视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他认为：君主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导致对人民的暴虐；礼法是国家用来束缚人民的，君王往往采取愚民政策，表面上仁义廉洁，实际上贪婪阴险。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最好不要设立君王，权力不掌握在君王手中，百姓反倒可以自我规范，社会自然井井有条。阮籍的言论体现了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他对于当时掌权者的失望，同时也能知道孟子强调的“民贵”并没有实现。

个人层面，家族之爱的普遍基础受到质疑；社会层面，君王对百姓的教化也不再被相信。可以说，“仁”这种美德在魏晋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陷落，对道德的否定成为魏晋名士的基本论调。在这个论调之上，魏晋名士进一步得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

所谓“名教”，指的就是先秦儒家所确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人伦道德以及与之关联的君臣、父子之类的等级秩序。所谓“自然”，就是不被道德束缚，同时也不被欲望拖累，身心自由无碍、纯洁清净的本来状态。“越名教而任自然”鼓励人们扔掉道德秩序，追求自在的自然状态。

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人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这篇文章中，嵇康论述道：“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他认为，儒家强调的道德有一个特点，就是压抑人性，人性一旦被压抑，就会从自然状态中分离出来。所以想要重返自然，就要把儒家所强调的道德礼法统统超越才行。于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成为魏晋名士那些荒诞行为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