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颐和园与沈从文和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时代对话（2）

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东西跟金丝莲一样，它的生命也极为短暂，是什么？就是前面提到的黑蜻蜓。它们在湖旁杂草边孵化，其生命到底有多短暂沈从文没有说，但是跟金丝莲一样很短暂。秋天的生命在秋天里结束。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一个是花，一个是蜻蜓，它们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沈从文说：“我们缺少安徒生的诗的童心，因此也难更深一层去想象体会它们短暂生命相互依存的悦乐处。”

人不知道蜻蜓的快乐，以为蜻蜓不快乐；人不知道金丝莲的快乐，以为我们比它快乐。人不是金丝莲，也不是蜻蜓，所以无法知道它们有多少的欢喜，有多少的忧愁，这就是生命与生命的隔绝。但是沈从文作为一位作家，他深深地感到遗憾，自己缺乏安徒生的童心，不能更深入地体会这些短暂的生命相互依存的悦乐处。什么是相互依存？就像蜻蜓与金丝莲生活在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接下来他用了一句话——“见到这种花朵时，最好莫惊动采摘，让大家看看”转折，见到了金丝莲开花，你就是一个有幸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见到了金丝莲开花，我们就成了幸运的人；如果我们没见到金丝莲开花，我们仍然是有幸的人，因为我们读到了沈从文笔下的金丝莲花。我们从十七孔桥回去的时候，留意一下今天的昆明湖里还有没有金丝莲，还有没有细腰窄翅的黑蜻蜓。无论它在还是不在，它都在。第一种“在”是物理存在，第二种“在”是心灵存在。

你们认为谐趣园这段写得好，还是金丝莲这段写得好？这个选择是个人的决定，没有唯一性。我投给金丝莲。中国有很多作家都能写出像谐趣园这样的文章，但能写出金丝莲这样的文章的恐怕只有沈从文，沈从文的才华在金丝莲和黑蜻蜓这里展现出来了。

在颐和园与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时代对话

这次北京之行，我们从红楼开始，从红楼与蔡元培、胡适对话开始。北大是哪一年创立的？1898年。距离今年正好一百二十年，今年是什么年？戊戌年。六十年一个甲子，今天我们就是与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时代对话。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是谁的中国？大清的中国，慈禧的中国，光绪帝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中国，京师大学堂的中国。

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创立的，1902年12月17日正式开学。12月17日正好是胡适的生日，胡适生于1891年，1898年他已7岁。我们从北大红楼开始，最后在颐和园这里结束，其实就是绕了一个圈。历史就是一个画圆的过程，人生也是一个画圆的过程，这个圆是一百二十年前开始画的，画过去现在又画回来了，从红楼画到了这里，画了一百二十年。北大一百二十岁了，而颐和园是一百二十年前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地方。简单地说，一百二十年前慈禧太后镇压了光绪帝支持的康梁他们发起的戊戌变法，或者叫维新运动。当时慈禧太后把其他的一切都废掉了，唯独保留了京师大学堂，这是很多人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慈禧废掉了光绪帝所有的新政措施，为什么会保留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一直被追问的谜，一百二十年来，很多人都追问过。那年9月21日慈禧重新垂帘听政，从颐和园回到中南海之后，她决定将京师大学堂留下来。

我在《留将功罪后人论——戊戌变法120周年》的开篇说：

1898年6月11日，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如果不是大清光绪皇帝下达了这道诏书，也许在编年史上，这个日子会被忽略。相距一百二十年的时光，重读这份只有五百来个象形文字的诏书——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唯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唯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这就是著名的《定国是诏》。这道诏书不过五百来个字，一百二十年前却是“从天而降”，想要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因为它发生在戊戌年，所以叫戊戌变法；因为它一共只实施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只有27岁的光绪皇帝得到慈禧太后批准后实施的一个重大变革计划，开办京师大学堂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这道诏书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办一所京师大学堂，要求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办理。清代能封王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二是蒙古的亲王。汉人可以封王吗？不可以。汉人中功劳最大的曾国藩，打败了存在十四年的太平天国，也只封了个侯爵。清朝刚入关的时候，曾封三个汉人为王，他们在康熙年间举兵造反，从此之后汉人再没有被封过王。

这道诏书宣告：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和八旗世袭的那些职位、各省武将职位的后代，只要他们愿意进学堂，通过考试，都可以到京师大学堂来学习。中国以前没有大学，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高等学校，当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已经有七百多年、八百多年历史的时候，中国才创立了京师大学堂。就连年轻的美国都有一所有二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哈佛大学了，中国却连一所大学都没有。年轻的光绪帝想有所作为，第一件事就是创立大学。可以说，办教育是一个民族试图走向新天地的第一步。今天我们重读这道五百来字的诏书，似乎觉得没那么惊心动魄，没那么过瘾，没那么慷慨激昂，换句话说，就是太平常了，除了说京师大学堂应该先办起来，整个诏书的重心落在了四个字上面，就是“博采西学”。

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在1898年之前，中国人还是在中学范围内寻求出路，中学就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对西学是排斥的，强调的是圣贤义理之学，但是光绪皇帝认为现在需要博采西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不博采西学，需要办大学吗？我们原来就有国子监、太学，还需要办大学吗？光是讲中学是不够的，因此要办大学，开始学西学，这个决定太重大了。但是这个决定不是光绪皇帝本人的全部意思，光绪皇帝本人的全部意思是办一所以西学为中心的大学。

提及戊戌变法就不能不提及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这翁同龢可是不得了，民间曾流传一副有名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说的是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说的是翁同龢，江苏常熟人。翁同龢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光绪帝从小跟他念书，很信任他。

光绪帝要发布一道牵涉重大国策的诏书，交代翁同龢起草，翁同龢在执笔的时候把光绪帝的意思稍微变了一下，光绪帝原来的意思只要博采西学就可以了，翁同龢在前面加了一句话：“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也就是在西学的前面加了一个前提，先以中国固有的圣贤义理之学作为根本。这其实不是光绪帝的原意，我怎么知道的呢？翁同龢自己讲的。翁同龢在1898年6月11日，就是诏书发布当天的日记里说，光绪帝的意思是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但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可能别人会不同意，慈禧太后更不会同意，所以他就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