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及其宿命

印度河流域文明如何起源，又如何发展直至消失，这两大问题一直是未解之谜。仅凭留存下来的无声遗迹，我们对该文明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知之甚少，对于它是如何发端又如何终结的，所知就更少了。

放射性碳年代确定法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成熟阶段，界定在前2300—前1700年之间。考古学家在将这些测定结果与美国西南部狐尾松的年轮比对后，把时间大幅回推到前2500—前1900年，这表示印度河流域文明连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位列古代世界三大最早期文明。其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城市生活起步较早，但并未早太多。此外，印度河流域的文明遗址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址大体相似，例如，都使用印章、建有中央谷仓，下城是居民区，城堡都建筑在土丘之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街道布局呈直角状，而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街道则蜿蜒曲折，就像当代纽约大街与伦敦大街那样区别鲜明。就我们目前已知的印度河城市来看，许多印度河城市直接建在未开发的土地上，而非世代累积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它们明显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计划地兴建的。难道这些城市的规划者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吗？

极有可能不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生产技术可能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生产技术，但其制成品独具一格，在细节上与后者大相径庭。印度河城市的建立者可能来自若干青铜器时代的农耕文化区，后者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下游以西的俾路支深山里。按照考古学命名传统，以首先发现陶器的地点命名这些文化：兹霍布、托高、奎达、阿姆里—纳尔和库里。陶器的形制类似于伊朗陶器，可能源自伊朗。有些遗址较印度河流域文明早了一千余年。巴基斯坦的梅赫尔格尔考古发掘显示，早在印度河流域建立城市的三千年前，这一地区就已有了农业。因此，印度河流域文明起源于本地区的说法，似乎比源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说法更可信。根据遗址的地面发现和少量考古挖掘，我们可以得知这些聚落大体上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具有一致性：相对孤立的小型深山里的村庄；农作物以大麦、小麦为主，畜牧高峰牛、绵羊和山羊；在集水沟各处建造石制拦水坝，保存珍贵的雨水灌溉农田；用磨石与石皿研磨谷物。印度河流域的大部地区陶器形制普遍相似，然而，在这里，不同文化、不同遗址在细节上尤其是陶器上千差万别，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考古学家格雷戈里·波塞尔指出，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农业与家畜驯化，源自人类与该地区原生的大麦、小麦、牛群、绵羊和山羊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进一步指出，印度河流域原产大麦、牛、绵羊和山羊；这里可能一度生长着野生小麦。丰富的考古证据显示，早在印度河城市发展成熟前，印度河旁的村落已在驯化这些农作物和动物。波塞尔认为，我们与其假设技术是由西亚传播到印度河流域的，不如也将印度河流域纳入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干旱区。人类的驯化首次出现在干旱区的多个地方，其中就包括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终结与后续

公元前19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终结了。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突然出现，存在了约600年的时间，不及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存在得长久。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许多小镇和村落一如从前存在着，有些甚至延续到铁器时代，而城市生活却走向了终结，直到公元前5世纪第二次城市化开始，城市生活才得以复苏。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字母系统灭绝，直到阿育王时代之前或阿育王时代，才又重新发明了文字。

我们不清楚印度河流域的城市为何消亡，也不清楚城市是瞬息之间消失的还是逐渐衰落的。主张城市迅速消亡的学者重点关注大灾难如天灾和人祸的影响，而主张逐渐衰落的学者则关注生态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

在信德，印度河在高于两侧平原的河堤之间流淌，洪水对农业是恩泽，对两旁的村落却时常是个隐患。摩亨佐—达罗的下城至少三次遭遇水患后又重建。水文学家R. L.雷克斯认为摩亨佐—达罗等遗址可能是在一次洪灾后被遗弃的。阿拉伯海滨一带的印度河流域遗址分布在距离海边40千米—50千米的内陆地区，这表明它们起初分布在沿海地带，但由于某段时间内海岸大幅抬升而远离了大海。阿拉伯海滨一带位于地震带，海岸抬升可能会突然发生。倘若海岸抬升时，印度河流域已有定居城市，如果海岸抬升足够猛烈，如雷克斯所言，印度河下游的流向可能会因此而改变，并在没有任何前兆和预警的情况下淹没河岸平原和聚落。然而，与孤立的一个一个城市点不同，整个文明不会在自然灾害中即刻毁灭；就算雷克斯对信德南部城市消亡的推测是正确的，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城市也不会受到水患的影响。

哈拉帕遗址和其他印度河遗址的下层显示它们曾遭受入侵，遗址的砖块被入侵者挪用建造脏乱小屋［朱卡尔文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铜制或青铜制长柄斧头的出现带着不祥之感，它们一般出现于印度河城市的终结期。摩亨佐—达罗遗址的最上层出现了弃置于街道和屋内的人类骨骸，这些骸骨并未下葬，这样的场景强有力地证明有暴力事件发生。莫蒂默·惠勒爵士认为入侵者是早期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神圣的颂诗集《梨俱吠陀》提到，战神因陀罗摧毁了敌人达休的百墙堡垒。然而就掌握的资料而言，印度河流域城市毁灭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而雅利安人抵达印度则是四个世纪或更久以后的事情了。

气象学家里德·布赖森则坚持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毁于自然环境的恶化，过度开垦造成土壤营养物质流失，水土流失带来了沙尘暴，宜人的气候转而变得干燥，造成信德地区以东的拉贾斯坦荒漠化。信德确实一度拥有比今日更为多元的物种，甚至是需要树荫、水源和大量草地才能生存的大象、犀牛与老虎也曾在信德地区繁衍生息。今日还可在阿萨姆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畔青草如茵的湿润洪水平原上见到它们的身影。然而，和洪水理论一样，单靠生态理论并不能解释印度河上游旁遮普城市消失的原因。

这些理论都暗指印度河流域的人民无力应对强大外部因素的冲击，无法适应新的有竞争力的环境，他们在挑战面前退缩了。虽然他们也重建了遭受水患的城市，重建并加强了防御工事，曾在信德与旁遮普各地推广农业，但此时他们面对强大的冲击，缺乏内部资源去重建家园、保卫家园或迁徙到更宜居的地方。所有前述理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内部资源的问题，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印度河流域城市消亡的原因仍没有定论。然而，在城市生活和文字猝然消亡的背景下，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之后的古代印度之间究竟有何延续关系。我们之前讨论过古代印度教与印度河流域文明可能存在延续关系，例如湿婆崇拜、瑜伽和母神的概念，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由吠陀时代说梵语的雅利安人建立的，他们定居在娑罗室伐底河流域。娑罗室伐底河流域分布着甘瓦里瓦拉和许多印度河流域小型遗址。印度—娑罗室伐底文明理论有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漏洞是在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几乎找不到马匹和战车的遗迹，而最早的吠陀文献却频繁提到马匹和战车。

此后，在雅利安人抵达印度次大陆后，距离文字和城市生活的复兴，尚有数世纪之久。雅利安人对古典印度文明的形成做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贡献，就是形成了一种文化复合体，它综合了许多先前文明和文化的技术、习俗和信仰，其中残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化最引人深思。从日常生活层面看，今日仍可在信德找到实轮牛车，而南亚其他地区后来从印度西北引进了轴轮车，这可能是印度河流域文化残存的一证。从更高层面而言，印度教崇拜大女神和湿婆，这也可被看作印度河流域文明存续的一证。然而，到目前为止，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历史仍旧是自成一体的篇章，与后续印度文明之间的联系仍旧不够明确。只有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才能验证我们的猜测，即吠陀时代及之后的历史时期是否残存着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