遁世思想（2）
这些学说共同构建了一个道德的、客观的和严苛正义的宇宙，它无所不包，涵盖甚广。在这个宇宙里，美德总会得到回报，而邪恶终将受到惩罚，哪怕此世没有报应，来世也会得到报应。众生皆服从于这个严苛的法则，即便是众神也无法逃脱死亡和业报。转世和因果报应的学说，削弱了宗教思想中神祇与祭祀的重要性，后者虽在宗教思想中备受推崇与赞美，但仅能给人短暂的解脱和安慰。这些学说指向了新的解脱观念：从无限循环的转世轮盘之中永久地解脱出来。过去黄金时代的吠陀信仰，此时被提炼为世界需要经历的四个循环时代。在黄金时代，宗教知识已经圆满，人类生而长寿，具备美德，这是古代世界普遍持有的时间观。四个循环时代以吠陀骰子游戏掷出的点数命名：首先是圆满时、三分时、二分时与争斗时。在四个时代中，法在圆满时代最为纯净完美，之后每一代递减四分之一；人的寿命也在逐代递减，而为生存展开的斗争一代比一代残酷。我们不幸生于当今这个争斗时代，在此代走向尾声时，世界将被摧毁、重建，在新的黄金时代轮回重新开始，轮转不懈。
重生、因果报应、解脱和四时代学说，成为古代印度所有后续哲学发展的主轴。我们可以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找到这些学说的雏形，还能看到众多思想与之相互竞争。吠陀文献记录的这些蓬勃发展的新思想，虽然无法单独成为一门哲学，但后世哲学流派拣选其中的部分思想，从而对哲学思想做出了永恒的贡献；这些思想以“圣句”的形式表达出来，总结了祭祀理论最深层的真理，呈现出鲜明的一元论倾向，即在多元世界的底层，存在着唯一的、去人格化的原则。这些圣句，如“我即是梵”与“你就是梵”，意味着个人灵魂与去人格化的世界灵魂是联系在一起的。梵是绝对的、中性的，因此是去人格化的，而“非此，非彼”则表示梵不是任何的感官客体。吠陀经典里的祷文含有的知识，一度仅是赐予雅利安人的最高祝福，严禁低俗污秽者听闻，在这时则成为个人灵魂与梵合二为一的神秘知识，整合了个人灵魂与梵，一个人凭此有望脱离轮回，获得解脱。这股新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实际的祭祀行为抛诸脑后，专注于祭祀的内涵而非外在的仪式。渐渐地，祭祀理论放弃了仪式表演，转向了沉思和遁世的苦行。
遁世者
印度的苦行主义起源至少可远溯至《梨俱吠陀》时代。在《梨俱吠陀》里，静默的智者留着长发，或赤身裸体，或身着橘袍，四处游走，他们被称为牟尼。公元前6世纪的东方王国有一大群遁世者。有的遁世者弃绝社会关系，在森林中过着隐居的独身生活，以采集果实维生；有的四处游荡乞讨或四处讲学；有的苦修，夏天卧于火堆间，冬天身着湿衣裳；还有的沉浸于冥想。
研读《森林书》和《奥义书》的婆罗门哲学家与刹帝利哲学家依旧虔信吠陀经典里的知识，但这些沙门或遁世者则彻底敌视吠陀经典。在吠陀时代，生育子嗣以延续祖先祭祀是人的义务，而遁世者信奉为摆脱轮回而终生独身的新理想，两种观念背道而驰，冲突在所难免。如后世箴言所述，婆罗门与沙门，就像蛇与獴，天然为敌。
轮回与解脱这对难题此时已然是公认的术语，新学说正是用这样的术语表达的。许许多多的遁世者提出了数十种跳出轮回、达到解脱的方法，它们彼此相互竞争。对于未能在竞争中胜出的哲学，我们所知甚少，然而有三种哲学得到了历史的青睐：邪命外道、耆那教与佛教。邪命外道存活了近2000年，最后一次听说它，是在1400年左右的南印度。耆那教传播到整个印度，远至斯里兰卡，今日仅限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与南部的卡纳塔克邦。佛教虽然几乎在印度次大陆消失，但是传播到了阿富汗、中亚、东亚、斯里兰卡和东南亚。
三大遁世宗教针对轮回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对邪命外道者来说，未知的命运引领着灵魂由此世去往来世，而命运却远非人力所能影响。耆那教相信众生的灵魂十分多样，是无法简化的，其本质是纯净的，却被物质所遮盖、为物质所累。无论多么高尚的行为，都永远被物质奴役，因为灵魂会被新的物质所奴役；但与此同时，过往所造之业的影响也在减弱，此前累积的物质包袱也会逐渐摆脱。因此，解决之道就是完全停止行动。不杀生原则也许源自耆那教，之后影响了佛教和印度教，素食主义和动物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也受到该原则的影响。精神修炼最为精进的耆那教僧侣，采行最激进的遁世形式，自发绝食，以摒弃行动。另一方面，佛教则教导我们，将我们束缚于轮回之轮的并非命运或行为自身，而是欲，欲念驱动着人行动。若能扬弃欲望，则自身的行动将使人摆脱无尽的轮回。佛教的中庸解决之道，介于耆那教自我毁灭的遁世思想与世俗中人自我放纵的两极之间。邪命外道的信徒也许过着世俗的放纵生活，他们因纵欲而为世人所知，但这也许并不属实。
三大宗教的创始人是同时代的人，公元前6世纪，他们在恒河中游的憍萨罗、迦尸、毗提诃、摩揭陀与鸯伽王国讲学，这里诞生了最早一批皈依者。我们对于邪命外道导师末伽梨·瞿舍罗所知甚少。我们知道耆那教导师大雄是毗提诃的王侯；佛陀释迦牟尼也是王子出身，生于位于尼泊尔山麓的释迦族，释迦族当时处于憍萨罗王国的控制之下。这些导师在婆罗门化程度最浅的东方王国迅速取得了成功，阻碍了吠陀宗教的传播。在贸易和征服的配合下，这一新型的印度文明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我们从富商须达多的一则故事里可以一窥贸易与钱币的重要性。须达多想要向祇陀太子购买一块地致赠佛陀僧团。祇陀太子不想售地，因此开出了天价：将土地覆满钱币。须达多满足了这个要求。这个故事被刻在巴尔胡特佛塔上，我们看到仆人从二轮牛车上卸下当时通行的方形钱币，地上撒满了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