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1）

320年，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再度成为笈多王朝帝国扩张的中心。笈多王朝建立者是旃陀罗·笈多一世，这名字令人忆起6个多世纪前，夺取华氏城王座建立了孔雀王朝的冒险家。然而，笈多王朝绝非孔雀王朝的复兴。笈多王朝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不如孔雀王朝，但这一时期的艺术、文学与礼仪则符合古典时期的标准。国王的形象愈发疏远、神秘，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行使起来愈发不直接。古典印度时期的国王被迫屈服于更高的权威婆罗门；比起阿育王时代，他们对子民的习俗介入得更少了。

笈多王朝

如同阿阇世王，众王之王的旃陀罗·笈多创建了以摩揭陀为中心的恒河中游帝国。继承人所刻铭文用的笈多王朝元年，可能标志着他统治开始之时。他的儿子海护王沙摩陀罗·笈多通过兴战，大举扩张父亲留下的版图，兼并了恒河与亚穆纳河沿岸所有小国，迫使孟加拉、阿萨姆与尼泊尔等边境王国，连同西方的部落寡头一起向其纳贡；他沿着东海岸一路远征，最远抵达位于泰米尔纳德的帕拉瓦王朝的首都建志补罗。笈多人无意永久统治这些南方王国；根据宫廷诗人的记录，海护王“征服又释放”南方诸王，因此赢得许多荣耀，然而荣耀皆未持久。若海护王时期的一段铭文足供采信，那么，即便是斯里兰卡与印度—伊朗边界的远方诸王，也应献上臣服之意，连同美女进贡，以恳求笈多发布诏书，确认他们以臣属国统治自己的领土。然而，资料显示，诗人夸大了献礼的丰厚程度和外国使节在印度宫廷里说的赞美之词。海护王赞助宫廷诗歌、音乐等艺术的发展，并亲自参与其中。海护王时期的金币显示，他是双重平衡的象征——武士美德与艺术修养，再加上他支持宗教与正法推行，海护王就是古典时期王的典范。

海护王之子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结束了塞种人在印度西部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至此，笈多王朝的版图确定了下来，王朝达到鼎盛时期。公元400年，约为超日王统治的中期，北印度多数地区都在笈多王权统治之下。尽管笈多王朝的版图未曾到达南部的德干半岛，但对半岛北部的伐迦陀迦王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伐迦陀迦王子迎娶了超日王之女波罗婆伐地·笈多，但他去世较早，留下了王后和年幼的王子们，于是，王后罗婆伐地·笈多在王子们尚年幼时，担任了王国的摄政。

5世纪初，东晋高僧法显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度沙漠，越葱岭，到达印度，求取梵本佛经，后著有旅行记录《佛国记》。在《佛国记》里，他描绘了超日王治下的印度，非常接近他心中理想的社会状态。法显的记录非常具有说服力，他说，那里的人民富庶欢乐，国家不需将人民登记造册，也不限制人口流动。罪犯不受体罚，仅于再犯时才斩除右手。素食主义广为流行，甚至旅行僧未曾听闻有动物受到屠戮；仅有低种姓猎人才会贩售肉类。他甚至称人们不吃洋葱或大蒜，也不喝酒，但此种情况仅适用于某些高阶种姓。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贱民种姓的存在，他们与其他社会阶级隔离开来，当他们靠近城市或市集时，须以木头击地示意出现，以便他人及时避开。富人则兴建佛教僧院，捐资建立免费医院，照顾孤寡残障人士。

超日王及其子鸠摩罗·笈多一世统治时期，笈多王朝进入了繁盛时代，秩序井然；然而此时其他伟大文明正遭受中亚游牧民族的入侵。中国的匈奴人、罗马的匈人与伊朗萨珊王朝的嚈哒人可能是文化上相关联的族群，他们都说突厥语。印度也无法长久免于入侵；塞建陀·笈多以战胜胡纳人、拯救了王朝命运而闻名。胡纳人可能与这波入侵有关，他们在塞建陀统治初年开始出现于西北区域。第二波胡纳人入侵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在西北地区建立了游牧帝国，但也深入到了印度中部。从印度西北到印度中部，这一路的笈多诸侯国纷纷效忠入侵者，其他地区则脱离笈多统治而独立。虽然直到公元570年，东方的属国孟加拉省与奥里萨省仍以某种形式承认笈多宗主国的地位，但是，第二次胡纳入侵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仍旧造成了帝国崩解。胡纳人在西部与西北多个地区的统治一直延续到公元600年；之后他们似乎完全融入印度教社会，成为职业军人，被称为拉其普特人。

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状态，笈多帝国的中央权威并不能在疆域各处同等效力地贯彻执行，各省与中央的关系也在变化。恒河地区是中央直辖区的核心，海护王已削除该区域内的地方诸侯。核心的外围是藩属国带，诸侯国负有朝见、贡献和军事服务等义务。这些义务看似沉重，然而，不论是北部、东部的藩属国，还是西部与西南的部落国家，它们的内部事务仍掌握在王公或长老手中。笈多王朝对部落国家行使宗主权，可能有助于强化部落首领的权威，促进部落国家王权的成长。6世纪笈多王朝向东撤退时，在先前部落政权的区域内突然崛起了野心勃勃的独立王国；另一方面，最西与最东的省份，即卡提阿瓦半岛与孟加拉，由笈多国王任命地方势力进行管理，贡赋上缴王室。不过，由于地处偏远，管理一职逐渐世袭化，这两省逐渐近于半自主的进贡藩属国。当笈多王权式微时，卡提阿瓦的王公成为国王；孟加拉的王公则继续承认笈多王权，直到6世纪末。孔雀帝国所有省份似乎都由王子管辖，相较之下，笈多帝国的中央集权较弱，虽然有统一的中央集权，但统一的权力之下实际上保存着不统一。

古典印度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古典印度时期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于国王分享国家的生产力。国王的职责在于保护国家，相应地，他有权从农民收成中抽取一小部分，律法书中通常将份额定为六分之一，但要视国家的需求与当地自然条件而定。整个古代印度，短缺的通常是耕作劳力而非土地。因此，睿智的国王会鼓励邻近王国的居民移民到自己的国家，赐予移民农地的终身所有权，减免税收，提供种子、役畜，帮助农田灌溉，鼓励农民开耕处女地。虽然印度国王的言行仅受超自然力量的监督，但农民可以“用脚投票”，选择可获得温和待遇的国家。

虽然无法向森林中冥想的隐士征税，但是，因为国王向其提供庇护，因此，国王可以从隐士那里获得六分之一的宗教功德。这些看不见的奖赏促使国王和私人将土地与整个村社捐赠给有学识的婆罗门或耆那教、佛教僧侣；抑或向宗教团体捐资建造庙宇、修院或学院。王室捐献事实上是将国王应得的份额捐给了宗教人士；而私人想要将土地捐赠给宗教团体之前，则须付给国王应得的份额。国家自然不愿纳税田地脱离税籍，因此倾向将宗教捐献仅限于处女地，并禁止农民向处女地移民。因此，宗教团体促进了处女地的开发，也促进了耕地的扩大和农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