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1）

古印度的家庭、社会与政体结构植根于深厚的传统，直到今日仍旧持续发挥影响。我们必须将它们视为长时段结构，与形成历史叙事的一连串事件不同，它们变化的节奏更加缓慢。本章与下一章中，我们将换一个方向分析，检视社会制度与代表性观念，它们不是变动不居的事件流，反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缓慢发生着变化。

在印度，婚姻、亲属关系和家庭的形式高度不统一，因此，要在家庭层面总结印度社会，尤为困难。然而，印度的家庭与婚姻仍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我们可以从描述这些特征开始。请注意，这些特征仅是高种姓印度家庭与婚姻的特征，承袭自第三章讨论的吠陀模式，因此，它们并不是普遍特征，也不是典型特征。它们是精英性质的组织，而非大众组织；它们引人注目，具有典范性，为其他种姓提供了效仿模式。之后，我们会讨论其他种姓的模式与这些精英模式的不同之处。我们从精英典范讲起，是因为它们影响深远，“法论”里大量记载了这些典范。艺术作品则提供了另一些资料来源。一座精美的朱罗时期青铜雕塑，描绘了湿婆与雪山神女的婚姻，旁有妻舅毗湿奴和女侍，展现出完美的家庭景象。

我们从婚姻的两大特征讲起。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是牢不可破的。婚姻是双方父母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安排的，主要考量男女双方是否种姓相同、来自不同的家系分支且星座匹配。以这些因素为重，并不表示男女双方的感情不受重视，但感情并非婚姻的基础；婚姻应以建立双方家庭之间长久联盟关系为主要目的。男女之间可能会产生爱情，但是是在婚后产生，爱情并非婚姻的基础。过去这些联姻经常在男女双方童稚时期就已缔结，同时倾向让孩子在青春期前就订婚或结婚。现代的印度共和国则制定了法律，提高法定婚龄，婚姻的习俗也历经了其他形式的转变。

婚姻安排好后，则由祭司在圣火前唱颂吠陀咒语，神圣证婚。事实上，婚礼仪式是留存至今最为活跃的吠陀祭仪。整个仪式通过祝圣，给予婚姻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因此没有离婚一说。婚礼的仪式是将一对夫妻塑造成一个整体，目的在于进行家庭祭仪。在家庭中，年龄最长的已婚男性是执行长兼祭司。迎娶妾室的婚礼没有圣火和吠陀咒语，可在迎娶正室后举行，但可随时撤销。

以上是古印度的婚姻。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家庭的主要特征：数代同堂、土地共有和父权制。

比起夫妻子女组成的家庭，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人数较多。在印度，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通常是以父系传承；不过印度也有知名的母系传承案例，之后会讲到。假设父系传承是一个标准模型，那么，数代同堂的家庭成员通常包含夫妻、未婚女儿、儿子、儿媳妇与孙子、孙女，可见，大家庭至少有三代成员共同居住在一起。同时也可看到男孩与女孩的命运截然不同，男孩将留在父母家中，女孩长大后则离开父母家，迁入丈夫的家庭。这表示家中女性只有两类——妻子和女儿；而家中的男性没有什么区分，都是同一群男性先祖传承的父系亲属。

印度家庭多代同堂，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财产，意即家庭是财产的唯一持有者，家中男性皆持有财产份额。父母去世后，兄弟在长子的领导下，继续共同持有财产，只要家主之职持续传承给下一代长子，那么财产就可以无限共同持有下去。或者，他们也可平分财产。无论如何，家庭财产并非通过遗嘱交付，而是在古老习俗下，兄弟之间平均分配。此外，继承财产要等到家主去世之后，在此之前则由儿子共同持有。延迟分割继承权，也有助于维持多代同堂的家庭。

这里我们再次明显地看到性别的差异。多代同堂家庭的所有男女成员，都有权获得食物、住处、衣物，有权获得家中土地和家畜提供的资源，但仅有男性可以共同持有土地。由于女儿终将嫁入另一个家庭，因此不能成为土地等不动产的共同所有人。然而，她们出嫁时，确实会带走一部分可移动的家庭财产，特别是五彩纱丽、餐具厨具与珠宝，若家庭富裕，嫁妆的数量可能相当惊人。这份嫁妆称为“女人的财产”。由此可知，连财产也受到性别影响，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明显可见的是，共有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共同享有，因此只有拥有足够数量财产的家庭才谈得上共有，而这类家庭仅是少数。无论如何，家庭财产共有仍是印度生活的重要特征。在印度共和国，约10的家庭以未分割共有家庭财产的身份申报所得税。

最后，印度家庭为父权制，意即家庭掌握在父亲的权威之下，或者在兄弟持续共居的状态中，家中最年长的男性担任家主。印度家庭为双重父权。女性主义定义父权制度为女性受到男性制度化的宰制；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社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父权制度，印度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们描述的家庭模式中，还包括更古老、更狭隘的父权制定义：家主宰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家中所有女性，还包含儿子；即便儿子已成年、已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仍然受父亲监护。换句话说，家主是家中唯一的法定成人，有权对外代表大家庭所有成员的权利，其他人都是“未成年”。同理，他也是家庭中的祭司，向圣火献祭。

双重父权体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儿子即便成年，只要父亲在世，仍受其监护；在吠陀传统中，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男性的监护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吠陀时代，无论献祭的主角是已婚夫妇还是已婚男性家主，妻子在其中的角色都至关重要。但因臣服于丈夫之下，女性虽在宗教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却少见于典籍记载。

家主拥有的父权权威无疑很强大，但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并非家庭财产的唯一持有者，而是与子嗣共有。如我们已见，至少在古代，他无权通过遗嘱来不均衡地分配财产。在实务层面上，家庭如同企业，即便有成员死亡或替换，机制仍会延续，而家主则是替整个家族管理财产的经理。

印度的此种家庭模式，应理解为理想形态，而非统计意义上的一般印度家庭的特征。这是由宗教思想撑持的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体现在神话里，借由仪式神圣化。我们已经讲到，这些关于家庭的理想，在吠陀时期已然成形，其他早期印欧语系社会如希腊、罗马和波斯也带有部分相同的特点。在今日印度教徒的族群中，此种家庭理想仍拥有重要影响，虽然家庭模式的某些部分已被法律大幅更改。这些理想最重要的源头，是名为“法论”的法学文献，它将吠陀人民的信仰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并条文化。“法论”大多处理家庭法的两大主题：婚姻与财产分割。我们需要检视“法论”传统如何撑持印度家庭的理想形态。

广义来说，印度教认可许多不同种类的超自然人格化存在，它们可分为两大类：提婆或神祇，“父祖”或祖先。繁复的吠陀仪轨要求设置三坛圣火，并任用多名婆罗门祭司担任中间人，但相对简单的家庭仪轨则只需一坛家庭圣火，并由家主自行祭祀，换句话说，就是由家主担任祭司。家庭仪轨供奉两种超自然存在，对所有家庭来说提婆都是相同的，然而父祖，包含已逝的父系祖先，对于各个家庭而言却是特殊的。因此，家庭与祖先崇拜之间，社会与以神祇为主的“国家”宗教之间，均存在着结构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