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2）

印度宗教历史通过“累加”前进，而非通过“革命”，因此其体系与信奉《圣经》的国家的体系很不一样；后者大多否认此前存在的宗教，并要求信徒忠诚专一。例如，在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教中东的宗教历史中，“异教”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时期之间存在明确断层。当然，这种说法不是绝对的，许多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特征其实就是前基督教信仰的遗绪，比如圣诞树等。然而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在基督教的自我表述上，还是在更广义的实践层次上，改宗基督教信仰对欧洲人的影响都是相当显著的。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化的过程中看到。然而，在印度，可以明显看到古老宗教与新宗教并存，这让印度宗教图像呈现出一种地质学特征，不同年代的“地层”相互并列。这一特征的原因正在于印度宗教并不要求忠诚专一，而是将其他宗教形式视为较低层次、但同样能实现解脱的途径。

印度教复杂而结构松散，缺乏中央机构来定义正统并确立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也许我们可以说印度宗教是一个大家庭：各种宗教共同成长，因此拥有共同历史与一定的相似性。某份试图定义正统的文献最后仅获得了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不反对吠陀。这个标准仅排除了佛教与耆那教，因为两者都否定吠陀；但它包含了瑜伽派及其他教派——那些虽非源出吠陀宗教，却未否定吠陀权威的教派。这一对“法”的定义，体现了印度教的根本。

虔爱派印度教具有浓厚的大众宗教色彩，它包含社会各阶层中的大众宗教实践。祭祀则并非如此，作为雅利安人的“国民”宗教，它排除了首陀罗种姓和非雅利安人。遁世宗教也非如此，至少在早期阶段，它虽向众人开放，但仍由僧团或遁世修行者主导。在吠陀祭祀的理论中，仅有再生族的男性家主拥有进行祭祀的精神能力；但在数份印度教的主要文献中，参与虔爱宗教的人明显包含女性与低种姓。因此，女性书写的诗篇出现在印度教典籍而非吠陀文献中，也就并不意外了；此外，虔爱派印度教中也不乏低种姓的宗教诗人。

性别议题藏有许多细节，值得进一步探究。苏西·塔鲁和K.拉利塔有一个研究项目：在自古以来所有印度文献中搜寻女性声音的出处——并非谈论女性的文字，而是女性的作品。他们发现古代存在一种显著的模式。女性书写的诗主要出现在三种古代文献中：古泰米尔宫廷诗，一组由佛教尼众辑录的诗颂《长老尼偈》，以及女性虔爱派圣人所写的诗。相反地，没有或缺乏女性声音的文献有延续吠陀传统的“法论”以及梵文宫廷诗。在吠陀传统中，如我们所见，女性因在夫妻婚姻中具有高度价值而获得正面评价，但她们并非自主行动者；相对地，在泰米尔宫廷诗人、佛教尼众与虔爱诗人圣人中，女性则拥有更大的能动性。此外，在这三类文献中，低种姓者也贡献卓著。换句话说，比起吠陀传统，这三个团体更大众，更具有社会包容性。如此，吠陀传统与后孔雀王朝时期较新的虔爱宗教的融合，正代表着吠陀传统社会基础的扩大。

倘若虔爱主义有如此大众，我们必须问，为何它未能在后孔雀王朝时期之前崛起呢？答案可能就在于大众宗教与婆罗门、佛教僧尼和抄写员这一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阶级垄断了现存文献的写作权。后孔雀王朝时期，似乎也是这一阶级创造了“印度教大融合”，调和了大众宗教与吠陀传统，并将这个融合用文字记录下来。这种融合形成的方法与毗湿奴的化身和湿婆的家族成员的产生方式相同：将过去独立的、地方性的崇拜对象整合在一起。

毗湿奴是吠陀时代已知的神祇，但仅处于次要地位，直到后孔雀王朝时代，才发展成为主要神祇。毗湿奴的通常形象是：倚靠在多头眼镜蛇之上，世界创造者梵天则从他的肚脐出现；或是四臂立像，手持法螺、神轮、神杵与莲花，并与巨鹰迦楼罗并列。毗湿奴拥有十种化身，或者说十次下凡事迹，在不同的世界与时代显现为肉身，击败恶魔并拯救良善：鱼，在大洪水中拯救摩奴、七贤人与吠陀；龟，成为众神与恶魔搅动海洋的搅棒，以获取沉于洪水的珍宝；野猪，拯救大地女神免于洪水；人狮，杀死魔王毗罗尼亚伽西婆；矮人，吠陀时代的毗湿奴；持斧罗摩，杀死压迫婆罗门的刹帝利，并21次清理世上的刹帝利；阿逾陀的罗摩王，借着猴王哈努曼的协助，由兰卡魔王罗波那手中救回妻子希妲；黑天，史诗《摩诃婆罗多》中阿周那的战车手，也是中世纪牧牛女的吹笛爱人；佛陀，有些文献宣称，毗湿奴以佛陀的形象现身，引领恶人落入旁道；未来的化身迦尔吉，身骑白马，手握火剑，赏善罚恶，重建黄金时代。在中古时代，特别在北印度，罗摩与黑天是最重要的两个化身，毗湿奴派信徒对两者特别虔诚。

这些故事似乎来自不同地区，然后被以化身的名义整合到毗湿奴身上。类似状况也发生在湿婆身上，虽然并非以化身的形式，而是以湿婆本人或其家庭成员的不同面相呈现。湿婆似乎也是源于吠陀的次要神祇，其地位同样在虔爱宗教时代获得大幅提升。因此我们看到湿婆作为瑜伽之神，以弃世隐士之姿双腿盘坐在虎皮上，缠绕的发间装饰着新月，戴着以蛇或骷髅串成的项链，手持三股叉；湿婆也是美丽的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英俊丈夫；湿婆作为舞蹈之神，立于恶魔背上，四臂与发丝在光环中飞扬；还有非人形象的化身林迦。湿婆的妻子也有不同面相，包括美丽的妻子帕尔瓦蒂与刺杀牛魔王的狂暴女神杜尔伽。湿婆与帕尔瓦蒂的儿子塞犍陀是骑着孔雀的英俊武士，与南印度的达罗毗荼神祇穆如干神同化。另一位儿子——骑着老鼠的象头神伽内什，则擅长移除阻碍，因此人们在旅行、写书或考试前，都要祭拜象头神。毗湿奴的化身和故事，以及湿婆家庭的诸多面相，在古典时期转化成一部神话集，名为《往世书》，并为古典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及中世纪诗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可以说，作为印度教产生的源泉，宗教崇拜并非是后孔雀王朝时期才形成的，只是到这时才转化为书面形式，其起源应该更为古老。而这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如许多学者观察，印度河文明的遗留物与历史上印度教的遗留物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尤其是对湿婆和女神的崇拜方面。倘若古老文明与后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教之间真的具有连续性，那么发展为印度教的众多元素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南亚的新石器时代。如果我们从吠陀时期前的印度河文明宗教信仰开始研究，印度宗教历史的结构将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