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3）

宗教光谱

古典晚期的宗教光谱非常宽广多样，因此我们无法将印度的或哪怕只是印度教的思想简化成一系列普遍的学说。这种多样性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宗教历史的叠加性，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没有统一的宗教机构来定义正统、惩处异端。印度宗教一般认为，不同个体拥有不同的精神能力，需要独特的宗教修行方式。每个教派都宣称自己的方式优于他者，但也承认，当信徒的精神水平不足以进行更高层次的修行时，其他教派的方式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精神层次。

这种对于不同宗教体系的包容态度，有时并不能阻止教派争论愈演愈烈，但可以让古老的宗教思想在相抵触的新思想崛起时存续下来。因此，古典晚期的宗教剖面就像一柱地质岩心，可以分辨出不同时期积累的地层。而对王室来说，不去压制王国内存在的任何教派，在某种程度上雨露均沾地给予支持，反而更便于治理人民。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古印度王国拥有单一国教，无论国王个人的宗教倾向如何，所有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皆受王室“支持”。以下通过简要篇幅，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古典时期宗教的多样性。

古典印度晚期，吠陀传统依靠“法论”得以延续；如前所述，“法论”阐明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宗教职责。这些职责恒久不变且不能违背。当然，我们已经注意到，“法论”也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席卷印度社会的宗教观念变迁。许久之前，“法论”就已经与素食主义和出家生活等遁世者的理想言和，即使后者挑战了吠陀家主结婚、繁衍并向神祇与父祖献祭的职责。这种调整体现在人生的四行期中。再生族在入法礼后首先进入第一行期，即梵行期，向导师学习。接着他将结婚并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家居期。从家主职责退下后，他可以住在丛林草屋中，以采集野果维生，于树下冥想。最后他可以进入第四阶段，即遁世期，沿路乞讨食物，从不在一地停留两晚。对于所有再生族来说，只有前两个阶段是必须经历的，而后两个阶段只有在家主职责已尽时，才可选择性进行。

除了罗列前述职责的法律经典外，对吠陀本集与《梵书》进行注解的学问被称为弥曼差派。弥曼差派曾试图指出经典中再生族应遵循的仪式规定。因此，即使在古典印度晚期，吠陀宗教仍旧活跃，仍有国王继续举行马祭及其他高等仪轨，虽然印度教寺庙与圣像的祭仪更受欢迎。

这一时期最能代表遁世信仰苦行传统的是8世纪南印度婆罗门大哲学家商羯罗。商羯罗代表的哲学传统被称为吠檀多派，意即“吠陀的终末”，指的是吠陀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奥义书》。商羯罗主张不二论，重申真正实在的“梵”的不二性以及它与自我的同质性，并认为现象世界的幻象或欺骗让凡人误以为事物间的差异是真实的。只有对梵的真知能驱散幻象，并使人从轮回中获得解脱。吠檀多派补充了“法论”与弥曼差派。如同这二者，吠檀多派也根植于吠陀文献，但“法论”与弥曼差派定义的是已婚家主的吠陀职责，而商羯罗的不二论吠檀多面向的则是已然遁世、超越吠陀职责、追寻上知的遁世者。商羯罗哲学受佛教影响甚深，虽然他坚信内心深处自我的实有，而佛教徒则否定恒久灵魂的存在。无论如何，商羯罗致力于调和婆罗门传统与遁世宗教，并降低了佛教与印度其他宗教的对立性。

同一时期，印度教虔爱主义也在南印度的帕拉瓦王国和朱罗王国中蓬勃发展。毗湿奴派与湿婆派的圣者，即阿尔瓦与那亚那，通过以泰米尔语唱颂的爱神诗歌，广泛传播情感强烈的宗教。这类圣者并非全是婆罗门男性，其中部分是女性，部分是低种姓。因此，这项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大众支持，这是排外的婆罗门正法教义和遁世教义无法企及的，也不想得到的。然而，在诗人圣者的时代之后，南印度的虔爱运动一方面产生了结合自身教义与史诗性神话的梵文经籍《薄伽梵往世书》，另一方面产生了婆罗门学者罗摩奴阇提出的二元论吠檀多神学，试图展现虔爱主义源于吠陀典籍，由此，南印度的虔爱运动更加靠近婆罗门正统学说。在保守的婆罗门眼里，寻求声望是为了重新确认信众群体内部种姓差异存在的精神基础，而这些区别在虔爱派诗人—圣者们看来，往往只具有社会意义，不具有超然的意义。但同时通过婆罗门神学家的游历，虔爱运动由单纯的区域性的运动发展为全印度的运动，后续突厥人治下开启的北印度虔爱诗人圣者的伟大时代，正是受到南方导师的启发。

虽然印度教徒虔爱信仰的主神为毗湿奴与湿婆，但对提毗女神的崇拜也在古典晚期逐渐兴起。也许我们可以将密教或以女神为核心的性力派称为印度宗教历史的第四个“宗教阶段”。这种宗教继虔爱主义之后，在古典时期和古典时期晚期崭露头角。它是印度教与佛教的神秘主义派系，由高阶信徒奉持修行。提毗通常作为湿婆妻子的不同形象显现。哲学上，女神是湿婆神力或性力的体现，湿婆若少了女神，仅是缺乏生气的躯壳，因此湿婆与其性力的性结合，成为生命圆满的象征。这类女神信仰崇拜带有某些魔力色彩，仪式经常在火葬场或十字路口等不祥之处举行；在夜深时，以酒、动物祭品甚至人血献祭。女神崇拜或性力派也许延续了印度河流域的母神信仰。无论如何，几乎所有印度村庄都会向女神祈求无病无灾；这类信仰无疑也很古老。虽然提毗通常是湿婆的配偶，但任何神祇发挥的力量都可拟人化为其配偶。印度宗教中多数支系，包含佛教在内，或多或少都受到性力派影响。

密宗代表着包含大女神信众在内的那些教派：他们通过蓄意违反社会伦理的仪式实践来寻求解脱。例如“五M”仪礼：信徒饮酒、食鱼、食肉、干谷，并进行性交。这类仪式通常在隐秘处举行，仅有教派中最资深的成员参与。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当时的道德观，而是要把敬神者的地位抬升到传统的赞颂、责备的情感之上，抬升到家庭荣誉感之上，通过刻意打破仪礼中的禁忌，来从轮回之轮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力量全然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广大男性并不赞同饮酒、食肉与婚外性行为。这些教派明显很小众，且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指摘。然而，早在公元1世纪，我们就听闻类似的实践，在古典时期晚期，他们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人们越来越相信，在乱世，人性开始堕落，禁欲的吠陀祭祀中的严格要求已超出了当前人类的能力，因此，婆罗门把密宗作为一种适应人性弱点的宗教，给了密宗一席之地。而密宗信徒则认为吠陀的祭祀、冥想和虔爱主义是行之有效的宗教修行，尽管这些是次一级的，适合新手或宗教能力不高的人修行。然而，长远来看，密宗也取得了令人尊敬的地位。我们在文献里得知，早在戒日王时期，虔诚的王子和公主们参加明显带有密宗色彩的宗教仪礼，但这些仪礼并不违背道德。密宗里更有地位、信众更多的派别被称作“右道”，他们用无害的象征物替代了禁忌物，或者干脆忽略了更令人反感的仪礼，比如“左道”的顽固派别依旧实践的5M仪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