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商人

自8世纪左右起，伊斯兰文明成功地扩张到了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印度深受影响。这一扩张创造了一个贸易、外交、品位与知识的国际化世界，这个世界以不同方式深入并融合了印度文明，并对其加以借鉴和补充。通过伊斯兰世界，印度思想和发明得以在中古晚期传至欧洲。9世纪波斯象棋大师巴格达的阿德勒认为印度对世界有三大贡献：恰图兰卡，《五卷书》，以及0的发明。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来自印度。

伊斯兰在亚洲扩张了8个多世纪后，欧洲国家自哥伦布时代开始扩张势力，横跨亚非，远达新大陆。这是一场真正的世界性扩张，比伊斯兰扩张范围更广，却建立在伊斯兰国家积累的地理知识和新的航海科技之上。通过不同的途径和崭新的方式，印度文明再一次受到深刻影响。

欧洲势力向世界扩张前，对中古基督教欧洲来说，印度位于地球的边陲，在遥远的地平线，是一切事物都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奇异之地。对欧洲人来说，由于缺乏经验佐证，印度的奇特性毫无限制地发展成怪异或美好的形象。例如，中古时期的动物图鉴经常写道，大象的腿像柱子一样，没有膝关节，一旦倒下就无法起身，因此必须靠在树干上站着睡觉。接着又说，猎人经常将树伐到一半，等大象靠上去跌倒而无法起身后将之捕获。各种关于印度的奇思异想，是古希腊作者留下来的，并被不断地转述。

中古欧洲对印度的印象十分梦幻，但并非是凭空捏造的，也有历史渊源。古希腊—罗马的遗产是这类印象的重要来源，中古欧洲人从中撷取了最富异国情调的图像。例如，大航海时代刚拉开序幕，欧洲商人冒险家前往印度之际，西方印刷术方兴未艾，《纽伦堡编年史》于1493年出版面世，其中有对神奇的印度人种的描述——依靠气味为生的无嘴人和脚掌向后的人，这些都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作家克特西亚斯的道听途说。除了令人不悦的、奇异的想象外，欧洲人同时也对印度怀抱着美好的想象，认为它是奢华、富裕之地，有引人渴求的昂贵商品，比如钻石、丝绸、异国动物和香料。富有的声名自然是古代贸易的结果，如前所述，只有最珍贵的商品才能负担得起远程运输的高额费用。从《圣经》的所罗门王开始，印度一直是异国昂贵商品贸易的源头、古罗马奢侈品的供应地，比如珍珠、象牙、丝绸和宝石。如第八章所述，印度贸易导致的财富外流，甚至引起了当权者的警戒。罗马帝国崩毁后，欧洲经济逐渐恢复，在中古时期开始缓慢成长，印度商品再次涌向欧洲。然而，这时的印度是伊斯兰扩张时开创的庞大亚洲贸易世界的一员，伊斯兰商人和国家则成了欧洲与印度的中介。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恢复了哈里发在伊斯兰社群的领导地位，还进一步稳固了欧亚贸易中伊斯兰的核心地位。与欧洲国家不同，伊斯兰国家通过贸易、探险对印度有直接的认知，对欧亚地理也有更真实合理的了解。欧洲人撷取这些地理知识，再加上与印度及其他区域进行贸易而获得的经验，真实的印度才开始清晰起来。

威尼斯通过与东方的伊斯兰国家进行奢侈品贸易而致富，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迅速开始寻求绕过伊斯兰直接通往印度的通道。哥伦布猜测持续向西航行，终将到达印度，当他抵达新大陆时，他认为自己已抵达印度。哥伦布的假设是依据早期印刷的世界地图得出的。这些依据托勒密的地理学所绘的地图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当时并无确定经度的有效方法，根据托勒密提供的信息绘制的世界地图，过度估算了欧亚大陆的东西距离。由于地图将亚洲海岸画得过于靠东，导致观者可能认为欧洲到亚洲在另一方向的距离即跨越大西洋的距离不是太远。这些地图的另一个特点是，国家虽标了名称，却未标出疆界，看上去印度似乎包含整个亚洲，向东直达海岸。在托勒密的地图上，印度本土被称为“恒河内的印度”；“恒河外的印度”则指东南亚；在中国北部则可见“上印度”字样：看上去印度就像是整个亚洲的名字。1545年的托勒密地图是以欧洲大航海时代增进的印度知识为基础修正的。

西班牙很快占领了美洲和菲律宾，葡萄牙人则首先完成了另一个方向的成功探险。从公元1498年达·伽马的航行开始，葡萄牙人采取南向航线，绕过非洲前往印度海岸。接下来一个世纪，葡萄牙人创造了一个海上贸易帝国，从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到中国南部的澳门，通过与当地政府签订条约，这个帝国建立了许多小型陆上据点。葡萄牙人以纵横交错的武装船舰网络掌控海洋贸易，要求其他国家的船只向葡萄牙人申请特许状，并规定某些商品只能与葡萄牙人进行交易。通过这个方式，葡萄牙掌握了香料及其他商品的贸易。相对地，葡萄牙人也从美洲带回了影响深远的亚洲农作物：适应当地土地和气候的马铃薯和玉米；新的奢侈品如烟草与凤梨以及番茄与辣椒，难以想象这两种已深刻融入印度烹饪的作物，竟是在近代才引进印度的。如第九章所述，葡萄牙人在南印度的毗奢耶那伽罗王国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为其提供南方缺乏却又是对抗北方邻国所需要的马匹。

葡萄牙人还将天主教带到了印度，来自不同国家的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学习印度语言、寻求信徒改宗，并试图在南印度古老的圣多马派基督徒团体之上树立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圣多马派基督徒宣称由耶稣的门徒多马领入基督信仰。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受到不同方向的拉扯，有时寻求融入印度文化，有时则想要脱离。在一个极端案例中，耶稣会士试图以印度人可接纳的方式介绍基督信仰，导致意大利耶稣会士罗伯特·诺比利采行婆罗门隐士的穿着与言行。然而，这种行为导致了印度的“礼仪之争”及稍晚教皇对耶稣会士的压制，最终被罗马禁止。另一个极端案例，则是在果阿建立的宗教法庭——因为担忧基督教受到印度教信仰与实践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天主教徒的正统信仰。葡萄牙人控制印度贸易的高峰期，作为交易媒介的葡萄牙语在印度两侧海岸广泛使用，部分葡萄牙语词汇也进入印度语言中。例如印地语中的“almari”及“tauliya”，显示出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野心很快发生冲突，最后由教皇解决了争端。教皇划下了一条穿过南美洲的子午线，给予葡萄牙巴西以东区域，以西区域则归西班牙。其他欧洲国家及公司也开始争取利益。公元1600年前后，在欧洲内部竞争的推动下，欧洲的政治、经济势力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张。英国人、荷兰人、丹麦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的人共同成立东印度公司，垄断了母国与印度的贸易。这些公司中经营最得力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与葡萄牙人在印度贸易竞争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场竞争的最后结果是，葡萄牙人被局限于印度海岸的一些小型贸易据点，荷兰人将力量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香料群岛，英国人则逐步主导了印度的贸易。

在殖民统治之前，欧洲与印度的贸易在许多方面延续了旧日的罗马贸易，即印度向欧洲供应各种稀有商品，比如香料、宝石和奢侈的制成品，特别是织物，来换取欧洲的金银。虽然这些贸易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体上是稳定的，但欧洲扩张时期的贸易方式却相当新颖，其中涉及创立贸易公司，这些贸易公司拥有本国在亚洲贸易的垄断权，利用武器自卫并压制竞争对手。这些公司并没有促进自由和平的贸易，而是以武力维持垄断。他们与印度政权建立政治关系，建立并维持陆上的小块飞地，在飞地收集具有交易价值的商品运送回国，同时也出售来自欧洲的商品。欧洲各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并不仅仅是商业投机，他们必须发挥政治作用，与印度统治者进行谈判。这些情况导致了欧洲通过一群商人统治印度领土及其人民，这在印度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