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2）

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成立了“雅利安社”，在他的启发下，旁遮普的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达耶难陀并非接受英文教育并受到欧洲知识洗礼的都市精英，他是一名僧侣，不谙英语却熟稔梵语。他的运动很快传到整个旁遮普和恒河流域。他的改革信念，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到吠陀”。他认为吠陀与吠陀社会无种姓之分，不崇拜偶像，没有众多神祇、庙宇和繁杂的仪式，只有以圣火为核心的简单崇拜仪式。他也反对《往世书》等后吠陀时期留下的大批文献，视其为腐化现象。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通过出版、积极传道和主动邀请其他宗教的印度人改宗，来推行印度教改革运动。

同一时间，一个被称为“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的僧侣团体，在加尔各答掀起另一场十分不同的运动。传道会的名称来自迦梨女神庙的一名苦行僧罗摩克里希那·帕拉马汉萨，他宣称可以通过其他宗教途径通达天听，不论是印度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他没受过太多教育，却深具个人魅力与天赋，吸引了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孟加拉青年，这些青年成了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的创建者。其中最有名的弟子是兰特拉纳特·达塔，法名为斯瓦米·韦委卡南达。1893年，韦委卡南达前往芝加哥参加多国宗教领袖齐聚的世界宗教大会，成了国际知名人物。他的藏红花色袍服和头巾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演说一路传回印度，他也以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形象凯旋。韦委卡南达成功将大学教育与罗摩克里希那导师的教诲融合在一起，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较为先进，特别是科学和技术，而东方，尤其是印度，则长于精神文化，而两者都是人类所需的。这一主张广为印度人和西方信徒所接受。罗摩克里希那传道会很快在印度开枝散叶，更成为在欧美推广瑜伽并改革印度教的先锋。

面对欧洲的新情势，印度人反应不一。在殖民统治的约束下，不得不对欧洲模式妥协，政治观点的直白表达仍受到限制，只有宗教事务不受政府过多干涉。因此，只要不直接冲撞印度的外国统治者，宗教领域反倒成为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这种情势让宗教逐渐成为公共辩论与行动的重要领域。前述的改革派运动知名度高且影响力深，但绝非群众运动。它们在塑造民族意识方面有一定影响，但是在某些方面，同时期发展的其他传统宗教复兴运动范围更广、影响更深。在印度教运动中，保护牛类和复兴虔爱主义的运动都非常受欢迎。

印度穆斯林对欧洲思潮的反应也不一致。这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之一，是由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在阿利加尔成立的穆罕默德盎格鲁东方学院。长期掌握统治权和大片土地的伊斯兰教，在接受新的大学教育与欧洲新知的速度上，落后于印度教徒。建立阿利加尔学院是为了提升穆斯林的教育水平，希望他们在接受伊斯兰教育的同时，也可获得英语和现代科学的知识。另一种对于西方思想和现代主义力量的迥异反应是教授传统伊斯兰教知识的德奥班德学校的创建。这一派认为只要当局支持盎格鲁—伊斯兰家庭法，他们就愿意接受英国统治；这类学校致力于传授伊斯兰教知识。德奥班德成立了专门组织，用乌尔都语而非阿拉伯语印刷宗教著作，并鼓励用乌尔都语来做宗教论述，成功扩大了社会基础，吸引了更多人接触传统主义的伊斯兰文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不少德奥班德学校。

印度国大党

1857年的大起义很快发展成复兴莫卧儿帝国和印度王公旧政权的战争。英国人耗费巨资，以残酷武力镇压了起义，莫卧儿帝国政权正式灭亡，最后一任君主流亡海外。虽然或多或少通过武力取得，但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开始是在莫卧儿帝国授权下进行统治的，然而这个说法逐渐被另一个取代：莫卧儿帝王受到英国供养。这说法完全翻转了两者的关系。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现在和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一起终结了。印度政府直接由英国王室，也就是英国议会接管，作为象征，毫无实权的立宪君主——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她的头像出现在卢比上。

大起义后，新的政治家掀起新的政治活动。新政治家多数并非出自旧政权的精英，他们并不是德里附近或内陆城市的莫卧儿贵族和大地主；相反，他们多数是来自新的海岸城市并受过新式大学教育的领导群体。这些海岸城市不断发展，成了殖民政府的中心，特别是三个省的首府：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这些地方的人更熟悉欧洲思想。事实上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律师，他们精通法律，由此掌握了殖民政府的专业知识，这正是有效的政治行动所必需的。他们是新印度理念的引领者，其关于现代印度的想法深受英国帝国主义和欧洲文明的影响。

虽然英国统治者严惩倡议推翻政府的行为，但也承继了莫卧儿帝国和旧印度王国的传统，允许子民向政府请愿，因此请愿一直被视为请求政府采取行动或改革的可行通道。如前所见，自拉姆·莫汉·罗伊的时代开始，各省首府的新印度精英就擅长运用这种政治行动。这类单一议题的倡议逐渐扩大，通过报纸和其他方式扩大传播，受到大范围甚至全国性的关注。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运动在现代情势中构建了新印度的意涵，最终在1885年发展出印度国大党。这个团体一开始仅是新领导者的政论社团，分散在三省首府及其他小城市中，然而现在，它首次成为年度盛事，各地成员群聚，代表印度人民，向政府建言。这是新政治思潮中，印度民族的概念首度以实体呈现。

关于国大党的形成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它最初并非群众运动，直到20世纪，在圣雄甘地引领下，才转变成群众运动。此外，它也缺乏任何实质意义的代表性。虽然它宣称代表印度人民，但本身并不民主，而是基于精英有权领导的想法。如同头脑指挥身体，新领导人也视自身为印度民族的头脑，因接受过先进的知识和教育，所以代表广大人民发声。其次，它的过程是温和的，完全以符合宪法的方式达成目的。如同拉姆·莫汉·罗伊，国大党也认为要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至少目前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英属印度政府。因此，国大党支持英国统治，但在维持大英帝国统治的同时也不断追求印度自治。第三，它视印度人民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不分宗教信仰，因此特别注意在运动中同时纳入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这些正是19世纪最后25年中，印度民族主义逐渐成形时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