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小说

亚洲象(4)

书名:大象与国王本章字数:2118

在抛开人类活动所导致的退化后,对印度曾经拥有的自然植被进行推论。过度放牧是导致退化的主要因素。在一篇被大量引用的文章中,慕克吉谈到了恒河平原的现状,论述了由家畜导致的过度放牧情况:

平原上,在干旱草地或灌木丛林,植被与人类的平衡关系相当微妙。在现有的开发模式下,印度河-恒河平原上的绝大部分土地可以支撑所有人类和牛类的生活。开发强度增加后,自然植被会进一步被破坏,植被的数量和性质会限制动物的生存数量。一旦外界压力消失,植被的数量马上就会恢复到峰值。但是,在现有条件下,外界压力不可能消退。干旱草地和灌木丛林几乎处于稳定状态。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和家畜是源自外部的干扰源;受此影响的干旱草原,其平衡状态是一种非自然的状态,是过度放牧家畜的结果。

但是,推测人类定居之前自然状态的森林,得到的结果是否正确?推论毕竟不是事实,而是基于一种理论——它认为植物生命的自然演替可以达到一种被称为“极峰”的平衡状态。“极峰”概念有可能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该理论从自然状态的概念中排除了野生动物和人类的影响,将这种状态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气候和土壤;因此依据该理论,动物的行为活动必须要被认定为非自然行为,这听起来非常奇怪。这个概念传达的稳定状态也与历史不符,毕竟历史就是在不断变化。在印度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森林是自然的植被形式,这种观点十分可疑。造成这种观点的是下面这个理论:植物演替趋向于自然的平衡状态。这种自然平衡思想是时间上的反向推论。该理论与任何一段历史都不相符;因此,这种分析方法如今已被生态科学所抛弃。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使用其他类型的证据。这样才能提升森林历史这门学科的前景,使其成为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互相合作的领域。

这种怀疑可以帮助我们从印度森林科学领域的古老文献所推论出的“极峰”观点中解脱出来,讨论该区域是否存在热带稀树草原。说印度没有真正的草原便是无知;因为这个国家有数量和种类众多的野生食草动物。鹿就有9种,包括水鹿、沼泽鹿、麂、豹纹鹿、豚鹿、鼷鹿等,大小各不相同,栖息地也各异;羚羊有6种,包括蓝牛羚、黑羚羊以及印度瞪羚等;牛有三四种,包括野生水牛和印度野牛等。乔治·沙勒研究了印度中部甘哈公园的动物群,这一经典研究展示了若干食草动物之间的互补性和生态位特化的情况,它们紧密关联于同一地方。今天家养的绵羊、山羊和牛都是在南亚发现的野生物种的后代,它们与中东地区的家畜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家畜在中东首先完成驯化。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食草动物都在用它们的牙齿雕刻着印度的地貌景观,维持着开阔的草地和牧场的规模,阻止树木侵蚀草地、扩张领地。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过度放牧家畜会导致巨大的环境破坏。我们只是要记住一个事实,牧畜在我们所见的历史中一直存在,将其假定为破坏自然平衡的外部因素与历史真实互相矛盾。自全新世的气候变化发生以来,人类也成为印度环境的一部分;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与畜牧是同时出现的。而野生食草动物则一直都存在。

让我们暂时搁置排除食草动物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天然植被情况,重新开始讨论,我将重新分析聚落考古及其证据基础,以及其与最近引入的花粉分析证据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将从恒河平原的考古研究和定居史开始论述。想要考察定居和印度所谓“第二次城市化”对环境的影响,需要进行相关的考古研究。“第二次城市化”这个说法是相对于此前数百年印度文明的城市而言。这一考古研究将关注森林砍伐和环境变化。历史学家D.D.高善必和考古学家D.P.阿格拉沃尔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恒河流域曾经森林密布,而第二次城市化是在比哈尔邦的铁矿得到开采后才完成的。人们将铁制成清除森林的工具,于是农田取代了森林。在马克汗·拉尔和乔治·埃尔德希的研究中,这一版本的森林史做了很大修正。

马克汗·拉尔重点关注恒河平原上游地区的多阿布地区,即“河间冲积地”,也就是恒河和亚穆纳河之间的区域。这两条河在普瑞阿亚格汇合,而普瑞阿亚格的故名为阿拉哈巴德。多阿布以及整个恒河流域都由厚达4 000米到6 000米的冲积层平原构成。有文献可以证明,这里曾经遍布森林。《百道书》证实了从萨拉斯瓦蒂河到萨德拉河——也就是现在的根德格河——曾经存在着茂密的森林,人们只能用火将森林清除后才能定居于此。根据《摩诃婆罗多》记载,俱卢族的都城象城就位于森林之中;他们的流亡亲族——般度族只能在清除茂密的森林后,建立都城天帝城,即今天的德里;俱卢族的盟友般阇罗族则在多阿布上游的森林中建立国家。后来的文献《往世书》中谈到了一些神圣森林,包括位于多阿布的3个森林,即俱卢林、飘忽林和净修林。净修林在《罗摩衍那》中被确认为圣人蚁垤的居处,也是悉多生下俱舍和罗婆之处。在较为古老的冲积层中,人们发现了古代大象的化石,同时还发现了马、犀牛、河马的化石。从信史记载的时代以来,我们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大象、狮子、老虎、犀牛、野驴、黑羚羊的存在。最晚到16和17世纪,阿布勒·法兹就已经记录了人们在多阿布地区捕猎狮子、老虎、大象的情况。孢粉记录显示这里曾有松树、印度黄檀、柚木、喜马拉雅雪杉、假阿拉伯胶树、喜马拉雅柏树以及竹子和刺槐。在铁路被引入的19世纪,森林生长得非常茂盛充足,既可以充当燃料,又可以做铁轨的枕木,尤其是婆罗双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