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云南大象北上的故事被搬上2022年春晚的舞台，而此时我已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当人们都在好奇野象迁徙的原因时，我正在校对本书中有关大象在中国退却的这部分内容。现在回想起来能翻译这部优秀的著作颇有些机缘巧合。2018年底，我偶遇四川天地出版社的黄媛女士，无意间接触到这本书。令我惊讶的是该书作者特劳特曼的另一本著作《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正是我读研时期的专业课教材。于是，我欣然接受本书的翻译任务。

首先，这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作者托马斯·R.特劳特曼是美国著名印度史学者、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文提及的两部著作都是印度古代史学者和学生必备的参考书。本书也是一部融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作，涉及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军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是一部跨学科著作；它以宏观视角探讨大象在南亚、东南亚、东亚、西亚、北非以及部分欧洲地区被人类利用的历史，以大象为切入点从整体上考察亚、非、欧三大洲使用大象的情况，因此也可称得上是一部有关大象的世界史；它考察了从古至今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大象的情况，以及战象的产生、发展、传播和衰落的过程，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新史学著作。

其次，这是一部优秀的环境史著作。此前，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书以中国为中心，根据大象数千年退却的历史趋势，分析中国历史上自然与人文的变迁。而本书则以全世界为研究范围，根据有关大象的文献考察古代的王权形式、政治管理、经济交往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

最后，这也是一部有趣的作品。本书的三个关键词，若按照重要性排列，依次为印度、亚欧大陆、中国。在亚欧大陆范围内，除中国外，几乎各个时期的不同文明都存在使用大象的习俗，但唯独中国拒绝使用大象。该问题一直是我在翻译本书时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的兴趣点。特劳特曼将其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土地伦理”。与印度自然环境造就农、牧、林三种区域互补分布不同，中国主要有两种土地使用模式——游牧区和农耕区。这两种土地使用模式以长城为分界线泾渭分明，长城以北为游牧区，以南为农耕区。而在古代，由北向南依次为游牧区、农耕区、林区。中国的环境条件决定着农、牧两大区域的地位重要，且以农耕区为主，森林地带最为弱小，仅是农耕区的附庸。因此，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华文明而言，直接将森林摧毁变为耕地，再将森林部落纳入主流经济体系之中，才是最优的管理方式。读罢此言，我颇为特劳特曼的洞察力所震撼。

另外，在翻译过程中我遇到几点困难，特此说明。

第一，关于专有名词的翻译。本书中许多词汇涉及印度史和世界史。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需要参考专业字典、辞典，所用之专业辞书会在下文第二点中列出。对于没有中文译文的术语，我会参照相关工具书，结合文本给出译文。例如，MātAṅgalīlā这部印度古代文献。我查遍相关资料，并未找到对应的中文译名。“MātAṅga”梵语词典解释为“大象”，音译“摩登伽”。而“līlā”梵文词典解释为阴性名词游戏、娱乐之意。汉语中的“猎”字恰好有“打猎，捕捉禽兽”之意。因此，我将MātAṅgalīlā翻译为《象猎》。再如，“Indianized kingdom”和“Indianizing kingdoms”两个术语的译文，在此需要详述区别。在英语中表示“使……如何”之意的动词，其对应的形容词有两种形式：现在分词-ing形式和过去分词-ed形式。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现在分词表示的形容词为动作实施者主动进行，而过去分词表示的形容词为动作承受者被动接受。因此，“Indianized”意指“被动接受的印度化”，即东南亚被动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而“Indianizing”意指“主动选择的印度化”，即东南亚的主体主动选择和效仿印度的王权模式和战象习俗。本书的相关章节也专门对这两个术语进行解释。因此，读者可在上下文语境中体会两个术语在表述上的差异。而我在译文中以“印度化王国”指代“Indianized kingdom”、“进行印度化的王国”指代“Indianizing kingdoms”，特此说明。

第二，关于工具书的使用。本书中地名和人名的翻译依据《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印度地图册》《世界分国地图——印度》。而更为专业的印度史术语参阅的是《佛光大辞典》、《印度文化词典》、《印度古典文学词典》和相关梵语辞典。

第三，关于翻译风格。我努力在不改变文本风格的基础上，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翻译此书。对于原文中晦涩难懂的部分，我选择尊重原作者的习惯，尽量在译文中保留作者的语言特色。这可能会使读者读起来感觉困难，但原文本身就很晦涩。

我很荣幸能够翻译本书，历时三年，独立完成，一时感触良多。

在此，我要感谢黄媛女士使我获得翻译该著作的机会。还要感谢天喜文化和天地出版社的编辑对译稿认真负责的编校。同时，感谢在大学时期教导我翻译实践的三位老师——张尚莲、岑秀文、孙乃荣——教会我如何做到信、达、雅，使我具备接手这份工作的能力基础；还要感谢我读研时期的两位导师——刘欣如教授和刘健研究员——传授我世界史和印度史的专业知识，使我拥有翻译这本书的历史素养。最后，感谢我的妻子杨秀美。翻译本书耗时费力，日常工作也很繁重，但是她一直支持我，直到我完成译稿。还有许多人在此过程中给予我帮助，我在此感谢所有在生活和学习中给予我帮助的人。

最后，翻译这本著作算是我多年来学习英语和历史的一场大考，所幸我最终顺利完成了。尽管我竭尽全力，反复斟酌，但毕竟能力和水平有限，难免出现谬误，诚恳盼望读者批评指正。

李天祥

2022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