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不系字乐天——白居易（2）
杭州任满之后，白居易又出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晚年的白居易，对仕途更是不再抱有希望，荣枯由之，听天由命，与世相忘。他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自号醉吟先生。白居易说自己“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代人统计，白居易诗歌“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
白居易饮酒颇具文人情调，良辰美景，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听琴，陶然自得。白居易有时候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以竹竿悬挂两只酒壶，操琴饮酒，乐而忘归。
《穷幽记》中说，白居易家有池塘，可以泛舟。他有时就在船上宴请宾客。白居易在船边吊百余囊袋，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欲饮食即拉起，吃喝完再拉起另一只，直到吃喝完为止。
除了好妓乐饮酒，晚年的白居易亦颇好佛，并为自己取了一个颇有佛教意味的号：香山居士。也许是经历了仕途坎坷，诗人以佛法作为自己的逃遁之所。
晚年的白居易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一直到生命的尽头。846年，中唐最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去世，葬于龙门山。往来祭拜者不绝，因白居易好酒，人们就把酒洒在坟前土地上，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坟前的土地都是湿漉漉的。唐宣宗曾经写诗悼念白居易：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伟大的艺术家生前不为人知，死后声名鹊起似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钱锺书先生就曾戏言诗人生前无法养活自己，死后却养活了无数的人。马克·吐温有一篇小说叫《他是否还在人间》，该小说主要内容是：几个穷困潦倒的画家为了出名，抓阄让其中一个假死，然后其他人拼命为他炒作，结果大获成功，皆大欢喜。看来这个规律不仅在中国适用，在西方也不乏其例，不过，白居易可能是这之中不多的例外之一。
白居易一生著作诗文七十五卷，共计三千八百余篇，数量是李白、杜甫两人诗文总和的两倍，有人把白居易称为诗王。虽然这个数字比起清朝乾隆皇帝的四万余首似乎逊色了些，不过，乾隆诗歌的价值是断不可与白居易的相提并论的。
白居易在世时，他的诗歌就已经传遍大江南北了。白居易到江州的时候，经常看见旅舍柱上有自己的诗句，到底是谁题写的，他也不知道。过江南的时候，正好遇上主人召集朋友宴饮。宴席上，白居易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歌伎们纷纷指着白居易悄悄说：“这个人就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啊！”虽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追星一样疯狂，但在当时也让白居易过了一把明星瘾。从长安到江州三四千里，学校、佛寺、旅店、行舟之内，经常可以看到被题写的白居易诗句，士人、庶民、妇女也经常吟咏白居易的诗句。
白居易的诗歌当时不但在国内有巨大影响，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吸引了众多的国外读者。《旧唐书》记载：鸡林国宰相十分喜欢白居易的诗，于是往来两国的小贩经常把白居易的诗以一篇一百金的高价卖给他，宰相对白居易的诗歌鉴赏水平极高，如果用赝品去骗他，他一眼就能辨别出来，令人惊叹。日本国史记载：“醍醐天皇称‘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日本嵯峨天皇也曾手抄白居易诗歌，藏之宫廷，甚至以之考试臣民。日本文化显彰会在白居易墓前立石云：“您是日本文化的恩人，您是日本举国敬仰的文学家，您对日本文化之贡献恩重如山、万古流芳！”契丹国王也曾经将白居易的诗翻译成契丹文字，诏大臣阅读。
在出版业不发达，传播工具相对落后的一千多年前，一位诗人拥有这样的声名，可以说是个奇迹。用唐宣宗悼念白居易的诗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只是唐宣宗未必想到，一千多年后的现在，白居易也是世界级文化名人。在西方，白居易与“乐圣”贝多芬齐名。据报载，宇宙行星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命名者有二十三人，白居易名列第四，其他诗人则无此殊荣。这样的情形，只有四个字能够贴切地形容——万古流芳。
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
白居易在诗歌方面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天纵之才以及对诗歌严肃认真的态度，更重要的原因，他是一位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诗人。白居易说，他只是关东一男子，除读书写作之外，其他都懵然无知，琴棋书画这些可以和朋友们一起娱乐的，他一无所知。诗歌是他的全部，也是他的生命。他最伟大之处，就是当双脚站立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的时候，他的诗歌也坚实地站在了上面，站在了穷困、无助而又永远经受磨难的百姓一边。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他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了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在白居易著名的《与元九书》中他曾经提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的“道”是什么？就是以诗歌为武器，为正义、弱者呼号呐喊。白居易十分崇敬杜甫，说他的诗可传者千余首，但是又说：
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原来，他认为“诗圣”的白璧微瑕即如“三吏”“三别”这样反映民众疾苦的诗篇太少。白居易的很多诗歌，都表露出像杜甫一样的忧国忧民的情怀；甚至一些诗句，跟杜甫诗句有酷似之处。如，白居易的《新制布裘》：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对比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再如白居易的《伤大宅》：
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
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
对比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再看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
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
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
对比杜甫的《兵车行》：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两种读法，第一种是站在所谓批判封建社会黑暗的立场上隔岸观火，以白诗中暴露出的社会黑暗来反衬所谓现实的光明，我们长久以来的诗歌鉴赏似乎走的都是这条路，已经让人生厌；第二种则是站在民众和诗人的立场上问一下自己：如果我是受苦受难的弱者，当我知道有这样一位大官一直在为我们小民的命运而大声疾呼的时候，我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我是诗人，当我面对这么多的黑暗和这么浓的悲凉的时候，我是用诗歌来粉饰太平，还是缄口不言，又或者像白居易一样，不顾虑自己的身份，不顾及自己的前途，将双脚踩在坚实的大地上，用诗人的歌喉刺破这无边的寂寞和浓黑的悲凉？
答案是简单的，但也是沉重的，无怪乎在伟大的唐诗江山中，只出现过一个杜甫，一个白居易。这样的人，的确太少了，也正因为太少，才更显出他们的伟大和崇高。
我打江南走过
我打江南走过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郑愁予《错误》
忆江南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对于江南，白居易似乎只是个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