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内向者的“珠穆朗玛峰”：单口喜剧（4）
“我还想谈谈英国的足球比赛，因为在我的家乡，人们往往会大喊一些‘好听’的东西，就像‘赶紧上啊，你们这群没用的人’。你们觉得把这个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怎么样？比如说，你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为你的老板加油，你写的不是‘琳达，你能行！’而是‘赶紧跑啊，你这个愚蠢的烂货！’。”
“就要这样！”她们一阵喝彩。
“或者是‘琳达，你跑啊，你这个又慢又懒的混蛋！’”莉莉建议道。
简直完美。
我带着几个可行的方向和段子回了家。和这些姑娘们待在一起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我们都被即将到来的表演吓得魂不附体，而我们几个人的WhatsApp聊天群已经被互相鼓励的话或是搞笑段子给刷屏了。在这趟充满未知和危险的旅途中，我们已然是亲密的战友，因为我们必须相互扶持才能存活下去。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熬到深夜想要写我表演时用的素材，但事后我总是会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我想是时候承认我可能需要寻求专业帮助了。又一次，我不经意间看到罗布·德莱尼在我家附近跑步，但我似乎不能据此推断我们会成为朋友。萨拉·帕斯科拒绝给我提供帮助，但她祝了我好运。我还试着去参加罗德·吉尔伯特的演出，借机跟他搭讪，但我去买票时才发现他的票早已销售一空。在一次签售会上，我鼓起勇气问罗伯特·韦布他内向还是外向，但他挥手示意我走开说：“哦，我不知道！”
我继续找呀找。我和莉莉分享了一些关于我是半个中国人的表演素材，她说我应该见见一个叫菲尔·王的人。
我回到家，看了一段他在阿波罗剧院的现场表演，立马就喜欢上了他。他呆萌有趣，谈论种族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很有新意。
“你能做我的导师吗？”
我在Twitter上联系了他，他说那周他可以简单地和我见个面，喝杯咖啡。他刚结束巡回演出，正准备去度假。
“你会和别的作家一起创作你的喜剧吗？”我开门见山，直入主题。此时我们坐在帕丁顿车站附近运河上的一条小船上。
“不会。我以前确实也这么做过，但如果他们觉得某个段子不好笑，我就会对这个段子失去信心。”
“所以如果你的朋友不喜欢这个段子，你会觉得段子没那么有趣，还是会认为朋友没有听懂？”
“我觉得是朋友自己的原因，即使他们在喜剧俱乐部或别的场合听到这个段子，也仍旧会听不懂。我相信自己的品位，所以我不会跟我的朋友去讲要表演的段子。”
但我做不到呀！我总是不够自信，会怀疑自己的品位。但我也心知肚明，如果我想表演成功，我就必须开始相信自己。
“演出之前你一般都会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呢？”我连珠炮式地提问，菲尔倒不觉得厌烦。
“我现在每天用一款软件冥想15分钟，之前是5分钟。我会想象自己威武雄壮的样子，这很有用。”
“类似于什么样的姿势呢？”
“比如说努力想象自己变得更大、更大只。”他伸出双臂，展示自己的肌肉，好像在恐吓一头狗熊。我无法想象真这么做会怎么样，这未免也太搞笑了吧。
我又问了他台上出丑的事情。
“某些环节是会出问题，但一旦搞砸了，那就算你的问题。真正专业的喜剧演员区别于普通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在舞台突发状况时圆场或是救场。”
我和菲尔一起走回帕丁顿车站，一路上我简单陈述了我这一年的经历。
“我讨厌和一大帮人出去。”他说，“你怎么知道下一个该轮到谁接话呢？”这个问题说到我心坎上了。
在车站分别时，我们轻轻拥抱了一下，然后各自朝相反的方向离开。
和专业人士聊完，算是开了个小灶，是时候开始写我的表演剧本了。好戏即将上演，恐怖的气氛愈发浓烈。
当天晚上，我终于静下心来，开始筹备剧本。我零星写了一点托尼·克里斯蒂的歌，解释了他深爱的“小甜甜”玛丽亚如何在阿马里洛长大，又是如何和我念同一所高中，以及最后是如何变得不那么“小甜甜”，而是变得更像一位种族主义者的。我努力搜寻记忆，记录下得克萨斯州小镇上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以及我12岁时学习“黄热病”这个词时的难忘经历。距离凌晨4点，仅剩下5分钟。
这些素材会有用吗？我不知道，但这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
只要想到表演时的场景，我就会感到一阵恶心。我多希望公开演讲是一条开启了简单模式的恶龙，你只需杀死它一次就再无后顾之忧，但它开启的却是地狱模式，死而复生，生生不息。《飞蛾》的那次表演，我侥幸活了下来，但仍心有余悸。《飞蛾》让我拥有了“屠龙者”的徽章，证明我能举起利刃，冲向“恶龙”并战胜它。可为什么眼前的表演对我来说还是像漫山遍野的荆棘一样，无法越过呢？难道我的生命如此贫瘠，以至喜剧表演就足以成为横亘在我生命中的最大阻碍？
几个月前，我和父亲一起坐在洛杉矶的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紧张的几周。但此刻的我并没有感觉更轻松。多数遭遇感情挫折或是人生变故而幸存下来的人，最后都会说这样的话：“我现在做什么都不再怕了！我现在魔挡杀魔，佛挡杀佛！”
但我不具备这个共性。明明不久之前刚目睹了父亲熬过危及生命的手术，此刻应该无所畏惧了，但我仍对小小的单口喜剧表演神经过敏、畏畏缩缩。
生活本就如此：假使我们刚得知自己身患绝症，知道死之将至，但从医院出来10分钟后收到一张超速罚单，我们还是会恼羞成怒地咒骂一下交警。
在最后一节课上，凯特就表演提了些建议。
“同学们，听好了，如果你们在演出时看到朋友，别哭，好吗？没人想看你们哭哭啼啼的。”她说。
我瞥了一眼地板。我现在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已经不会掉眼泪了，凯特。
“上场之前你们可以喝上一杯，但也仅此一杯。你们必须比观众更聪明。”凯特将观众视为与我们作战的敌人。我们必须制服他们，如果他们奋起反抗，我们就彻底征服他们。
凯特站在我们前面，开始拍手，她拍得很慢。“来来来，把你们的手拍在一起！”她说。
全班都开始鼓掌。
然后凯特停止鼓掌，但示意我们继续。
“一旦登上舞台，你就拥有了掌控观众的权力。你可以告诉观众去做某件事情，如果你很自信地说出来，任何事情他们都不会问为什么，只会照做。”我们的掌声渐渐停止，她尖锐地盯着我们。
最后一节课临近尾声，托妮看了我一眼，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上。
“记住，”她说，“表演会很好玩儿的！”她打量着我的脸。“或者它应该是很好玩儿的。”
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觉得。
我经常让萨姆当观众陪我练习。当你冲着伴侣大吼：“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笑话！”而他们同样大声吼回来：“我知道什么是笑话，我只是到现在一个都没听到而已！”完了之后还要努力待在一起，这真的是对一段牢固关系不小的考验啊！
他对我的表演有诸多反馈。
“你需要更自信、更果断。你说的一些笑话总让我感觉你害怕这些笑话一样。”
“我确实害怕讲这些笑话。”我说。
“所以你要自信！你要让观众相信你。”
“但我自己都不相信它们是笑话。”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