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关于好宴乐的“率真王哈尔”的各种传说继续活在民众的记忆中，一直流传到新世纪。詹姆斯一世时期，塞缪尔·罗利写过一出戏剧《如你所见》，此剧曾激发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了《亨利八世》。剧中国王微服出行，与自己的臣民打成一片；他同人打架，甚至还遭到逮捕。我们无法想象谁会以亨利七世为主角写这样一出戏。甚至在今日，较之那位衰老又不举的暴君，我们更愿意记住的依然是那位年轻而英武的亨利八世。导致亨利八世暴虐的自然是他的焦虑：因为他同阿拉贡的凯瑟琳没能生下儿子。他曾表示，“要是我死的时候留你们在纷争中，我认为我毕生所做的一切显然都会打折扣，都会变得不值得纪念”。因为肯定自己是“真正的”国王，他坚信必然是自己的婚姻有“假”且因此受了诅咒。毕竟膝下无子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不幸，还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继位之争——他的姐妹和她们的继承人在未来的继位之争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有两大关键问题对其统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真正的国王”的本质，其二是有己出的继承者以保障国家和谐与未来稳定的重要意义。自然，儿子不仅需要有王来播种，也需要有王后来孕育——而关于亨利八世，人们今天记得最清楚的可能便是他的一众王后了。

然而在继承问题上，重要的不仅是他的诸多妻子。本书第二部分开篇再现了弗洛登战役，采用的是两位王后的视角：一位是亨利八世的姐姐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都铎，其夫詹姆斯四世死在战场上；另一位是英格兰军队的总指挥阿拉贡的凯瑟琳，詹姆斯四世便是为她所戮。苏格兰一败涂地，但在继承一事上，比打胜仗更重要的是有子女。命中注定使都铎血脉延续下去的将是战败的一方，具体来说是玛格丽特王后的儿子和女儿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此人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但事实上，作为都铎家族未来继承人詹姆斯的祖母，她相当重要。弗洛登战役十七年后，少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来到舅父亨利八世宫中。此时英格兰正要脱离罗马，亨利八世和韶华渐老的凯瑟琳的婚姻行将废除，新王后安妮正待加冕——亨利八世指望着她能为自己生一个儿子。玛格丽特·道格拉斯见证了这一系列事件，也见证了安妮的倒台，还有都铎版的卡默洛王朝的崩坏——安妮被以剑斩首，剑是亚瑟王的标志，而亚瑟王也曾被王后吉尼维尔背叛。亨利八世依旧没有儿子，而1536年夏天，玛格丽特·道格拉斯亲身体验了亨利八世对她同样身为王位继承人的姐妹的攻击，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此刻都成了私生女，他却试图借由二人的潜在权利安排继承事宜。

在伦敦塔的高墙之外，和平与和睦也正在高调瓦解：亨利八世遭遇了150年来英格兰最大的一场反叛。玫瑰战争所代表的旧日分裂已经为宗教冲突所取代。反叛虽然失败，却对亨利八世的自尊心造成巨大的冲击。后来他解散修道院，又对宗教保守主义者与改革派人士一视同仁地处以死刑，都是在试图于一个民族主义的、亨利八世的公教会内建立新的宗教统一体，实现和睦。

在教会的事上他失败了，但他做成了另一件事：1537年，他给英格兰生了一个王子，意味深长的是，他给儿子起名为爱德华。然而，亨利八世死时，爱德华六世甚至比塔中两位王子消失时的年纪还小。都铎家族的人们向来是从历史中寻求榜样、吸取教训的。决心不再重蹈理查三世覆辙的亨利八世在遗嘱中将王子托付给先前的臣仆，同时又确保在扩大的都铎家族中的各继承者都弱到不足以对其子爱德华构成威胁。接下来发生的事——爱德华的舅父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他成为护国公——这是个极有价值的提示，告诉我们历史原本可能是什么情形。爱德华六世最终的命运恰恰是理查三世害怕侄子爱德华五世会遭遇的：被外戚操纵，而对外戚势力构成威胁的王室成员一律后果不妙。最终，爱德华六世的母系家族西摩并没能从这位国王身上捞到什么好处。但在爱德华六世死时，他没有考虑自己都铎家的姐妹，却将王位传给信新教的简·格雷夫人，她是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和其首任丈夫兰开斯特骑士之后。理查三世对伍德维尔这家暴发户的担忧在都铎人那里变成了现实。

1553年，玛丽一世打败了简，一度为人嗤之以鼻的都铎家族得胜，这也是一个阶级制度根深蒂固的社会在惩罚吉尔福德·达德利这个没有王室血统的王。玛丽一世也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成为英格兰的首位女王。性别和宗教偏见极大地影响了玛丽一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她常常被描绘成一个软弱而缺乏政治技巧的人，但她曾争取到军队和人民的支持，也极为成功地离间了她的对头。她将自己打算以简·格雷的公公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为替罪羊的意图广而告之，同时表明基本上愿意宽恕其他任何人。玛丽一世借此做出承诺：她会实现简的政权所没有实现的和平与和睦。她希望借着劝走新教主要人物并令其流亡国外，重建一个统一的天主教国家，恢复与罗马的融洽关系，但她所展望的教会同时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改革的教会。

然而短短六个月后，玛丽一世便遭受了一场致命的打击：新教徒造反了。叛军当头的她就自己之为“真”王发表了一场演讲。即便她“独独借着神的恩典”得了王冠，他们也应对她怀有“尊重和应有的顺服——为着圣油的膏抹”。然而她也是为这王冠上过战场的，还是“按照公正的继承法并你们齐心的表决和无异议的投票”而坐上王位的。但打败叛军之后，她明白必须进一步表明自己有权称王——必须取得她依然未得的和平。

如果说理查三世作为一个好国王、一个虔敬的人，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却依然命人杀害了两个孩子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我们也不妨思考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玛丽一世处死了16岁的简和年轻的吉尔福德，原因仅仅是他们有可能激发新教徒再度造反，而这必然会危及稳定。新教徒一再谋反，玛丽一世也随之变得更为残暴，而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她烧死新教徒的举动，其目的在于消灭这个在她看来顽固而且暗中颠覆自己的少数人群。在今天看来，这样做的她仿佛一个狂热分子。但在她看来，被她消灭的人才是狂热分子，而且是最危险的那种——既悖逆神，又造女王的反，是无可救药的叛徒。她也需要做一些建设性工作，需要创造一个未来，但她不能生育，身体也正在走下坡路，这一未来因此而瓦解。她在最关键的生育问题上失败了，而这意味着扩大的家族再度成为决定未来的关键。她倾向的继承人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竞争不过亨利八世的次女伊丽莎白，而正如伊丽莎白所意识到的，正是因为人们知道她会接替姐姐当王，才会不断地发生骚乱，才会不断地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