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场葬礼

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连自己都不爱的人还怎么指望别人来爱你——以至于我们都太过爱自己，是只爱自己，然后不懂去爱人，也总觉得别人待你不够好。

这是她在所有听过的对“爱”和“自爱”这两个词最认同的诠释：爱，就是能够并愿意让你所关心的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处世做人，而不强求他们满足你的意愿。自爱，就是根据你的意愿将自己作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而接受自己。

所以，请不要再以“爱”的名义去干预别人选择人生要怎么过的权利，也别再误以为所谓的“爱自己”就是无限地对自己好而不需顾及别人的感受。

爱，是接纳；自爱，不是自私。

崔敬抱着已经停止了呼吸的孩子，她负责开车。在距离家最近的医院，医生检查了孩子，宣布一个他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孩子已经死亡。

需要处理办葬礼的事了，得办死亡证明、得找到负责葬礼仪式的人，得去银行提款预备一些现金、得通知亲友……他们还得干点什么？对了，医院会通知警方，警察有可能会向他们问口供。深夜里，他们坐在急救室外边走廊的椅子上，平静地商量着这些。

崔敬和张若霏的家人都来了家里。崔敬的母亲由于伤心过度，几度晕厥，他们尽量让她留在房间里休息。张若霏的妈妈则帮忙着张罗安排葬礼的琐碎事宜，不时又感慨哭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多可怜的孩子呀！才这么小！”

家人们不断地在提出问题——表姨呢？通知了吗？还有你舅舅，联系到了没有？就这样？法师呢？还没来吗？要准备点孩子穿过的衣服，在哪呢？得再多换点零钱回来！糖果呢？没买吗？得买点糖果回来，结束了得给大家分点儿糖果……

其实她不认为没有糖果会怎么样。

“就这么些人了，我们不希望人太多，过几天你再通知今天没来的知道有这件事就行。”张若霏说。

“都是自家亲戚怎么能不来呢？来不来是一回事，你得都通知！”　

“妈，别说了，就这样吧。”

“唉，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都在问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就没了！”

“随便你怎么说吧。”

“你说得倒是轻巧！”

“妈，不需要法师，简单就好。”

“没有法师可怎么行？”

“我们不相信这些。”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也必须得这么做！”

“别说了，妈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都这种时候了你还安静个什么？你还年轻不懂，要是你今天不听我的，以后一定会被人说你们不懂事、做得不够体面。”

“妈，你怕被别人说，这我管不了，但我不怕。你到楼上休息去吧，我们来处理就行。”张若霏努力压抑住内心的怒火，尽量冷静地响应着妈妈的一切质疑。

“好！好！随便你！我不管了！”妈妈走进厨房，气得哭起来了，激动地向亲戚们倾诉委屈。

对待妈妈她一贯这么做——从不试图说服、改变她，也从不迁就妥协。妈妈一生至今都活于别人的评价与目光当中，按照大部分人认同的要求、规矩去做所有事，自然无法理解眼前这不符合常规、荒谬的一切。

忙碌中她好几次碰见丈夫的目光，看到与自己一样淡定的眼神，内心竟然掠过一丝愤怒。

姨妈把她拉到一边劝说：“小霏你听我说，毕竟是场葬礼，不管怎么样也要办得好好看看，功夫要做全，不能马虎。你跟你老公要是嫌麻烦就让我们来办，你们只要配合着就行了，你也不想以后被别人说个什么闲话吧？”

张若霏微笑着抽出被姨妈握住的手，礼貌地点点头就离开了。她那个微笑显得意味深长——她当然明白姨妈就是第一个说闲话的人——认为葬礼不够体面、认为他们不应该没有眼泪。

最终一切还是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意愿完成了葬礼。在一片混乱、吵闹、质疑、劝告、争论，还有安慰声中，然后又迅速且冷漠地送走了所有参加葬礼的人，让大家都回家去。

屋内瞬间恢复到安静。噢，是寂静。

他们躺下床，互道晚安。睡觉前，崔敬像往常一样帮她倒好一杯水，放在她伸手可及的化妆桌上。像往常一样。

那个晚上，他们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有没有睡着过、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睡着。清醒又模糊，像极了一场梦。噩梦。

已经过去好些年，她依然会不时浮想起一个画面——她和丈夫一起把白菊花一朵一朵地放进棺材，铺满，只留下孩子的脸。最后由丈夫将白布盖上孩子的脸。盖棺。

人们对于遭遇丧失至亲的人，经常会道以一句：节哀顺变。人的确要学会顺变，顺应变化、顺应变故，但何故要节哀？为何要残忍地让一个悲伤的人抑制哀痛？相反，我们应该鼓励正在悲伤中的人将哀痛毫无保留地全部抒发，尽情释放。把哀痛抑制，意味着创伤仍然存在，终究有一天会爆发，会回来，甚至或者会以另一种方式，潜伏于你的意识当中，不知不觉影响着你的生活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