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疫病拖累元军南征
肆虐，遭难者众多，有时连帝王和大臣也不能幸免，有的甚至送出了性命。疫病流行，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帝王大臣在救治面前各有各的表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许多帝王、大臣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疫病的流行各有着时代的特点。
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前期安定时日多，疫病较少。隋末混乱，疫病流传广泛，死人也多，而且有多次疫病与战争相关。
唐朝立国前后将近300年，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这样的太平气象，也遭受了安史之乱和以后的藩镇动乱及其唐末的大混乱，疫灾的出现频率基本上和社会的治乱变化相一致。唐朝的疫病主要出现在中唐和唐末二个时期。
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时代，承接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轨迹，各个军阀集团之间战争频繁。在战火纷纭时期，战争制造了疫病发生的条件，加速了疫病传播的速度，所以五代时期的疫病大多与战争相连。但各政权盘踞一方，造成了一定的封闭式统治，人民流动减少，因而疫病并不像唐朝那样传播范围宽广。
北宋时期，疫情多见于人口众多的首都开封附近，以及南方的一些区域。时开封居民约有20万户，按每户五口计算，约有百万人之多。加上一大批没有户口的“游手浮浪”，以及官府机构和几十万军队，开封的人口在当时世界城市中首屈一指。城市的狭小和人口的日益增多，使开封人口密度居于全国之首。一旦有疫病出现，流传起来就十分容易。
南宋时期，疫病出现的次数十分频繁，流传密度较高，而且多见于以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区。整个南宋，发生于浙西的疫病流传有20多次。因为这个地区人口集中，为疫病的流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病原体通过空气、水、食物、互相接触等，很容易地传给他周围的易感人群。
金朝处于淮河以北地区，并不是当时疫病的高发地区，然金朝也不时地出现疫病，大多与统治的残暴和战争相关。统治残暴，徭役过度，强迫人民在酷暑炎热的天气下劳作、迁徙，制造了疫病并使之流传开来。而频繁的战争不管是前期的侵略战争还是最后汴京被元军包围起来，同样都会造成疫病的传播。
元朝疫病南北方都十分频繁。北方比较多地集中在京师地区，南方疫病除岭南地区之外，东南沿海地区是疫病的高发区。前期的疫病有很多是与蒙古人的对外扩张而发动的战争有关，而后期的疫病有相当一部分与元末社会混乱、农民起义军和元军互相攻杀相关。政治局势及战争，一直是引发疫病流行的二个重要因素。
从帝王大臣所面对的疫病及其举措，可以看出当时疫病流行的具体情况与为害程度，可以看出疾疫不可怕，被疾疫吓住才是真正的可怕。
疾疫流行，帝王大臣也不能免。隋唐五代时期，帝王、宰臣之类高级统治者染上疫疾的事情经常可以看到。
隋文帝杨坚在废黜太子杨勇时，曾患细菌性痢疾。由于腹泻严重，晚上睡觉时不脱衣服。因为要反复上厕所，所以心里烦燥不安，并认为东宫官员及太子在对他不利，吓得上厕所也不安心。他的孙子，即隋炀帝子元德太子杨照，身体十分肥胖，“因致劳疾”，得了结核病。太医用药后不见效，病情越发严重。炀帝令巫者给他治病，治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用，最后推说是房陵王杨勇在作鬼，所以这病就无法医治。不久，杨照病情恶化去世，被结核病夺去了生命。用巫术来对付疫病，最后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
唐朝第三个皇帝高宗李治，皇帝做了30多年，但常为疾病困扰。咸亨四年（673年），“上痁疾”，就是得了疟疾。无奈之中，高宗就令皇太子代他接受各部门的上奏。上元二年（675年）三月，高宗又得了风疹病，这是一种由风疹病毒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发于冬春季节。发了风疹后，高宗连上朝听政也支持不住，大小事务全交给武则天处理。
唐玄宗开元初年，辅助玄宗治理出了“开元盛世”的宰相姚崇也得了疟疾。开元四年（716年），宰相卢怀慎得病死了，而姚崇因疟疾在家休养，所以玄宗让另一宰相源乾曜处理政务时必须到姚崇家里和他商量后再实施。不久，玄宗又觉得这样不太方便，遂让姚崇搬到四方馆中，即住到离朝廷不远的外宾招待所里，每日派遣宦官询问病情起居，派出御医为他治病，令尚食每天送精美的食品给他亨用。
唐代中期的顺宗，在其还未即位的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就得了风病，连话也不能讲。从种种迹象看，这“风疾”很有可能是指麻风病。史书记载顺宗的疾病时，实际上麻风病菌早已侵入了他的身体，甚至已及神经系统和内脏，所以顺宗连话也不能说。其父德宗死时，顺宗只是露了一下面。估计顺宗得麻风病后，脸上出现了癞疮，无法上朝听政，即使连宰臣也见不到他的脸。事无巨细，唐顺宗都交给王叔文及太监李忠言等决定。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疾病加重，无奈之下把皇帝宝座禅让给皇太子。至次年正月，年仅46岁的顺宗就不治身亡。
十国之一的前蜀国王王建，在永平（911—916年）末年“得一疾昏瞀”。至光天元年（918年）五月，病情加剧。王建得的是慢性菌痢，即反复发作而且迁延不愈的一种细菌性痢疾。得了这种病，腹痛、腹泻不止，或腹泻与便秘交替，大便间歇或经常带有粘液或脓血。患者一般因久痢而身体情况较差，有贫血、消瘦、乏力、食欲减退等体质虚弱症状，所以年已七十左右的王建会感到头脑发昏。得病以后，反复医治也不见好转。乙亥日，他召大臣进入其寝殿，说自己“遘此笃疾，药石勿救”，把皇太子托付给众大臣。至六月份，“帝夏病痢痛楚，日坐锦囊中”，疾病加重，腹痛难熬，七十二岁的王建再也支持不住了，竟病死于痢疾的折磨之下。
五代后唐明宗于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染上伤寒病。明宗子秦王李从荣与枢密使朱弘昭、冯赟等前去探视，明宗病重得连人也辨不清。伤寒病重时，患者由于全身中毒，会精神恍惚，表情淡漠，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昏睡、昏迷等症状。当时服侍他的王淑妃在他耳边说：“从荣和弘昭来看你了。”但明宗连一点反应也没有。李从荣等离开时，宫女们哭声四起，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明宗搬迁到雍和殿，已作好了办后事的准备。当天晚上，明宗脑子曾一度有所清醒，口中吐出一些东西，并小了一次便，病情似见好转，“六宫皆至，互相庆贺”，但这实际上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罢了。半夜里，御医给他服了药，病情有所稳定。
秦王李从荣出宫时，见明宗已连人也无法相认，并且他听到了宫女们的哭声，以为明宗已经驾崩，所以密谋带兵入宫抢夺皇位。不料操之过急，早晨即战败被杀。明宗闻知后，“气绝而苏者再，由是不豫有加”。这样病情日见加重，昏迷不醒，失去意识，九天后气绝身亡。
无情的疫病不会专挑身份低贱者感染，帝王、宰相的高贵金身并不能保证他们逃脱疫病的魔影笼罩。处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之下，得了疫病而大难不死的，实在要有幸运之神的光顾。
血吸虫病的传染途径在隋唐五代时期仍然没有认识清楚。人们已密切注意到这一疫病对人类的危害，但如何使人感染的，这一关键环节在古代的医学知识范围内仍是说不清、道不明。
编于唐朝初年的《隋书》，在其《食货志》中讲到了在新安、永嘉、遂安、鄱阳、九江、临州、庐陵、南康、宜春等郡有一种蛊的虫病，其实可能就是血吸虫病，这完全与后代发现血吸虫病的分布地区是相一致的。
唐朝笔记《朝野佥载》说：“江岭之间有飞蛊，他过来时，有声不见形，像鸟鸣一样，啾啾唧唧，但一飞到人的肚子里就会拉稀，而且里面有血，用医药都没办法救，一般十天左右就死掉了。”这里的飞蛊，肯定是血吸虫病，因为血吸虫病人得病后往往会出现腹泻、便血的症状，急性发作者一二月内会出现死亡，由于当时的医药还不能治愈此病，所以人们总是对其十分惧怕。对人是如何感染上蛊毒的，人们始终是带有疑问的，因而猜测性较浓，认为是蛊虫在空中飞来飞去，形容得有声有色。另外，说此病在“江岭之间”发生，与今天血吸虫病的发病地区相对应，是完全吻合的。
在隋唐五代时期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已相当详细地有疑似血吸虫疾病的描绘，在《诸病源候方》《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中，血吸虫病的名称有许多，如五蛊、水毒、蛊痢、蛊胀、水胀、血蛊、鼓胀、水症、水瘕、石水、水气肿鼓胀、水蛊、蜘蛛病、水注、蛊注等。这些病名中，除五蛊比较概括地包括了血吸虫的整个症状外，其余各病症如与血吸虫病相对照，则多是侧重某一两个主要症状而命名的。如水毒可能是指初期异性蛋白中毒症状，蛊痢可能是排卵期痢疾型症状，蛊胀、血蛊可能是血吸虫病的组织增生期肝脾肿大，鼓胀、水症、石水、水胀、蜘蛛病等可能是肝脾肿大后肝硬化而形成的腹水。”
从流行病角度来看，隋唐五代血吸虫病的流行范围较前更广，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得病人数明显增多，所以症状的表现各异，人们观察就各有侧重。在医学书中的记载尽管名称不一样，症状不一样，但内容特别丰富，说明由于血吸虫已是一种南方常见的传染病并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
唐代中期，曾为宰相的韩滉，在代宗大历年间，任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润州刺史。治内的溧阳、溧水二县据史书记载，有血吸虫病流行。由于二县大多是水乡泽国，居民“依洲旁渚”，“力事农耕”，“坐收鱼苇之利”，所以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很容易感染血吸虫病。从地理上看，丹阳湖畔的当涂县与高淳县、溧阳县、溧水县同属一个血吸虫病流行区，韩滉在任时，想改变其风俗，断绝病源，但还是没有办到。由于人们对血吸虫病的认识缺乏全面知识，所以无法根绝此病。
竹林寺有一个僧人，提出用绢一匹可以换药一丸，而吃了这药以后，无论远近得血吸虫病者都能治愈。当时韩滉的小女儿得了“恶疾”，疑似麻风病之类的传染病，天天在漂阳的一处温泉洗澡，洗了一段时间后，竟痊愈了。韩滉大喜过望，将女儿的嫁妆全部折合成钱财，在温汤的右边造了一所寺庙。庙造好后，他又想到要引进一个有名的高僧来主持寺庙的工作，当时有人推荐了竹林寺卖药的僧人。韩滉觉得这人挺合适的，就派人把他接过来。
和尚过来后，韩滉向他讨治血吸虫病的药方，和尚先是不肯，到后来也同意了。韩滉本就在想方设法地要消灭血吸虫病，所以当和尚给他药方后，他马上将药方在溧阳、溧水二县各村镇的石柱上广泛刊刻。这个药方的刊刻，对普及防治血吸虫知识，使患病者能及时服药，从而进行早期医治有一定作用。唐末战乱，所刊之石已不复存在，而温汤寺仍在，当地大族夏氏仍世代传其药方，所以这个药方至后代仍在流传。
和尚的药方后人称为疗蛊毒大神验方，唐孟诜将它辑入《必效方》，王焘《外台秘要》称此方“李饶州法，云奇效”，所以这个药方是否是和尚发明的是值得怀疑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药方在今天看来，尽管不能有效地治愈血吸虫病，但对治疗仍有一定的利尿消肿、缓解一些症状的作用，韩滉在辖区内所做的防治疫病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经过激烈政治斗争的较量，宰相李德裕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被贬崖州。
李德裕在崖州生活了整整1年，对海南的风物特产、气候、民风习俗等有了详细的了解，其中对南方的恙虫病观察颇为深刻。他说：“蛮地海南岛的上空有许多燕子飞舞翱翔，这些燕子为了作巢构屋，以嘴运泥。因为泥巴进了燕子口中容易破碎，因而飞在空中经常有泥土落下来。假使有人不幸被这落下来的泥土碰中，他就会被泥土中的恙虫叮螯后得恙虫病。因此忠告到南方旅行的人们，越过岭南时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被空中的泥土击中。”
李德裕是政治家而非医学家，但在当时他就已仔细地观察到了恙虫病是从燕子含泥的过程中传播。由于恙虫生活在泥土中，成幼虫后就出土吮人，这是现代科学已经认识的事实，而一千多年前的政治家就能洞察，这不能不说时人对恙虫病的认识已经较为深刻。从地域上看，李德裕已经指明恙虫病的发生主要在岭南地区，海南岛尤为严重。他已认识到恙虫病的传染性，因而警告不知情的外地人进入毒区一定要有所警惕。
自西晋葛洪首次揭示恙虫病的得病途径、预防措施，到隋唐五代时期，人们对恙虫病的认识在葛洪基础上有所提高。隋朝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恙虫病的记载十分详细，他认为恙虫活动于山区的水流旁边，是一种极细小而眼不易观察到的小虫。如果人入河中沐浴或取河水澡浴、阴天在草地行走，这种小虫就会爬到人的皮肤上。初期诊断时，可见伤口颜色发红，大小如小豆或粟粒般大小，手轻轻地抚摸咬口，就有痛感。经过三天潜伏期，虫咬处发生溃疡，人发寒，全身关节疼痛。如果虫钻入身体，严重的会导致死亡。人们的预防方法最好是在河涧洗浴后，取出手巾擦身，一直至皮肤发热并感到发痛为至，这样就可将虫擦去。要小心检查皮肤看看有没有虫，如有虫，就可用竹簪将其挑出。如发现虫子挑不出来，可以用火炙的办法把虫熏烤至死。如果虫太多而没有办法完全挑尽、熏烤尽，病人仍是昏昏状态的，表示病毒进入人体已经很深，则应用巫术加医药的办法进行治疗。他还认为，将虫放在指甲上，就能看到虫子的形态和行动。
从巢元方、李德裕对恙虫病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恙虫病在隋唐时期仍然是南方流行的一种较为严重的疫病。人们对恙虫病认识虽然没有系统性，也没有开展详细的研究，但对恙虫的形态、生活情况、发病地带、传染情形、临床特征、诊断方法、预防及治疗方法等，已有详细的记述，便于人们对这一疫病的预防和治疗。
隋唐时期的一些官员十分害怕到南方任职，因为到南方任职就是与疫病为伍，谁不害怕？
唐太宗贞观初年，交州都督李寿因为贪冒被革职。唐太宗想派一个好一点的官员前去任职，朝中大臣大家都推荐瀛州刺史卢祖尚，说他才兼文武，廉平正直。于是将卢祖尚征召到京师。
唐太宗对他说：“交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离开京师很远，必须派一个有能力的牧守去镇守。有唐以来，前后都督一个个都不称职，我听说你有安边之略，你就为我去镇守，希望不要因为路很远而推辞。”卢祖尚拜谢而出。
不久，他对自己答应到交州任职感到很后悔，遂以原来的毛病复发而推辞前往。太宗又派卢祖尚妻子的兄长劝说他：“匹夫相许，尚且还要讲信义。你当面许诺了我，怎能过后就后悔呢？你应尽早出发，三年后我一定会召你回来。你不要再推辞了，我不会食言的。”卢祖尚对唐太宗说：“岭南瘴疠太吓人，每日要饮酒才能抵抗疫病。我不会喝酒，去了肯定不会能够活着回来。”唐太宗大怒说：“我派人出使，他却不服从我，这样我怎么能号令天下？”遂将卢祖尚斩于朝，时年仅30岁。疫病把一个年轻有为的官员吓住了，竟然连命也不要了。
武则天时，洛州永年人宋庆礼被任命为岭南采访使。当时崖、振五州首领互相杀掠，民苦于兵，朝廷派出的使者至岭南后，因害怕疟疾，都不敢再往前走，亲自到崖、振等州调解。宋庆礼到其境后，谕以大义，使他们释仇相亲，州土以安。像宋庆礼这样的官员看来并不多见，被疫病吓破了胆的官员实在太多。
唐代宗永泰二年（766年），陈少游被任命为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少游认为桂管路途太远，又有疟疾，所以不敢去，想调换一个近一点的郡。
当时太监董秀掌枢密用事，少游就等在董秀家附近的弄堂口，直到董秀下班回家。傍晚，董秀回家时碰到了陈少游。少游大大方方地说：“七郎家中有多少人？每月费用多少？”董秀回答：“我任这个职务已很长时间了，也没有升官，家里人很多，所以负担很重。最近一段时间物价腾贵，一月全家费用要超过一千多贯。”少游说：“这么多费用，你的俸禄是根本不够支付的，其余的缺额肯定要经常向外官求助，方可够家里的开销。现在倘若有人真心地想供给你钱时，你只要留心地庇护他，就很容易双方都得到好处。我虽不才，请求允许我将来能够供给你全家的费用，每岁奉送给你五万贯。今天我带了这个数目一半的费用，请你笑纳，其余的我到官后马上给你送来，免得你天天处心积虑地想着家里的开销，这不是一个二全妙计吗？”董秀听到少游说的数目后，感到已超过原先自己的期望，所以内心很高兴。两人遂狼狈为奸，互相勾搭上了。少游哭着说：“南方炎热，又有瘴疠，今天我非常痛心地来和你辞别，只是恐怕今生今世不会和你再见了。”董秀马上说：“你尽管放心，不会去当这个遥远的官的。请宽心地等上十天八天，希望我能为你把这件事办好。”其时少游也向宰相元载子元仲武纳贿，所以董秀、元载内外引荐，没过几天，代宗重新任命少游为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
因为害怕疫疾，所以行贿拍马，在所不惜！
由于一般官员害怕到南方去，南方官员数量明显不足，所以官员因事被贬时，常常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如韩愈、柳宗元等被贬，都流放到岭南瘴疠之地。被流放到岭南地区的官员，得疫病而去世的不计其数。如高宗时李道宗被长孙元忌、褚遂良等诬为与房遗爰一起谋反，流亡象州，半路上得病死去。玄宗时宇文融也在广州忧恚发病，染上疟疾，最后死于路上。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讲疫病吓死了一位官员。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唐高祖李渊堂弟李道兴被任命为交州都督。李道兴到任后，脑子里天天想着瘴疠，被吓得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神情不得安宁，直害怕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也会染疫死亡。他官不好好当，神情忽忽忧怅，不久忧郁而死。真想不到疫病竟然吓死了一个大活人！
疫病面前，我们要的不是恐惧，而是不可战胜的信心。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嘉兴僧人通照大师游览温州雁荡山，当他从大龙湫回到瑞鹿院时，碰到一位须发皓白而面色如少年的仙人。仙人对通照大师说：“明年有大疫要发生，吴越之地疫情最严重，你的名字已在死人的名单上。现在你吃我的药一粒，好好做善事，可以获免一死。”第二年，南方固然大疫，两浙地区疫病大面积流传，无论贫富都不免得病，前后死去十之五、六，人口损失十分巨大。这则见于《梦溪笔谈》的故事，虽有些近似于神话，但所记录的两浙地区熙宁八年发生大疫的事实是十分可信的。
杭州是这场大疫的一个重灾区，死亡人数估计约在50余万人左右。大疫流行高峰过后，商贾不行，市场萧条，悲惨景象令人难忘。时在杭州任通判的苏东坡，积极地投入到了紧张的救灾工作中去。
苏轼学问渊博，诗文俱佳，热心医事，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外放到杭州。虽然仕途不顺，但苏东坡爱民之心仍存，对当时杭州的灾情非常焦急。他说：“自遭受了熙宁饥疫大灾，加上新法聚敛的为害，平时富民残破略尽，百姓每家都有市易法的欠帐，每人都有盐酒的债务，田宅全部交给了官府，家里的房廊倾倒。两浙灾伤这样严重，人死去了一大半。”因此他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抗疫救灾中去。
苏轼请求朝廷延缓两浙路部分上供米的时限，同时又向朝廷请求钱米赈济百姓。他认为这次疫病虽系天时不利，但也是本路监司郡守张靓、沈起等人处置失策造成的，从而“助成灾变”，遂向神宗上奏揭露这些为官不力的官员。由于实施了有力的救灾措施，整个两浙路米价回落，灾疫后社会秩序得到了稳定，生产自救渐渐恢复。
十多年以后，苏轼又以龙图学士出知杭州。元祐四年（1089年）夏天，苏轼刚上任不久，杭州先是大旱，接着“饥疫并作”，苏轼多方设法救济饥民。他向朝廷上奏，请求中央对杭州进行救济。不久，哲宗下令用两浙路上供米20万石救灾，并免去当年度两浙路上供米数的三分之一，赐度僧牒，以僧牒换来的钱买米后救济饥疫中灾民。
元祐五年，疫情虽趋平缓，但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苏轼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烧粥施舍给穷人，煎药让无钱请医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了医生在杭州城内一个坊一个坊地去治病，不遗弃任何一个没钱的穷人，救活了大批病人。
由于杭州这次疫情比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单靠**力量显得不够，苏轼还发动民间财力支援抗疫救灾。他自己以身作则，首先献出个人黄金五十两，再加上他筹措到的官府纹银二千两，创办起一所病坊，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之后他又“畜钱粮”作为病坊的运转费用。病坊设立前后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可以这么说，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集资合办的传染病医院。
苏轼屡遇疫灾，见到大批百姓为疫病夺去性命，他也开始究心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苏沈良方》。他早年从蜀人巢谷处秘传到的“圣散子方”，他认为是专治瘟疫，百无一失。他在黄州时，黄州连年大疫，靠了这药，“全活者不可胜数”。这药对治疗一些伤寒病很有疗效，为历代医家称道。
大灾大难面前，苏轼临危不乱，审时度势，积极实施抗灾救治措施，他是宋代做得比较突出的官员，后人会永远牢记他。
北宋末年，宋徽宗的一个宠妃由于感染了病毒，咳嗽不止，喉咙口的痰一口接一口。这位妃子得病严重，晚上连觉也睡不着，脸上出现了浮肿。宋徽宗看着自己心爱的妃子这般受苦，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他下诏让内医李防御用药治疗，给其三天期限，非治好不可，否则脑袋不保。李内医把平生所有本事全部用上，但宠妃还是咳个不停。李内医黔驴技穷，想想这次自己性命要难保了，回到家后与妻子相对而泣，悲伤无比。
忽然，他听到外面大街上有人在叫：“咳嗽药要吗？一文钱一帖，吃了保管今天夜里睡得着。”时开封城内到处都是感冒咳嗽，所以也出现了叫卖咳嗽药的人。李内医听到后突然好象有所醒悟，奔出大门追上叫卖者，买了十帖药。只见这咳嗽药颜色呈浅碧色，要用淡齑水滴上数点麻油调服。李内医怀疑这种草药药性粗凶，很有可能使人泄泻不止，为求保险，他将三帖药合成一帖，自己以身先试一下。一个晚上过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副作用，于是拿出其中三帖合成一帖带进宫内。他将药给了妃子，让他分二次服用。当天晚上，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妃子的咳嗽奇迹般地消失了。第二天早上，面上的浮肿也退下了。徽宗大喜，奖给了李内医价直万缗的金帛。
事情到此本该结束了，但李内侍心里并不踏实，眼前这妃子的病是好了，万一宫中再有人得感冒，徽宗向他要药方，该如何办？所以他令仆人注意那个卖药人，等到卖药人再次走过他们家门口时，邀他进来喝几杯酒，打算用一百缗钱把那个药方买下来。当卖药人把药方说出时，李内医大吃一惊，那药方竟只是蚌粉一物而已，用新瓦锅子炒，等到炒得差不多时拌上青黛汁少许而已。
李内医问他这药方是从哪儿来的，卖药人说：“我年轻时参军，老了被淘汰掉了，临走之前，看到部队长官有这药方，于是就偷偷地抄了下来。因为这药实在是弄起来很容易，所以我就靠卖药为生，来度过我的晚年。”李内医万分感谢卖药人帮了他的大忙，从此以后，他一直供奉卖药人直到老死。
绍兴年间，两浙地区出现流行性感冒。由于两宋的经济中心已经东移，人口密度较高，流感一旦出现，传播迅速。抗金名将岳飞也感染病毒，发热咳嗽不止，身体难受。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金军南侵，在兀术的率领下，金军由两淮拥入，首先攻占寿春，并进驻庐州边界。宋高宗惊恐万分，慌忙派出刘锜、杨沂中等率军赴援，同时还要岳飞军东进至江州，以便策应。
躺在病床上的岳飞听到宋高宗要他率兵的命令，“力疾而行”，支撑着起床，上马出发。岳飞忠义报国，一心想北伐收复宋朝失地，认为这次又是一个机会，但又害怕高宗半途中让他收兵退回，所以上奏指出：“金兵既南侵淮西，后方必然空虚，如果现在进军中原，直攻开封、洛阳，金军必然从淮西回兵救援，既可坐制其弊，又可解除淮西金军的威胁。”然宋高宗根本不同意岳飞北伐，只是下诏书催令岳飞火速救淮西。当然在诏书中，高宗忘不了表面上虚假地表扬岳飞几句：“爱卿不顾流行性感冒的折磨，能够为我带兵出征，为了国家而忘记自己的身体，现在这个社会，有谁能和你相比！”
最后，岳飞只是带了部队前往庐州、濠州，击退金兵后，在朝廷诏书的催促下撤军而回，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又一次大好时机。
泰和末年，金章宗得了一种疾病，史书的记录是“嗽疾，颇困”。也就是说，经常咳嗽，人觉得十分疲劳。从记录章宗最后时期的一些史料来看，我们推测他得的是肺结核。
泰和八年（1208年）十一月，卫王永济从武定军来朝，章宗感到自己身体不济，决意把卫王留下来。史书说章宗初年，永中、永蹈等王因欲争夺王位，所以被诛，从此以后，章宗疏忌宗室，用王府尉官监督诸王，苛问严密，出入王家都要作记录。卫王是永蹈的同母弟，但章宗特别喜欢他。直到死时，章宗妃贾氏、范氏才刚把自己的儿子生出来，而不足月的小孩是无法担当国家重任的，所以从一开始章宗就想把王位留给卫王。
这天，卫王进宫向章宗辞行，打算回到武定军去，章宗不让他走，还勉力起身和他击毬，但身体实在虚弱，击毬也只能是摆摆样子。十一月乙卯日，章宗大渐，元妃与黄门李新喜等议立卫王，遂与平章事完颜匡等商量，完颜匡也认为立卫王是比较合适的。丙辰，章宗死，其叔叔卫王即皇帝位。
结核病的症状往往是怠惰嗜卧，精神不足，两脚疲软，肩背疼倦，有痰咳嗽，憎寒发热等等。章宗的症状与结核病十分相似，他有咳嗽的症状，由于史书记录十分醒目，所以他的咳嗽应该说是十分厉害的。章宗人觉得虚弱，一天到晚想睡觉，但早晨还能到场地上摆摆样子击几下球，而结核病患者往往早晚身体尚可，“日高之后，阳气将旺，复热如火”，中午一到人就发热无力，难以抵抗。这种重症结核病，宫廷御医们也感到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因此金章宗年仅41岁就离开了他的皇帝宝座。
刘因，字梦吉，金末元初著名的理学家和经学家，世代业儒。元朝初年，他与许衡被人并称为“北方两大儒”。他长期家居教授，讲究师道尊严，弟子们都很有成就。至元十九年（1282年），因其学术有成就被荐于朝廷，在学宫教授近侍弟子。没过多少时间，以母亲生病为借口辞职回家。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又一次派遣使者去请刘因，打算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召刘因，但刘因坚决推辞。他在给宰相的信中说：“我一直身体不好，自从去年死了儿子，忧患之下得了痁疟。染疫数月，自夏及秋，一直躺在床上。后来疟疾稍微有点好了，但精神气血和以前是不能相比的。想不到今年五月二十八日，我的疟疾再次复发了，至七月初二日，引发原来的旧毛病，腹痛如针刺一样，大便中泄血不止。八月初，突然想起一事，自已感叹身旁没有期功之亲，家里没有什么亲人，恐怕一旦死了，就要累及他人，于是派人在容城祖宗的墓旁修筑了一间房子，如果我病热不退，我就住在其中直至死去。派人去的时候，内心未免感到十分悲哀，所以病势转重，饮食极减。八月二十一日，使者来时，我自己感到惶怖无比，不知所措，想想还是接受皇命，所以先把使者留了下来，等到病情减弱，就和他一起到朝廷来。但时间一拖再拖，病情未见好转，尽管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仍不见效果，所以只能请使者先行，并请我弟子李道恒将我的信带给朝廷。我病一好，只要有力气就到朝廷来，希望宰相能加矜悯，曲为保全。”
刘因对功名利禄看得很轻，因其不接受朝廷的征召而为人们称道，连忽必烈也赞叹曰：“古者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但不可否认，刘因身患疟疾应该是事实。从刘因自己的表白来看，他感染的是慢性疟疾中的复发性疟疾。在初发症状控制后，疟原虫多停留在继发性红细胞外期状态，暂不产生症状。当抵抗力减低，疟原虫再侵入红细胞时，即引起复发。疟疾病人多次复发后，脾脏逐渐肿大变硬，贫血也较显著，所以刘因会出现“饮食极减”的情形。刘因的疟疾可能是恶性疟，因而复发时间也不长，至元三十年四月，他就因疟疾而死，年仅４５岁，从最初染病到去世时间，前后约有三年。
南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汗亲率蒙军进攻四川，忽必烈率张柔等部进攻鄂州，又命在云南的兀良合台率蒙军自交广北上，定于次年与忽必烈会师鄂州，然后直奔杭州，消灭南宋。
蒙哥汗率蒙军4万，号称10万，分三道入蜀。冬天，蒙哥汗进军大获山（宋阆州治），蒙古大将纽璘率步骑号称5万，战船200艘，从成都出发，加紧向重庆下游进兵。1259年正月，蒙古军在诱降合州守将王坚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向合州钓鱼城进攻。
钓鱼城在今重庆合川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山上，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在此汇流，钓鱼城正面扼控着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是个既有山水之险，又有交通之便的地方。宋降将杨大渊率领蒙军首先进攻合州，揭开了宋军合州保卫战的序幕。蒙哥汗令纽璘部于涪州造桥将军队驻于桥南北，以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
不久，纽璘所部因不适应四川气候首先流行疫病。待到宋将吕文焕来攻涪州浮桥时，纽璘部队的疫病已是十分严重，士兵和战马都不适应当地水土，病死众多，纽璘十分担忧。蒙哥汗密令纽璘出击，纽璘无奈之下发动进攻，竟然击败了吕文焕，俘获宋将二人。由于疫病严重，部队无法再战，遂班师退回军营。吕文焕在纽璘背后不断骚扰，纽璘军且战且退，狼狈不堪。
进攻合州的蒙古其他部队疫病也在流行。由于合州军民在王坚的率领下殊死抵抗，至1259年六月，合州仍未被蒙古军攻破。史天泽军自从跟了蒙哥汗入川后，一直作为主力战斗在第一线，合州一战是生力军。然由于作战时间过长，这时已进入夏季，久旱少雨，川中奇热难当，蒙古军无法适应这种气候，度日如年，“军中大疫”。看到部下一个又一个不支倒下，部队减员严重，史天泽心中难受至极，已和众将在商议要班师退兵了。
恰巧当时南宋**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文德率水军由长江西上，顺风进攻涪桥，冲过封锁线进入重庆。随后又率艨艟千余艘由嘉陵江北上进援合州。蒙哥汗令史天泽将士兵分列江两旁“注射”，史天泽还亲自带了战船顺流纵击。经过三次战斗，宋军战败，吕文德退回重庆，这才为蒙古军注入了一点活力，否则仗又不胜，疫病流行，士气低落，蒙古军只有撤退一条路了。
军队会出现大疫疾，这是蒙古人始料未及的。当时军中防疫的措施并无具体内容，但蒙古人知道喝一定数量的酒可以抵抗疫病，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又有一定作用，所以蒙哥汗决定在部队中推广。
《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云，月举连赤海牙随蒙哥攻合州，奉命修造曲药。曲是含有大量能发酵的活微生物或其他酶类的发酵剂，通常称为酒母。酒曲做出后，马上抓紧分发给士兵，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以疗师疫”。从后来月举连赤海牙得到了白金五十两的奖励来看，他的酒曲防疫肯定是成功的。
这一方法也为后人所继承。如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因为川蜀地区常常流行岚瘴，就废除了原先的酒禁令。放松酒禁的目的，是因为酒可以御寒防疫。至四月，又下诏：“因为天连续下雨不停，考虑稍稍放松酒禁令，百姓得病身体不好者可以将酒作为饮药，官府制造后将颁发给大家。”这次的废驰酒禁是全国范围内的，其目的仍是为了抵御连续下雨带来的阴湿天气，预防疫病的出现。
蒙古军队进攻四川的过程中，由于部队内弥漫着疫病，大大影响了战斗力。不久，蒙哥汗在合州钓鱼山作战中负伤死去，战局逆转，进攻合州、重庆的蒙古军只得退走。疫病并不是蒙古军失利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是重要因素之一。从种种迹象看，这次蒙古军中的疫病并不仅仅是一种，纽璘军队冬天疫病肆虐，估计不太可能是疟疾，而史天泽军队中的疫病因是在夏天流传，猜测是疟疾和肠道传染病的可能性最大。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1277年），交趾王陈光昺卒，子陈日烜继位，遣使向元朝通报继位的消息。但陈日烜有一点做得没有让元朝人满意，因为交趾是大元的属国，其国王继位需经元朝的册立，而陈日烜没有上报元朝中央就自立，引起了元**的大为不满。次年，元朝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让日烜到元大都受命。柴椿说：“汝父受命为王，汝不请命而自立，现在又不入朝，将来朝廷加罪，你将怎么来逃脱罪责？”元朝使者还不参加日烜为他们举办的欢迎宴会。交趾和元的关系日益紧张。
柴椿等回到京师，枢密院听了汇报后认为应该进兵，遣官问罪，但忽必烈没有同意。因为其时朝廷打算讨伐占城，希望交趾能支援兵粮，再说日烜弟陈璨已经上书中央，自愿纳款归降。
至元二十年（1285年），忽必祖派其子镇南王征讨占城，元荆湖占城行省通知陈日烜要运粮支援元军，当镇南王路过交趾时就出来迎接。但日烜说其国至占城水陆交通不便，至于军粮，只能根据自己的力量行事。
镇南王派出的征伐占城大军到达禄州，陈日烜以为元军是去进攻交趾的，调兵拒守。镇南王派人前去讲清大军是为了占城而发，但陈日烜十分担心，决定冒险邀击元军。几次接触后，交趾军队失败，元军攻至安南城下。不久陈日烜被迫传位于皇太子，自己逃向海边港口。镇南王命中书左丞、行省荆湖李恒率兵追袭，取得一些小仗的胜利。
由于其时安南天气炎热，已进入雨季，暴雨几乎每天要下一场，困乏的元军中开始出现疫病，死伤惨重。由于这次元军准备并不充分，长期征战在外，减员严重，蒙古马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被迫退兵思明州，途中还遭到交趾兵的偷袭，占城行省右丞唆都及长期居留疟疾地区，身体得病的李恒等都中箭毒发身亡。
这次陈日烜和元军的交战，使忽必烈大为恼火。至元二十三年，元军作好充分准备，决定在疫病较少的年底正式讨伐交趾。其时朝中对征讨交趾有不同意见，吏部尚书刘宣忧心忡忡，对忽必烈讲述了征交趾有许多不利。他说：“最近的征日本之役，就弄得老百姓愁戚不堪，官府扰攘，今春战事刚刚停罢，江浙沿海军民欢声如雷。安南这个小邦国，多年以来一直向元朝称臣，每年的贡物从未有过愆期。还不就是那些边帅生事兴兵，使得安南王逃入海岛，元朝大军讨伐无功，将士伤残。现今下令再次征战，听到这个命令的人无不恐惧。自古兴兵，必须考虑天时，中原平地一望无垠，尚且征讨还要避开盛夏季节，更不要说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超过了兵刃。今下令诸道兵在静江会合后进军，等到达安南后，得疫病死亡的人肯定是一大批又一大批，这样去出兵作战，怎么能够取得胜利？”但忽必烈是根本听不进他的话。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月，忽必烈令皇子镇南王正式出兵，部队有阿八赤的新附军数千人，随即又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的蒙汉军７万人，船只百艘，云南兵6000人，海外四州黎兵15000人，分道以进。这年九月，阿八赤率领了中卫亲军千余人卫护了镇南王到达思明州。
交趾军采用了阻险拒守的办法，利用有利地形，不轻易出击。元朝大军到达交州，陈日烜弃城到崇山峻岭中躲避，交州变成了一座空城。头脑清醒的阿八赤对镇南王说：“敌人弃巢而藏匿在山海之间，是想待我军疲劳后再乘机掩袭。我们的将士大多是北方人，这儿春夏之交虫蚊飞舞，疟疾大起，陈日烜还未抓到，我们恐怕已不能持久了。看来我们只有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纳附，不允许士兵掠夺百姓，抓紧时间逮捕陈日烜，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办法。”
陈日烜看到元朝大兵压境，屡屡派人放出和谈空气，以此想让元军不要进攻得太急。而元军许多大将都认为陈日烜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肯定会受不了，马上就要投降，竟然维修交州皇宫建筑，静等陈日烜投降。然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元军缺乏军粮，而陈日烜并没有投降，纠集了部队驻扎在竹洞、安邦海边，使元军处于尴尬的境地。
无奈之下，阿八赤率兵前去进攻竹洞、安邦，屡与安南兵交战，但安南兵却一战就溜，元军骑虎难下。天气炎热，元军的处境与阿八赤原先的估计一模一样，疫病开始流传，北方士兵纷纷病倒不起，元军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知该怎么办。
民族的仇恨紧跟着爆发出来，安南地区到处出现平民百姓的反元斗争，原先元军占据的一些关隘纷纷为当地少数民族夺回。无奈之下元军只能班师，后军变成前军，且战且退，“诸军护皇太子出贼境”，而阿八赤中毒矢三支，不久毒发死去。这一场征讨，以元军的大败而结束。
后来朝廷大臣对这次战争进行过检讨，刘宣曾说：“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今天，用后人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战争，元军失败的原因颇多，但交趾地区的疫病流行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无论是至元二十二年还是二十四年，元兵都在夏秋遇上了疫病。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但限于科学知识水平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他们仍是无法预防、避免疫病的侵袭。处于长途奔袭不利形势下的元军，加上疫病的打击，这场战争无论如何是打不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