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皇太极畏惧天花
一种古老的疫病，它在中国流行，伤害性命。有人猜测这种疫病是东汉时从南方传入我国的。清代的皇帝们，与这种疫病结上了解不开的缘，有的是祸，有的是因祸而福。皇位的换来换去，与天花扯上了关系。
天花在我国最早的记载，见于晋朝葛洪的《肘后方》。他认为天花是一种流行病，称它为“天行发斑疮”。这种疮发于人的头面及身体，不好好进行治疗，严重者数日后必死。这是第一次准确而详细地描述了天花症状，并提出了治疗的方法。
隋唐时期，人们称天花为豌豆疮，已有了许多种的治法，王焘《外台秘要》更是搜罗百家治疗方剂达12种之多。至宋朝的医书中，天花才被称为豆疮，后改豆为痘。南宋名医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始把这一疫病看作是小儿病。他认为胎毒是得病的一大原因，主张用热药治疗，用温药托里疏通。同时代的董汲认为这种传染病的护理原则是不能与杂人接触，病未愈之前不能吹风。如果能吃点食物，可不时给他少许葡萄，因为能利小便。
今天我们说的天花，是天花病毒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其主要表现为严重的病毒血症；皮肤成批循序出现斑疹、丘疹、疱疹、脓疱，最后结痂、脱痂、遗留痘疱。本病传染性极强，易导致大流行，病情重，病死率极高。
至明代，此病流行比比皆是，已经成为一种极为普通又极为残酷的常见病。由于普通，很多文献都没有系统描述天花全国性流行的情况，但却在很多相关文字里又透露出了它大面积流行的迹像。
如武进县医生丁焕善治痘症，由于痘症盛行，丁焕一日诊视常常超过百家。出诊回到家，填街满户尽是来取药的人。虽然有不少是危急病人，但服了他的药后，都有很大效果。
万全曾在《痘疹世医心法》上记载：“嘉靖十三年春，痘毒流行，病死者什八、九。”至次年春，痘症仍在流传。
由于痘症的大面积流行，而且死亡率又极高，引起了众多医家的关注，他们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提出了很多治疗的方法。
东北地区原先是没有天花的，随着与汉人的接触，特别是清人入关后，满汉两族人民交叉居住在一起，天花与清朝皇帝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人一直对天花十分恐惧，这主要是这种因病毒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患病严重的常会引起脓毒败血症而在数日内导致死亡，轻者痘溃破结痂脱落后，往往留有疤痕而形成麻脸，然而人们一直没有发现特效药来治疗这种疾病。
一般来说，满族居住、生活在东北地区，气候较为寒冷干燥，加之其生活方式以游牧、狩猎为主，这不仅造成了人体自然免疫抵抗能力较强，且病毒不易流行传染。但随着部众南移，入居中原湿润温和地区，和汉人接触多起来，天花就广泛地在满族中传染，甚至造成死亡。满族人对天花的恐慌和畏惧，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主要就是在最初的移居和汉人接触后的不适应时期，天花出现了致命的流行。
自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立后金后，女真势力布及整个东北，从一个山区狩猎采捕生活的民族一变而成了进行农耕生产的民族，文献中并未提及天花对当时社会有什么影响，但天花肯定已被女真人所认识。
1627年皇太极继承父位发动了对义州（今辽宁义县）的进攻，前线的将领要求皇太极增派蒙古军，并建议不要派没有出痘者前来，否则军队中都要得痘症的。皇太极同意了前线将领的建议，并对诸将说：“如果碰到痘症流行，可令我军未出痘的贝勒及蒙古没有出痘的贝勒全部撤回，这样可以吗？如果没有多大妨碍，就留在部队里继续作战，这件事你们看着办好了。如果命令没有出痘的蒙古诸贝勒回去时，他带的随从也要酌量让其回去。”从这段材料来看，后金天花受害者似乎已经有很多人，肯定是吃了天花多次的亏后，他们对天花的流行才会有担心和惧怕，而且天花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已起到了一定的抑制。
入关前的满族人对天花一直没有有效的免疫和治疗手段，他们采用最多的方法是隔离。1628年，辽宁天花大流行，遍及范围十分广泛，后金派往朝鲜的使臣甚至向朝鲜国王提出，由于朝鲜也流行痘症，因此只能绕道而行，应该“移置痘疫者”，即把感染天花的人安置到专门一个地方，免得别人传染上。1631年开始，后金又一次大范围地流传天花，造成了“国人多出痘”的局面，使**的一些常规活动不得不被迫停止。
这年初，皇太极宴请蒙古前来朝贡的王公额驸，并赠赐了大量的物品。但稍后他听到了蒙古人中有人出痘的消息，吓得要命，竟然不敢出宫送行，只好取消了送行仪式。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二年底，时为四大贝勒之一的莽古尔泰得天花病后去世。这位贝勒是皇太极的亲哥哥，在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皇太极只是草草地看了一下死者后，连葬礼、祭坟等活动都未参加，因为他害怕染上病毒。后金人对天花的防范主要采取这种深居简出，减少集会活动的消极预防方法，但减少接触，的确可以使自己减少染上疫病的 可能。
此外，对一些年纪较小的儿童和少年，后金还设置专门的被称为“避痘所”的“忌地”，加以人为的强行隔离。
入关前的满族对天花的畏惧心理已经产生，但又无法治愈这种可怕的疫病。
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为暂缓满汉民族矛盾，曾在辽东实行民族“分屯别居”政策，以使满汉互不相扰。入关以后，顺治帝对这条政策进行了继承，在北京某地实行满汉强行隔离和迁居。顺治帝五年（1648年）八月，**下令北京城内“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是汉族官员及商人百姓等，全部迁徙到南城居住。他们原来的住房是拆去另外盖造，还是贸卖拿钱，各从其便”。时间下限规定到第二年的年底为止。这一措施的实施，除了为达到“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的目的外，更重要的是满洲贵族惧怕天花传染，所采取的隔离政策。
然而，清军入关后由于是向南迁移，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气候更为湿润，因而大多水土不服，加上和汉人接触后，交相传染疫病的机会增多，得天花的人与日俱增。顺治二年（1645年），京城有很多人出痘，为防止传染，顺治帝颁敕旨云：“凡是民间出痘的人，马上让他们驱逐到城外四十里远的地方。”被驱逐出去的当然主要是汉人天花患者，顺治以为这样就能切断传染源。
当时在汉人居住区南城巡视的监察御史赵开心上奏说：患痘者遭逐已可悲可怜，而有关部门执行的时候有很多失误，有的人身体刚刚发热以及身上生疥癣等疮的人，全部一概被驱逐出去，甚至是婴儿得了天花，被抢过去全部掷掉，一时间在汉人中间造成了人心惶惶的局面。这说明了满族人对天花过分紧张，因而神经质地对汉人十分怀疑，在具体处置上确有很多地方不太适当。
赵开心谈到了汉人被驱逐后的惨景，说：“贫苦小民，移出城外，没有住的地方，也没有东西可吃，于是将弱子稚女抛弃道旁。”他建议朝廷对这项政策要进行修正：“请今后凡是出痘的人家，一定要痘症已见，才令出城。有男女抛弃小孩的，交有关管理部门，严加谴责惩治。在城外四十里的地方，东西南北各选定一个村庄，令出痘的人聚集居住，不应该让他们有露宿游离之苦。”他认为：“刚开始建立制度，一件事情的好坏得失，关系到天下万世之利害，希望皇帝能早日答复我的奏疏。”他的意见朝廷后来同意了，并命工部择定村落，具体承办。
对这一次的天花传染，清人其他史书也有描述。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云：“满洲人原本是不出痘疹的。自从进入长安后，经常出疹而且很危险，遂说这是汉人传染给他们的。于是民间只要听说谁得了痘疹，立刻被逐出都城二十里。然而都城外面都满洲人的赐庄，那些贫穷百姓可以到哪里去呢？经常见到一些人含泪将自己的小孩抛弃在道路的边上。有的人舍不得自己的房子，不想一个人住到外面，结果害死了自己的子女。”清**驱逐汉人四十里的政策实际上并不见效果，至年底天花传染加剧，染疫人数迅速增加，清**只能将更加厉害地驱逐汉人。后来将汉人迁移至南城的政策，仅仅是隔离天花患者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而已。
顺治初期，多尔衮独掌朝中大政，因此隔离政策其实是多尔衮一手策划的。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所以他让顺治帝到塞外去避痘。多尔衮设置了专门官员负责治疗天花，这个官员叫“查痘章京”，主管旗人痘疹及北京内城百姓痘疹和将他们迁移出城的事情，过了很久这事才安定下来。”就是说，如果满族人得了天花，也要被迁出城外的。
早在入关时，天花就被多尔衮用作消灭不同势力的武器在运用。豪格是皇太极长子，富有智谋，在清开国之际建有佐命创业之功。皇太极死，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为帝，豪格对他恨之入骨。顺治元年，多尔衮派豪格出征，豪格大发牢骚说：“我没有出过痘，这次出征，让我同往，难道不是故意想致我于死吗？”他的意思是你多尔衮分明是想让我豪格去感染天花。而多尔衮制裁豪格十分理直气壮，就认为他为了自己不被天花感染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不久就对豪格下了毒手。
顺治十年（1653年），又一轮天花流行高峰出现。这年十月，在西南征伐南明政权及大西义军余部李定国的战斗中，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战死，尸体运至京师，顺治想亲自去吊唁，但朝廷诸王大臣认为西南地区天花流行，力谏乃止。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天，朝廷继续采用驱逐天花病人出京师的政策，来隔离疫源。但到年底，天花传进宫内，顺治帝还很年轻，没有出过痘，所以吓得躲到了京城南２０里的南海子。天冷需取暖，惜薪司每天送炭到南海子。十二月，命惜薪司办公用房周围５０丈方圆内，凡是居人脸上发光的，无论男女大小，全部要驱逐出去。在这次天花流行中，满洲大臣只要家里有子女出痘，就不准到朝廷中值日上班。而汉人被驱逐到城南后，仍是疫病泛滥，生活动荡 不安。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二日，京城沉浸在春节的欢庆气氛中，这天顺治帝前往悯忠寺观看他的亲信太监吴良辅削发出家仪式。下午回宫后，顺治帝觉得十分烦躁，伴有高烧，遂卧病在床，实际上已感染了天花病毒。宫女、太监们奉命撤去刚刚挂上的门神、对联、彩灯、彩带。正月初四日，“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外界官民始知顺治帝得了天花。
初六日，顺治帝感到自己活不长了，得了痘症后肯定起不来了，急命太监传谕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快速到养心殿记录遗嘱。王熙等垂泪从命，在床前草就遗诏第一段，见顺治已累得疲惫不堪，奏请皇帝暂歇，待他们拟就之后，再请皇帝御览。二人赶紧到乾清宫西朝房连夜起草遗诏，然后又赶到养心殿呈皇帝过目。顺治帝勉强挣扎着将遗诏修改了三遍，直到次日才定稿。初七日，顺治病情更重。傍晚，下诏释放刑部大狱关的罪犯。半夜里，圣驾宾天，24岁的顺治帝崩逝于养心殿。天花夺去了一位正值春秋鼎盛年的皇帝的性命。
由于顺治帝年纪很轻，且得天花后发病极快，仅病五天就不治身亡，所以在民间出现了种种谣言和猜疑，甚至故意渲染他平时的好佛，把他说成到五台山“出家”了。至今有的史学家认为这仍是一桩清初疑案，而电视、电影故意把这段史实弄得十分玄虚，以致人们通常认为顺治帝后来成了五台山的一位高僧。
康熙被立为皇帝，完全与天花有关。
顺治得天花死后，给清初的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老皇帝死了，接下来哪个人继位？满族在皇位继承的制度上当时还没有嫡庶长幼制。顺治帝共有8个儿子，其中有4个早已夭折，剩下的也都年岁幼小。最大的是次子福全，时年仅9岁，三子玄烨时年8岁。顺治帝生前在指定继承人选上并没有一定的意向，但最后在选择谁的争论中，皇太后、顺治帝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选择了玄烨。玄烨的被立，尽管与他自小表现出的品质和灵敏聪颖有关，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与天花有关。
玄烨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当时北京城内天花泛滥成灾，满族王公亲贵吓得到处躲藏，连皇帝也不例外。为了避痘，出生不久的玄烨在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的携带下前往皇宫西华门稍北的一座府第居住。孙氏是玄烨的保姆，就是后来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的曾祖母，数十年后的康熙对这一段经历仍记得十分清晰。康熙六十年曾颁谕说：“今王大臣等，因为朕已经御极六十年，奏请庆贺，这是很符合礼仪的。想当初世祖章皇帝，因为我幼年时没有出痘，所以下令保姆护视我到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这是我六十年来最感到遗憾的地方。”
不过玄烨在这场天花流行中仍然未能幸免，还是被感染了。但得病后，在孙氏精心照料之下，不久即痊愈回宫。康熙自小就在祖母博尔济吉特氏的照料下成长，所以他的祖母尤其喜欢他。
被立为帝，完全与康熙得过天花有关。时倍受顺治帝信任，并被他称为“玛法”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认为：应立已出过天花的玄烨为继承人，因他对天花已有终身免疫力，可免其再遭不幸。这一点，在顺治帝临死前得到了首肯，而这种讲法，博尔济吉特也是十分赞同的，所以得过天花成了玄烨登上帝位的重要条件，而福全却没有得过天花。
得过天花的康熙皇帝，脸上留下痘痕，见过他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后来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对康熙的长相有过详细描写，说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俄国使团使华笔记》中有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对康熙容貌的描述，也说康熙脸上有麻点：“康熙与其同时代人路易十四一样，脸上有麻子。选择康熙作为他死于天花的父亲顺治皇帝的继承人，部分原因是康熙已生过天花，故可望张寿。”
康熙前期，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病仍对清朝的政治有着一定的影响。如蒙古人一直作为满族的同盟军，清朝对蒙古王公贵族采取优抚拉拢的绥靖政策，甚至以联姻来加强关系，而蒙古王公的每年进京朝觐制度也是这种政策的一部分。蒙古王公本来以进京朝觐作为对自己地位重要的承认而十分愿意每年到京师来，再说每次到京，清**大量的赏赐，他们觉得十分有吸引力，但这种流动却使清人和蒙古人都害怕会带来天花。随着北京天花一再流行，蒙古人甚至对进京感到害怕起来。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出喜峰口北上巡视，选择长城外的河北围场县，设置了木兰围场，其目的是“习武绥远”，这样蒙古王公贵族可以不到京师就能得到清帝的赏赐，而清朝也可以在这里和蒙古人加强感情联系，稳定北方边疆。
康熙时期，皇宫中仍屡有天花出现。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皇长子允禔出痘。在这之前，康熙一共生有子女14人，存活者仅7人，其中3名卒于5岁之内，所以他对此事特别重视，自二月二十五日出痘至三月初三日，各衙门奏章俱命送内阁。这年清明祭孝诚仁皇后，因适逢皇子允禔出痘，为求吉利，皇家成员与三品官以上仅素服陪祭，停止举哀。
有鉴于丧父之痛、自身出痘之险苦和避免年幼的皇室成员经历自然出痘，在允禔出痘之际，康熙遂毅然决定在宫中推行种痘术，由于太医院的痘疹专科医生人数太少，在考选痘医进宫布痘时，同时诏求草泽医士入宫服务，其中医官甄国鼎和候选知县傅为格就是应召在为皇太子允禔布痘一事中出过大力的。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初九日，允禔痊愈后，康熙谕礼部，挑选吉日遣官致祭圜丘、方泽、太庙、社稷，行告谢礼。同时，康熙也下令吏部，将调理皇太子出痘的医官甄国鼎与候选知县傅为格升职，以示加恩。十二月二十六日，并以皇太子出痘，颁诏天下。
在这次布痘活动中，值得一提的是傅为格。他曾向江西王、唐二先生学习种痘术，并游都十余年，为诸王公大人子弟种痘，声誉传遍大内，以致应诏入宫为皇太子允禔种痘。在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康熙下诏：“武昌府通判傅为格擅长为小儿种痘，以前皇太子喜事，令诊视疗治，结果痊愈。令宫中小阿哥等欲种痘的，全部到他那里去种。”傅为格奉诏后，即入宫种痘。
康熙二十年秋天，康熙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延弼至江西求痘医，当时督粮道参政李月桂以朱纯嘏应诏，随即承命选种试苗，次第奏效，遂奉旨入大内为皇室子孙种痘。由于朱氏种痘的效果良好，次年康熙遂派他远赴蒙古科尔沁与鄂尔多斯等地，为其亲贵治痘。同朱纯嘏一起奉诏进京师种痘的还有陈添祥等人。
康熙不但在宫内采用种痘术，而且自己留心医籍，特别是有关痘疹的内容。康熙二十四年，曾下谕太医院官，提及他在研究经史之余，同时也阅读《黄帝内经》，遂对民生疾苦十分留意。然而他有感于历代医家虽多著述，但各执己见，对于痘疹诸书，未能精思竭论，遂命太医博采群书定为一篇。
康熙对痘的关注已到了十分重视的地步，有一则记录可以说明此事。康熙巡视吉林乌喇的时候，当地的满族正流行天花，康熙不但亲往控望患病者，留下草药，并要求出花者及其家挂起红布，以资辨认，防止痘症蔓延，同时还奖励行医救人的汉族郎中。
由于采用种痘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康熙再次诏选医生前往边外49旗及喀尔喀诸部种痘。他在《庭训格言》中曾对此事作过叙述：“朕得种痘方法，各位子女及你们的子女，都因为种痘后一点也不碍事。现今边外49旗及喀尔喀诸藩，全部命令种痘，所有种痘的人全部痊愈了。……保全这千万人的生命，难道这是偶然所为吗？”此后，太医院设有种痘医生，正式成为清朝廷的制度。
康熙在宫中推行种痘术，当然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的稳定，避免皇室成员感染天花致死，但其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种痘还未向全国推广。雍正三年（1725年），满洲、蒙古等族仍有许多人为出痘而丢掉性命，其原因是“此也无力种痘之故”，为此雍正下诏说这些部族的官员弟子如需要种痘，可告诉太医院，太医院会派种痘医生前去的。
乾隆禅位给嘉庆后，于这年五月下诏蒙古额鲁特王公如果出痘者，就不要来京城，今后可从草原上直接前往热河觐见皇帝。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皇帝对用事已久的权臣和珅恨之入骨，立即授意给事中王念孙上奏弹劾其众多不法行为，命王大臣会审。不久，嘉庆颁诏宣布和珅罪状，其中罪状的第十条说：“乾隆让位后，我下谕蒙古王公没有出痘者就不要来北京，而和珅擅改我的命令，对蒙古人说已经出痘和没有出痘者都不要来京。”天花竟然和清朝皇宫的政治斗争紧密连在一起。
清廷中，天花仍常出现，乾隆第七子哲亲王永琮，与端慧太子同为嫡子。端慧太子死后，高宗有意向要把他立为太子，但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月“以痘殇”，这时永琮仅2岁。乾隆皇帝悲泣道：“先朝还没有以皇后正嫡子来继承大统，我想我可以做先人没有能够做的事情，得到先人不能获得的幸福，但却没有做到，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道光皇帝时，其三公主与七公主等也因出痘而死亡。
由于种痘术的逐渐普及，以及医家在治痘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效经验，不少患痘者经救治后，保住了生命。在清代文献中，保留了很多医家治疗天花的医案，也说明了天花的泛滥。
清代乾隆年间，天花流传开来，医生叶天士医术神通，医名威振大江南北，而且对治痘颇有研究，他常说的一句话为“痘无死证”，而其治痘方法也常令人匪夷所思。
有一次，叶天士坐着轿子在乡村里行走，恰巧遇到一位正在采桑叶的少妇。叶天士端详了一下少妇的脸色，就悄悄地吩咐轿夫突然偷偷地从背后去搂抱住少妇。少妇为轿夫的“非礼”勃然大怒，边挣扎边大骂，少妇的丈夫也冲上来扭住轿夫大打出手。叶天士走上前去制止，并解释道：“这位女人即将出痘，其痘症已在皮膜间，因火太盛闭住了，不能发出来。刚才我设此法刺激她发了大怒，今夜，她的痘症就可以发出来。否则，她的性命就危险了。”到了晚上，此少妇果然发了痘症，因此保全了生命。
类似这样的医案还有很多，散见于各省府县志及文人的各种笔记文集，可见痘疹的流行已经泛滥成灾，人们对其传染性十分警惕。很多孩子患痘后，一般不再互相串门，以防传染他人。因为缺乏根除的办法，很多医家在治痘时仅仅是“促痘发出”，有的还采取了一些比较离奇的土办法，何况很多病人家庭还缺乏就医的经济能力，所以一旦患病以后，很多人还是只能靠天命与运气，病死率是相当高的。
清朝同治皇帝，慈禧太后的儿子，1874年12月驾崩。同治死因，各书记述有好几种，其中最主要的是性病说和天 花说。
同治得性病说，流传颇广，《清朝野史大观》叙述得十分详细。书中说同治帝十分敬爱端庄贞静的阿鲁特皇后，但慈禧太后淫威滥施，同治帝和皇后不能款洽相亲。慈禧又强迫同治帝去爱不想爱的妃子，遂尽失情爱之乐。于是出外纵情淫乐。但他生怕被臣下撞见，又不敢至外城著名的妓院去，只敢带了一两个小太监在内城与私底下卖淫的女子取乐。时间一长，就感染了梅毒。
开始同治帝并没有注意什么，但后来病症发到了脸上，继而又发到背部，召太医来诊治，太医一看，大惊失色，知道这是**所致，但又不敢说出来，反而去请示慈禧，询问是什么疾病。慈禧下旨道：“恐怕是属于天花。”太医就拿治痘症的药来医治，自然这样的药是不见任何效果的。同治帝得病后内心十分急躁，厉声大骂御医：“我得的不是天花病，为什么要当作天花来治疗？”太医奏道：“这是太后的旨意呀！”同治帝这才不说话，而内心咬牙切齿地发恨。临死前的几天，同治帝的头发全部脱落，下**溃烂，发出极其难闻的臭味，据说溃烂处有洞，能看得见腰肾。该书作者悲叹道：“可叹，自古中国之帝王因酒色而致夭亡者不知凡几，然未有死于淫创者，只有法国弗朗西斯一世也患淫创而死，可谓无独有偶矣！”
尽管这种说法为许多人津津乐道，但毕竟是轶闻传说，且没有正式的档案或史料佐证，因而其真实性令人怀疑。相反当时的官方典籍及其后的正史均说同治帝死于天花。而且人们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记载同治帝脉案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同治帝得病，召御医李德立等入宫请脉，直至十二月初五日夜病死，前后三十七天的脉案，完全可以证明同治帝是因患天花而死的。这本脉案是敬事房太监根据当时的御医每天请脉记录和所开的方子，誉抄汇辑成册的。它是我们今天得以分析研究同治帝究竟死于何病的第一手宝贵 资料。
同治帝得病是在1874年的十月三十日下午。这天，太医院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知诊断的情况是：“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的判断十分明确，认为是感染了时行疫毒所致，所以让同治服用益阴清解饮，时行避风调理。第二于早上，药见效，疹形透出，已能看出其中夹杂着瘟症。这天同治帝的症状是“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遂用清解利咽汤调理。
在御医们两天的精心医治下，痘颗很快开始表发。然由于瘟热病毒强烈，头部、颈部的痘粒发得十分稠密，而且令医家最担心的是，痘粒颜色变得发紫。出痘时，如果痘颗出得稀疏不齐，灌浆顶平或塌陷，并呈紫色，这是逆痘的信号，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同治的天花实际上就是如此，所以御医记道：“症界于险。”
十一月初八日，同治“微感风凉”，本来就虚弱的体质使天花向逆险方向发展，“浸浆皮皱，似有停浆不靥之势”，这为痘毒向人体各种器官和神经系统袭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十一月十九日起，同治的病情急剧恶化。此后的十多天，是他最痛苦难忍的日子。痘毒潜入各部器官已经全面发作，痘后出现多处痈毒，并发生溃烂，腰间的溃烂几乎像一个洞，脓血不断地流出。全身的痘痈发出钻心般的疼痛，面颊肿硬，口喷臭气，胸满胁胀，大便腥臭。这时的御医已知道皇帝是难有生机了，只能卧以待毙。
从脉案记载来看，集中暴发的大溃烂十分剧烈、快速，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二十二日，腰部溃烂继续外，其他部位的痘痈也出现溃破流脓。第二天，臀肉左右又出现二处溃孔流汁。二十七日，“腰肾疮口微大，浆汁未减，气秽如昨”，御医们试着用“外用熨洗”治疗。二十八日，御医们的努力并不见效，“腰间溃处如碗，其口在边上，揭膏药则汁如箭激”。这时的同治已到了神志恍惚、麻木不仁的地步，神经系统遭到了大破坏。
十二月初三日，出现了致命的走马牙疳，同治“面颊红肿见消，各处溃脓尚可。”初四日，“上唇肿木，腮紫黑肿硬处敷药，屡揭伤皮不能作脓，时流血水”。御医们尽管仍在竭力调理，但已没有什么效果而言。
十二月初五日，同治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天，“皇上脉息弦数无力，毒火凝结，神气日耗”，到酉时，“六脉已绝”，“元气脱败”，医生用高丽参等煎成的生脉饮到了他的嘴里已无法下咽了。同治驾崩，命归黄泉了。
除脉案外，谈到同治得天花比较详细的有《翁同龢日记》。十一月初九日，翁同龢和御前军机大臣们更清楚地看到皇帝的头、面上都是灌浆饱满的痘粒，同治还举起胳膊让大臣看他出的痘颗十分齐足。翁同龢的日记，是私人所记述的当天活动的流水帐，应是十分可信无疑的。另外，将同治帝从发病至死的三十七天脉案逐日与《翁同和日记》核对，两者所记之病情诊断、开方用药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他还把和当时的一些大臣、太监那里听到的内容也记了下来，十分具体生动，说的都是同治天花的发生和发展，根本没有谈到梅毒。
天花是满族常患的一种传染病，所以他们并不隐讳这种事实，而梅毒是一种两**媾后得性传染病，名声不好，因此有些人就凭主观猜测皇室是隐晦了同治的得病真相。加上梅毒和天花病症有些地方比较相像，梅毒患者一般先在外生殖器部位出现硬下疳，约二个月后全身皮肤发疹，并且和天花一样，都有脓溃烂症相，所以野史笔记者道听途说，认为同治皇帝淫欲过度，得梅毒是十分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