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毛庆祥再荐戴雨农，蒋和畅暗中饱私囊

　　十九路军起兵福州，毛庆祥对蒋介石说：“要分化瓦解他们，恐怕只有戴雨农才能胜任。”

　　十九路军被围困于泉州，毛庆祥献计道：“我们还可投掷大批现钞，败军见了钱，人心会更加涣散。”蒋介石认为此计甚妙，即令蒋和畅、蒋富寿负责空投现钞。

　　话说蒋介石下台前杀人已成惯例，其目的一为泄私愤，二为杀鸡吓猴。第一次下台前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这次他第二次下野，又密令王世和把第三党领袖邓演达枪杀于南京郊外麒麟门外沙子岗。

　　王世和于当晚回来向蒋介石复命，不慎被宋美龄察觉。宋美龄万没想到蒋介石居然出尔反尔、杀人成性，当即大吵大闹，一气之下，于第二天只带了两名亲信跑回上海贾尔业爱路。此处有她的一幢陪嫁房子，正房约四开间，楼下有一个大客厅，容40人不挤，也可放电影。靠马路的两层楼洋房，小柚木条拼嵌地板，向西延伸一排二层楼10多间下房，花园面积大于建筑面积3倍，有小溪横贯草坪，溪阔2米，东侧安放小石块，可徒步跳跃而过。灌木丛中，间以假山，取自然园林式布局。室内布置除应有尽有的大小红木沙发，大茶几桌椅外，墙上挂的也颇为精致，其中最名贵的是八大山人画的春、夏、秋、冬4帧花鸟条幅，意境高妙，确是神品。

　　蒋介石很少来这幢房子居住，来得最多的是宋美龄，烦闷时她常跑来和她的两位姐姐共叙天伦。

　　这次因邓演达被杀，宋美龄只身跑来与宋庆龄相见，姐妹俩哭成一团。稍后，蒋介石也跑来向宋家姐妹道歉，希望她们原凉。宋庆龄十分愤怒，痛骂蒋介石不是人，然后愤愤而去。扬言再不登蒋家门。

　　宋庆龄走后，蒋介石极尽讨好之能事，就差没有给宋美龄下跪。他说：“达令，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夫妻，胳膊肘不能往外拐，这次我错了。汪精卫攻击我，胡汉民要赶我下台，桂系恨不能置我于死地……我如今已是四面楚歌，最需要你的帮助。达令，你一定要理解我，如果不是顾及我的身份，我真的马上给你下跪！”

　　“瑞元无赖”在溪口最负盛名，如今变成了“蒋介石”，他又把那一套用以对付宋美龄。是夜，他利用无赖手段把宋美龄哄上床。“夫妻吵架隔夜和”，第二天两人又和好如初。

　　其时，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在即，但大多数代表声称，如蒋介石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就愿入京开会。粤方也跟着兴风作浪，用中委名义作出决议；若蒋不下野，即在广州召开四届全一中全会。

　　迫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作出了下野的准备。也就在这时，北平市宪兵团团长蒋孝先匆匆赶来向蒋介石汇报，北平9所大学的学生2000多人发起赴京请愿。他说：“在北平学生的带领下，南京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9所大专学校的学生1万多人在那里煽动、捣乱，逼着要见先生。因此，我特地赶来请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可以在数日之内把这些人杀光！”

　　蒋介石摆着手：“不必了，我准备辞职。你马上集合你的宪兵团回宁波，随后王世和的警卫团也回奉化。南京这个烂摊子，我准备交给孙科他们。”

　　12月1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陈铭枢赴沪，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切，他答应下野。

　　12月15日上午10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常委会，讨论蒋介石辞增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于右任按蒋介石的意图主持会议，作出两项决议：一、批准蒋介石的辞职申请，以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作为过渡政府；二、对考试院长戴委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力子等人辞职呈请予以慰留。

　　当天下午，蒋介石发表下野通电。

　　自蒋介石通电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进入南京。蒋孝先的宪兵团、王世和的警卫团也先行进入宁波和春化，保护蒋介石的安全。

　　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及毛庆祥、蒋富寿、蒋孝镇等少数几个亲信随从乘飞机到了宁波。

　　临行前，蒋介石致函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即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

　　23日，蒋介石在蒋孝先派出的大队宪兵护送下回春化溪口，先在丰镐房祭拜了祖先，即去“慈庵”王太夫人墓地住了一晚，次日上了妙高台。

　　蒋介石此次下野，没有一点失去权力的迹象，从丰镐房、乐亭、慈庵一直到妙高台，军警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天从南京来的各色人物络绎不绝，特别勤来的是戴笠，陈果夫等人，他们向蒋介石汇报南京方面的情况。

　　再说蒋介石下野之后，汪精卫、胡汉民知道这一次又是蒋的“以退为进”之计，胡均称病不去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这样，南京就只剩下一个孙科了。

　　有人对孙科的为人形容得十分生动：“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对付这样一个人，蒋介石是有十足把握的。事实上，他早已给孙科掘了陷阱。

　　在财政上，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只给新政府留下一个空招牌。当时，新政府的财政收入每月只有600万元，而军费一项开销就要1800万元。蒋介石在妙高台遥控，授意何应钦天天向孙科要钱。

　　在外交方面，孙科要张学良保卫锦州，准备同日本人绝交，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时，日本已决心要在中国东南发动式装进犯，长江中的日本军舰扬言一有事态就向南京开炮。孙科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危城中。就这样，新政府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由于戴笠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虽身在妙高台，但对南京的情况却了如指掌。他自知到了该出山的时候了，于是通过戴笠、陈果夫传话给他在南京的亲信，心腹，制造“非得蒋先生出来才能挽救局面”的舆论。

　　1932年1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邀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孙科随后给蒋介石拍一份电报：

　　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不一京，党国失却重心……国事不易收拾，先生平昔爱党爱国，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望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1月3日，蒋介石在妙高台得到戴笠的密报：孙科已扔下烂摊子，悄悄离京去了上海。

　　1月16日，蒋介石从妙高台起程返京重新执政，并自我吹嘘道：“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呈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孙科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闲话休提。却说自蒋介石重新执掌政权之后，深感特务工作的重要，第一件事就是考虑扩大原有的特务组织，更多地增加耳目，随时主动置对手于死地。他策划的这个组织，将凌驾于宪，警之上，听从于他一个人的领导，具体的工作包括刺探情报、监视国民党内各大要员的言行、暗杀、绑票等等。

　　在考虑成熟后，他仍然准备将这个组织交由陈果夫去发展。他将此事与宋美龄及毛庆祥等几个溪口人提起，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毛庆祥说：“我认为把这样一个有特权的组织全盘交给陈果夫不好。发展到一定时候，他拥有了势力，再收拾他就成了问题。我提议在陈果夫之外，再重新成立一个组织，让他们彼此牵制，又相互弥补，这样得来的情报有了比较，将会更加准确。”

　　“好，好！”蒋介石赞道：“重新成立一个组织很好！宗禳，你觉得在我所有的学生中，谁适合这项工作？”

　　“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戴笠！”

　　“戴笠不行！”王世和即反对道，“他不过是黄埔六期生，在‘10人团’中，谁都比他资格老。”

　　毛庆祥坚持说：“正因为他在黄埔系中资历浅，在政治上难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他除了效忠先生外，别无出路。况且，戴笠的特工天赋在黄埔学生中是无人能及的。我敢打赌，着让戴笠组织这个机构，日后绝不会有人敢与先生作对！否则的话，——恕我直言，先生还将第三次、第四次……下野！”

　　王世和冷笑道：“我倒看不出戴笠有什么突出之处，一位鸡鸣狗盗之徒而已。宗禳兄大概是被他奉承得昏了头。”

　　毛庆祥说：“我和戴笠之间绝无特殊关系，在这里我必须声明；我举荐他，是本着维护先生的政权，不埋没一位有用的人才！特务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恶性的工作，担任这项工作的人不但要绝对忠诚、驯服、易于驾驶，也要具备残忍卑劣、冷酷、冒险及鸡鸣狗盗的本事和手段。我觉得，戴笠恰恰具备了这一切手特点！”

　　王世和本欲再提反对意见，蒋介石制止道：“好了，就这么定了，宗禳，你马上给戴笠拍个电报，要他立即来南京见我。”

　　1932年1月26日，戴笠一早来到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等待接见。

　　在侍卫室里，毛庆祥待了他。毛说：“雨农，先生有重要事情向你交待——不过，不是这个时候，先生正在和汪精卫晤谈，劝他出任行政院长。你暂时在我处休息一下，先生有了时间，我会通知你的。”

　　戴笠悄声问道：“先生，你知道校长为啥事召我？”

　　“你先别打听，等会先生自然会跟你讲。”毛庆祥说完，又向同在室内的蒋富寿眨眨眼。

　　蒋富寿会意，笑道：“姓戴的，你真是命好，什么时候认得毛先生这位干爹，你走运啦。你干爹在先生面前及力推举你，你马上就要做官了，到时候有了好处除了孝敬你干爹，可别忘了我们！”

　　戴笠望着毛庆祥：“先生，校长准备让我干什么？”

　　“你还能干什么，你这鸡鸣狗盗打流出身的瘪三正适合干特务头子——这就叫‘歪打正着’！”蒋富寿打趣道。

　　戴笠感激地望着毛庆祥，嗫嚅着，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毛先生，你真好，你好比我的再生父母，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

　　毛庆祥装作不以为然地说：“你没必要开口闭口‘报答’，我早就说过，帮助你是因为你有特长，如果你真要感激，做出成绩来，就是对我的最好报答。好吧，你先在这里，我要去先生那里帮助科理一下事务。”

　　戴笠从早晨一直等到晚上8点钟，毛庆祥才匆匆赶来对他说：“雨农，先生召你了。到了他那里，说话、表态一定要机敏，不要让先生感到你是一个笨蛋。另外，有不少人反对你当特务处长，你一定要想办法取得先生的支持。”

　　戴笠连连点头。

　　到了中山陵园官邸办公室，蒋介石已在那里等候。戴笠敬过礼，将示意他坐下说：“雨农，我们成立复兴社特务处，这项工作准备由你主持。本来这件事初步确定后，这两天又有人向我推荐康泽、邓文仪、贺衷寒、桂永清、周复、郑介民等6人，但是毛秘书对你比较了解，认为你最适合做这工作。我没有多话可讲，只要你保证负起这个责任。”

　　戴笠窃喜不已，本欲表几句决心，转而又觉不妥，若这样，反显得自己极有官欲，况且黄埔系中还有很多人一定反对他当特务处长。古人云：欲擒故纵中，欲取之必先与之。因而打一个立正道：“报告校长，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蒋介石愕然。

　　“团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大哥，并且这一事情本身就不容易做好。我想由我做这工作，肯定会有不少人反对。”

　　“这个不要紧。”蒋介石安慰道：“一切有我，你不必顾虑，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只要有决心，什么都好办。”

　　戴笠见蒋果然中计，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抖擞精神；“报告校长，就黄埔的关系讲，你是校长，我是你的学生。就革命关系讲，你是领袖，我是你的部下。既然如此，我当然只能绝对服从命令，尽我的一切能力完成校长交给我的任务。”

　　蒋介石听到这里，转身走进隔壁的私人办公室。毛庆祥赞许地对戴笠点点头。

　　几分钟后，蒋介石重新走进会客室，将一份手令交给戴笠，正面写着：

　　着戴笠主持成立复兴社特务处。

　　戴笠喜形于色，上前数步，双手接过手令，当即表示说：“从今天接受命令之日起，我这个头就拿下了。这就叫一手接手令，一手提着头颅。”

　　蒋介石大感不解：“此话怎讲？”

　　戴笠一挺胸脯，朗声说：“这是我的决心，我这个工作做很好，我的头一定给敌人杀掉；若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再者有可能积劳成疾。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介石双目高兴莫测地注视着戴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说：“那好，你就选几个帮手吧——只要是黄埔系的都可以。”

　　戴笠想了想，说：“郑锡麟和唐纵怎么样？校长若同意，我就让他们马上联络成员，发展组织。”

　　蒋介石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时候不早了，宗禳，你给雨农安排一个住处。明天我若有事再找他。”

　　走出会客室，毛庆祥满意地拍着戴笠的肩膀，表扬道：“表现不错，没有丢我的脸，今晚就跟我睡吧。”

　　戴笠嘻嘻笑道：“毛先生，今晚我请客——有没有那个兴趣？”

　　毛庆祥摇摇头：“没胃口中，翻过来倒过去就那几个女人，早就玩腻了。想当初我在法国，——娘希匹，法国女人才够味，床上功夫也很好。”

　　戴笠流着口水说：“毛先生别馋我了，要不然，我都憋不住了。嗯，今晚你一定要陪我去！”戴笠坚持着。

　　毛庆祥摇头说：“你别万事大吉的样子，还早呢，说不定明天又会有人弹劾你。”

　　次日上午，黄埔学生中有人知道由戴笠主持成立特务处，立即表示反对，以戴笠的打流出身，黄埔生们打心眼瞧不起他，觉得由他主持特务处，简直是对黄埔生的讽刺。当时有很多人提出要打倒戴笠。

　　这一下戴笠急了，不知该如何办才好，他哭着对毛庆祥说：“我完蛋了，即使不被他们打倒，可是今后谁还有肯服我？”

　　毛庆祥不愧是智多谋，献计道：“雨农不必惊慌，你马上去向先生辞职，说有人反对你。”

　　戴笠吃惊道：“如果校长真批准我辞职怎么办？岂不白高兴一场？”

　　毛庆祥指着胸部说：“有我呢，你怕什么！”

　　戴笠依计而行，蒋介石果然将那些反对戴笠的人臭骂一通，并要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小觑戴笠。末了，又指示道：“以后无论是你、或是陈果夫，都直接向我负责。所得情报，一律亲自交毛庆祥先生，不可越级呈递。”

　　次日，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起日寇作战。

　　十九路军的名称是1930年中原大战时命名的。它的前身是粤一师。1925年国共合作在广东创立国民革命军时，以粤军一师为骨干护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铭枢任该军第十师师长，并参加北伐，而李济深仍留在广东。1927年1月，陈铭枢的第十师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后，在武汉扩为第十一军，陈铭枢升任军长。1929年全国军队整编，原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原十一军缩编为六十、六十一两个师，由蔡廷锴、蒋光鼎分任师长。

　　1930年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六十、六十一两师护充成一个军，称十九路路军，蒋光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升任十九路军军长。十九路军在中原大战中击败了冯玉祥主力，结束了这场战争，从而稳定了蒋介石的政权和统治。

　　1930年冬，甫结束军阀混战，蒋介石开始“剿共”，将十九路军遣往江西。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十九路军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围剿”期间，蒋介石为了当上大总统，将胡汉民扣押于汤山，孙科、陈济棠、李济深借机在广州成立广州政府，与蒋记南京政府分庭抗礼。陈铭枢因没有参与成立广州政府，被蒋介石委任为江西右翼军总司令，直接指挥十九路军。

　　第三次“围剿”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国难当头之际，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开始认识到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中国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决心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军长蔡锴在赣州体育场率领全军宣誓。

　　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东三省很快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寇又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役”，十九路军立即奋勇抗战，谱写了一曲现代史上著名的抗日战歌。

　　然而，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义举不仅不支持，反面十分恼怒。他对刚刚才任命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说：“雨农，你马上集中力量奔赴淞沪前线，搜集情报。”

　　“是，我一定认真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戴笠自以为是地说。

　　“放屁！”蒋介石骂道，“我命令你去搜集十九路军将士的思想情报。娘希匹，陈铭枢有意破坏我的‘攘外秘先安内’的计划，我一定要知道是哪些人在支持他胡来——这些人以后绝对也是对我很不利的分子。”

　　戴笠这下明白了，打一个立正准备离去。蒋介石又说：“以后，你创办特务处所需要经费由我直接拔核，去侍卫室蒋和畅会计处领取即可。”

　　戴笠去蒋和畅处领取活动经费，即组织一批鸡鸣狗盗之徒潜入上海。其时，淞沪战役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十九路军和友军伤亡惨重，计有1？17万余人，市民被日寇狂轰滥炸死亡1100余人。战争一开始，日寇就出动多架次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狂轰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篡修的《四库全书》，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寇抢劫。据当时上海报纸披露，日军过卡车抢劫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戴笠禀承蒋介石的意志办事，于战争结束后即向蒋介石报告，说十九路军从上到下，都是消极反共，积极抗日。

　　蒋介石大为光大，召来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当面责难。淞沪停战协定签定后，蒋介石即以剿共告急为由，要将全军三个师分割派遣到皖、鄂、赣地区剿共，并分属其他部队管辖，取消十九路军番号。

　　消息传开，十九路全军将士痛哭，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鼎极力论理。

　　适此，毛庆祥收到福建反共失利的情报，即向蒋介石建议：“先生，我觉得目前取消十九路军尚为时过早，一方面他们抗日的行动刚刚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好感，如果取消，舆论对我们不利；另一方面，把他们分散到三个地方，他们自然不愿意，闹不好还会产生异常情况。依我看，把这支部队调到福建与共产党作战，这倒是一个万全之策。”

　　“万一他们造反怎么办？”蒋介石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这个也不难避免。”毛庆祥说，“古人云，‘防患于未然，我们可在此时要戴笠派一批同志加入十九路军内部，随时掌握他们的动态。万一他们真想造反，也是早晚的事，正好趁机一举消灭。如果分割他们，隶属于其他部队，也是后患。”

　　蒋介石依计，即令十九路军赴闽，同时叫来戴笠面授机宜。

　　如此一番动作，蒋介石仍然不放心，又有意把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升任为驻闽绥靖主任、这样，蔡的位置就比陈铭枢还要高。蔡多年来一直是陈铭枢的部下，蒋介石有意把他提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鼎的控制，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十九路军。

　　1931年，胡汉民被扣造成宁粤分裂局面，当时陈铭枢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对蒋介石的支持可谓劳苦功高，想不到现在蒋介石居然要用蔡廷锴来管他，这口气说什么也难以咽下。不久，即离职赴苏联考察去了。蒋介石也落得松了一口气。

　　陈铭枢走后，十九路军于1932年五六月间先后抵达福建西南。当时福建的形势四分五裂：一是省长方古涛只知吸大烟，不理政务；二是地方上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其中以陈国辉号称六个团的杂牌军，军纪最坏，飞扬跋扈，掳掠勒索，无恶不作；三是红军已在闽西北南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权。

　　抵闽以后，十九路军将士不满内战的心理与日俱增。军长蔡廷锴已感觉到蒋介石迟早会取消十九路军，因此对部队的存在，对抗日事业都失去了信心，加之主任蒋光鼎托病不到位。蔡廷锴产生了辞职念头，蒋光鼎害怕辛辛苦苦创建的十九路军毁于一旦，于是回闽就职。

　　蒋光鼎回闽后，部队开始运作，先用武力解决了一些自由行动的杂牌部队，将陈国辉枪决，为开辟福建新局面打下了一点政治基础。

　　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控制一刻也没有放松，特别是戴笠派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十九路军高层将领的行动时刻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在蒋介石的驱迫下，十九路军参加了三次大“围剿”。蔡廷锴、蒋光鼎此时深刻体会到，十九路军如果不“剿共”，必为蒋介石消灭；如果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积极“剿共”，官兵又为不愿打；如今已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被红军消灭……

　　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消灭，都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但蒋介石最希望的还是后一种情况。因此，他极担心陈铭枢从国外回来进行策动。

　　1933年8月，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庐山消暑，毛庆祥又引来戴笠向他报告。

　　“校长，今年7月份，陈铭枢已从国外回来，正忙于四处活动。”戴笠见面就说。

　　“他回来干什么？”蒋介石心里一惊。

　　“策动十九路军造反。”戴笠说，“另外，他还在广东联络陈济棠、李宗仁他们，扬言要把校长拉下台。”

　　“其他人是什么态度？”蒋介石关心地问。

　　“陈济棠、李宗仁当即表示，说只要陈铭枢说服了十九路军，他们马上跟着倒戈。”

　　“那么十路军内部的情况呢？”

　　“报告校长，学生尚不十分了解，准备马上亲赴福建调查。”

　　蒋介石皱眉道：“你那里不是安插了很多人么，难道一点消息也没有？”

　　“是的，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才决定去一趟。”

　　蒋介石转面对毛庆祥说：“十九路军的关键人物是蔡廷锴，我们一定要稳住他。宗禳，你马上拟两份电文，一份给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另一份给宋部长，要他们两个人立即来庐山见我。”蒋介石停了停，又特别加上一句，“要宋部长多带些钱来，说我有急用。”

　　毛庆祥走后，蒋介石见戴笠还站在原地不动，问道：“还有什么吗？”

　　“有的。”戴笠挠挠头皮说，“校长前年吩咐学生把王亚樵杀掉，学生无能，致使他一直逍遥法外。”

　　“岂止逍遥法外。”蒋介石气愤道：“你简直连他的影子都没捞着！”

　　戴笠红了脸：“报告校长，学生这回捞着他的影儿了。原来王亚樵一直躲在香港，现在又和陈铭枢搅在一起，要反对校长呢。这次学生先到福建，一定要杀了王亚樵，替校长报仇！”

　　蒋介石撇撇嘴道：“这些好听的话我不爱听，什么时候你提了王亚樵的人头来见我，我就信你！”

　　戴笠自觉没趣，喏喏退出。没多久，毛庆祥接到宋子文和黄和春的回电，说他们立即起程，明天就可以赶到。

　　次日一早同，蒋介石令王世和下山驾车去九江机场接宋子、黄和春。临行，王世和又吩咐王明泉等轿夫去含鄱口附近等候。

　　中午时分，竹轿的吱呀声一直从山脚传来，蒋介石登楼眺望，果然是宋子文、王世和他们上山来了，即令蒋小品备饭菜。

　　席间，蒋介石对黄和春十分友善，不停地请他吃菜，又问候他的生活情况。黄和春是广东梅县人，是蔡廷锴在护国军讲武堂时的老同学，相随多年，是蔡管理后勤的得力助手。

　　饭后，蒋介石问宋子文：“宋部长，你带了多少钱来了？”

　　“50万元。”宋子文说，“另外还有一批物资，很快也会运低九江机场。”

　　“好，好。”蒋介石对黄和春说，“这些钱和物品你带回福州去。请你转告蔡军长，中央一直是很关心十九路军的。特别是我对蔡军长的信任，超过了对我身边所有人的信任。”

　　临走，蒋介石又亲自送黄和春很远一程路，千叮嘱万叮嘱说：“回去后你一定要说服蔡军长来庐山，我有很多话跟他说。”

　　黄和春回福建后，毛庆祥也收到了戴笠从福建厦门鼓浪屿拍来的电报。电文称：十九路军有叛变迹象，特务处安插在十九路军内部的一百余同志，已经被蔡廷锴的“改造社”侦破，全部处死。

　　蒋介石大惊失色，立即与蔡廷锴通了几次长途电话，要他一定来庐山，但没有下文。

　　1933年11月，蒋介石从庐山下来，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驶他的坐机去福建接蔡廷锴前往南昌。

　　蒋介石的专函写道：

　　……十九路军自东征北伐以来，十余年中建树雄伟，勋绩彪炳，实党国忠勤奋有光荣历史之军队，岂能为一二人之私产。值此颠危震撼之际，当必能本爱国保民之精神，而矫然有以自立，断不能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党乱国之牺牲。尤不应因一二人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毁灭。

　　徐康良去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传来徐被扣的消息。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南京政府，更换了国旗，公开发表反蒋通电：

　　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蒋介石为灵魂之国民党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杀人民与彻底变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民工具之时，痛民族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会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多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强以及人民种种痛苦，皆由蒋中正媚外残民之结果。

　　福州政变之时，蒋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戴笠、CC集团提供的情报，审度当时国内形势，认为不迅速扑不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林蔚等人经过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个方面抽调嫡系部队人闽讨伐十九路军。

　　在蒋介石30万大军的征讨下，十九路军由于准备不充分、内部不团结等诸种因素而失败。最后，十九路军退至泉州。

　　其时，蒋介石坐镇前线，调遣军队从四面八方将泉州重重包围。

　　十九路军全军覆没已无可避免，但困兽犹斗，如果硬攻双方将伤亡惨重。毛庆祥向蒋介石建议采取心理攻势。他说：“我们不妨每天派飞机到泉州上空散发传单，指明中央军已经到达的位置，告诉他们已完全陷于重围中，要他们派代表到厦门或到惠安向蒋鼎文或卫立煌接洽投降事宜。如果拒绝的话，将大举围攻，并派飞机轰炸。另外，我们还可以投掷大批钞票，失败之军见了钱会更加人心惶惶。”

　　蒋介石认为此计甚妙，即大批印制传单，派待卫室会计兼出纳蒋和畅及侍卫副官蒋富寿担当此任。

　　蒋富寿具体负责散发传单，蒋和畅负责空投钞票。1934年2月10日，蒋和畅从福州银行提出第一批20万元钞票搬上飞机。起飞令下达后，飞行员驾机滑过跑道，然后直上云霄，飞往泉州上空盘旋。蒋富寿、蒋和畅各司其事，飞机很快返航。

　　第二天，仍然空投20万元，一连10天都是这样，直至十九路军接受和平解决方停止空投。

　　1934年2月下旬，退至泉州的十九路军官兵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改编条件：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蒋介石另派人接充，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国民党中央资金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高级教育班学习。

　　也就在这时候，蒋富寿像幽灵一般紫绕在蒋和畅身边。蒋和畅似很有忍耐力。最后，蒋富寿不得不主动出击，借到一个机会，悄声说：“蒋会计，我们是不是该找个僻静的地方叙叙？”

　　没想到，蒋和畅十分轻松地说：“如果你觉得有这种必要，我当然不反对。”

　　“去饭馆怎么样？”

　　蒋和畅点头默许。

　　就这样，两位溪口同乡同坐在福州一家浙江风味的饭馆。酒过三巡，蒋富寿起身把包厢门掩上，然后说：“我觉得这一次先生空投钞票，纯粹是多此一举。十九路军横竖都是败，又何必浪费呢？好在蒋会计还算聪明，那些钱没有丢失。”

　　蒋和畅立即警惕起来，把筷子一搁，一脸盛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蒋富帮眯着鬼眼道：“没什么意思，想提醒一句而已。”

　　蒋和畅如受大辱，气冲冲地就要起身离席。蒋富寿这才敛起笑，用威胁的口吻说：“我是把你当一家人看待的，如果蒋会计非要不给面子——别怪我不客气！”

　　蒋和畅心里一惊，被这句话震慑了，但还是强硬地说：“我心中没藏什么鬼，由你瞎猜好了！”

　　“我瞎猜？”蒋富寿冷笑道，“蒋会计，你别自欺欺人了。我不是瞎子，你玩的是什么把戏我全看清清楚楚——你空投的所谓‘钞票’全是一些废纸！”

　　“你血口喷人！”蒋和畅忽地站起来。

　　“别激动。”蒋富寿示意对方坐下，“我今天既然敢药你，自然有真凭实据。这是什么？”蒋富寿把一沓裁成钞票大小的白纸呈在蒋和畅面前，“这些纸的出处我也找到了——就在福州市内的一家小印刷厂里。蒋会计，你可别忘了，你偷梁换柱的时候，我就躲在你后面，并且拍有照片。要不要让我交给先生？”

　　蒋和畅这一下全软了，神色也由凶狠变作沮丧，以商量的口气说：“你打算怎么办？”

　　“咱们四六分红！”蒋富寿说。

　　“好，好，好，我自认倒楣，分出四成给你。”蒋和畅一脸无奈地说。

　　“不！”蒋富寿说，“蒋会计弄错了，我要的是六成！”

　　“什么？”蒋和畅吃惊道，“我担受着挨杀头的风险弄来的钱，干嘛要分六成给你？你别贪得无厌！我不给！”

　　“不由你不给！”蒋富寿凶狠地说，“除非你真的不想活了！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把别人当瞎子聋子，自从你当上侍卫室会计兼出纳，你所干的一切都瞒不过我！”

　　“你……”蒋和畅惊得张大眼睛。

　　“我没什么，别紧张，只不过想分一杯羹而已。”蒋富寿阴冷地说。

　　“你还真行！”

　　“那当然。”蒋富寿面露得意之色，“其实凡从溪口出来跟着先生干的，没有一个不行的。连蒋小品那样的老实人都会学聪明。”

　　“是吗？”蒋和畅冷笑道，“不过，你的做法我以为并不很聪明。”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蒋和畅认真道，“你太贪了！你以为我真的害怕，要分六成给你？蒋副官，别忘了，你既然知道我空投钞票作弊，为什么不当场向先生报告？现在才报告，我们都是同伙，先生同样也饶不了你！”

　　这回轮到蒋富寿吃惊了，最后不得不以商量的口气说：“好吧，你分一半给我，这事就一笔勾销。其实，你过去已经捞足，今后也多的是机会，我的要求该不算过分吧？”

　　蒋和畅狡黠地笑了起来：“那就三七分成吧，你要挟了我，我总得给你一点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