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这一天早上，利椿男即将随奶奶刘萍返回老家之际，空气中浮动着的湿润水汽已经被清晨刮来的北风给吹了去。冷意紧紧袭来。利椿男穿上了一件大红色的毛背心，那本是母亲为她准备过年穿的新衣服，却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离别，“新年”似乎也提前一步先闯入了他们家中。
利椿男依依不舍地牵着母亲的手，身后跟着利胜天，刘萍还有利美腾夫妇二人。他们走向不远处的街道，街道边挂着一块简陋的红色横条，上方用白色的隶书写着几个大字“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下乡”。好几个年轻男女早已经排成了一列站在红色布条前方，他们每人胸前挂着一朵使用布料编制的大红花，手里握着一把镰刀。他们的脸上挂着一道尴尬的笑容，那笑容中仿佛充满了希望，又不断溢出绝望。他们似乎也没有选择不笑的权利，就连一点点不舍和哀愁，或者怨恨也只能压制在那道笑容背后。仿佛只要他们不笑了，他们就等于断然遗弃了那些为他们欢呼的群众。
一名年长的妇女，穿着一身灰布上衣，一步走上前，握着一名短发年轻女子的手，说道：“这是你的荣幸，你看，你现在都是个知识青年了。像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想去都去不了呢，你啊，更应该趁这个机会，多学习学习，长长眼界。”
听到这么一说，年轻女子似乎也已经无从反驳了。她脸上的笑容堆积在不情愿的面部肌肉中，尽管咧开了嘴，也露出了牙，但那副表情却总隐隐让人感到一丝狰狞。她那两只不安的眼珠子左右晃动着，仿佛在努力地表达些什么。年长女子牵起年轻女子的手，将她拉入了那块红色的布条前。
她不知所措地站在其中，一时间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是高兴不起来呢？我应该开心，对吗？
这时，温雅将利椿男抱起，交到了婆婆刘萍手中。她强忍着泪水，拉着利胜天的手臂走到了那名年轻女子身旁。利椿男情不自禁地又哭了出来，她的哭声一瞬间就被群众的欢呼声以及不远处汽车上播放着的喧闹歌曲给淹没了。
利椿男看着母亲和父亲脸上扬起的笑容，她的好胜心似乎也被激了起来。她哭得更加大声了，就好像这成了她所能掌握的唯一一种方式，一种引起父母注意力的最有效的方式。和群众的欢呼声相比较，利椿男的哭声越发地显得微不足道。利椿男听不明白歌曲里究竟唱了些什么，也不明白四周的群众在欢呼的又是什么，她只是感到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恐惧从每一张脸孔上散发出来，扑向了她。
红色，绵延不断的红色，红花，红布，红纸，红脸，红唇，它们全都和利椿男身上的红色毛背心纠缠到了一起。利椿男惊恐地撕扯着身上的红色毛背心，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在闹脾气，奶奶只好紧紧地将她抱在怀里，阻止了那双野蛮的小手。跟在身后的姑妈利美腾则将利椿男的头转向一旁，深埋在刘萍的肩膀处，不让她再与父母的离别产生任何视线上的关联。
转过身，他们四个人从人群中挤了出去。接着，利美腾和秦林将母亲和利椿男一并送上了火车。
绿皮火车在铁轨上慢悠悠地晃荡着，火车驶离北齐市火车站之后，渐渐进入了野外。远处是一大片平原，平原上种植着水稻，玉米还有甘蔗。在平原远处或是中间的位置，不时冒出一座山峰，山峰又陡又峻，灰色的山石缝中站着几许不高的植被，又添了一份可爱和稚气。火车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鲜活的气息，人与人之间虽彼此陌生，但是每个人却又好像都认识彼此。随处一坐，又或者扭过头总能聊上几句话。
在这阵平缓的摇摆，以及怡然的绿色中，利椿男也慢慢地忘却了红色的恐惧，停止了哭泣。坐在对面的一名中年女子将手里剥好的橘子递了一半给利椿男，说道：“小姑娘，这是阿姨自己家里种的，可甜了，给你试试。”
“和阿姨说声谢谢。”经奶奶提醒后，利椿男才缓声说道：“谢谢阿姨。”
利椿男爷爷奶奶家所在之处是北齐市下属的一个村落，名为“平亭村”，平亭村原本只是一个落后的村落，不过自从通了铁路之后，平亭村却成了滨河县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及货物运输中心。从北齐市到平亭村将近一百公里的距离，火车行驶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期间，利椿男不自觉地睡了过去，当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火车已经准备驶入平亭村的火车站。
“奶奶，我们还没到吗？”
“快到了。”
利椿男转头望去，透过仅留了一小条缝隙的火车窗户，她看见了一片茂密的树林坐落在远处的山脚边。树林外围着又高又瘦的阔叶树以及少量的针叶树，树干上缠着大量的藤本植物。在树林的最外围处还立着一道半米高的田径，田径上方围着枯树枝制成的围栏，仿佛有意将树林与一旁的稻田区隔开。不过最惹人注意的还是那团氤氲于树林上空的白色雾气，雾气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屏障，牢牢将树林围了起来。
树林好像散发着一阵异样的魔力，吸引着利椿男的目光。火车开了过去，她仍不时回望。
火车经过最后一排平房，驶入火车站。火车站的站台上立着一块白色的火车站牌“平亭村”，一名身穿制服的火车站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红一黄两面旗帜站在站台边。站台边还有等待上车的旅客，接车的人以及身穿白色长袍准备贩卖食品的工作人员。
刚一下车，利椿男就指着远处的一间办公室，高喊道：“爷爷，爷爷！”
利椿男的爷爷利飞是平亭村火车站调度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家所住的房子也属于单位分配用房，和整个平亭村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个区域，距离火车站不过七八分钟的步行距离。刘萍带着利椿男和利飞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就牵着利椿男走了回家。
她们沿着站台走出火车站的大门，不远处的铁轨边长着葱葱郁郁的野草，还有几颗香蕉树。香蕉树上垂落着未成熟的香蕉，以及几片枯萎了的树叶。几个穿着深褐色破旧衣服的女人排成一排走向火车站，她们每一个人手里都扛着一把铁铲，铁铲上方沾着黑色的煤灰，另一只手里则抓着一只铁水壶和一块已经染黑了的工用口罩。她们都是住在平亭村里，或者附近的家庭妇女，为了补贴家用，她们常常会接下火车站货场里的兼职工作，负责装卸货车上运输的煤炭或者沙石等物。
利椿男好奇地看着她们，看着周遭的一切，似乎关于母亲和父亲的记忆也将从这里开始被抹去。
利椿男爷爷家的房子坐落在火车站家属区大门边的第一排平房处，房子前门正对着一间大型的库房，库房专门用于存放火车车头，四根黑色的轨道从库房房门底下穿了出来，一直延伸到不远处的轨道边。库房旁边还有一棵高大的榕树，其中一段树枝上挂着两根粗麻绳，下方系着一小块光滑的木板，构成了一块只足以支撑孩童重量的秋千。利椿男每看见一栋平房就数一数，一直数到第四栋平房的时候，她立刻跑了上前，喊道：“奶奶，奶奶，我们到家了。”
“还是我们男男聪明，奶奶都差点记错了呢。”
“爸爸说，进了黑色的大铁门，往里走第四栋房子就是我们自己家。”
这是一栋和其他位于火车站家属区里的平房大同小异的房子，房子仍是一房一厅的格局，不过由于客厅相对比较宽敞，利飞就将客厅隔成了两半，一半大一半小。大的那一半用作客厅，而小的那一半则摆上了一张挂着浅红色蚊帐的木床，床边还摆了一架黑色的缝纫机和一台衣柜。通往后门的窄小空间里则成功地挤下了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间浴室。厨房紧贴着后门，推开门即是街道，这是平亭村里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街道呈东西走向，往东去是汽车站，火车站和粮食局，往西去则通往其他村落。
自从利椿男来了以后，奶奶便将她安排住进了里面的那间卧室，卧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黑白的旧照片，照片中一共有五个人。一男一女两名长者坐在前方的两张椅子上，而后方则是两男一女三名年轻人。利椿男一走进卧室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照片看，她一边仔细地辨认照片上的人物，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话：“这是爷爷，这是爸爸，这是奶奶，这是姑妈，怎么多了一个人呢？为什么没有我和妈妈呢？哥哥和姑丈也不在里面。”
利椿男拉着正在收拾东西的奶奶走进卧室，依次将照片上的人物点了出来，唯独将疑问留在那个浓眉大眼的俊俏年轻男子身上。刘萍看着这张照片，目光中似乎闪烁着难以释怀的悲伤，她往后了一步，坐在了床边。利椿男又问道：“奶奶，他是谁呀？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呢？为什么没有我和妈妈呢？为什么哥哥和姑丈也不在里面呀？”
刘萍凝望着照片，一股沉重的气息在她的胸腔里不停地打转。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提起过这段往事，若不是利椿男的童言无忌，很可能她还将继续深埋这股无法驱散的悲伤。她缓缓说道：“他是你的小叔叔，也是你爸爸的弟弟。”
“他在哪里呢？为什么我没有见过他呀？”
“他。”刘萍迟疑了好一会儿，看着利椿男天真的表情，叹了一口气，回应道，“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不会回来了。”
八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刚满十七岁的利宇恒因为不愿与红卫兵为伍而遭到批斗。他们踢他，打他，不断往他身上吐口水，但是利宇恒始终不愿意屈服，也不愿意诬陷当时他所在学校的校长。十七岁的利宇恒也和那群年轻的红卫兵一样，除了激昂的情绪，还是激昂的情绪。只不过这股激昂的情绪将他们推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一个宁死不屈，剩余的则为了让对方屈服，拼了命地把他往死里赶。生命，成了廉价的牺牲品，他们是不在乎的，他们在乎的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模糊不清的，无法言明的理想。理想又是什么呢？没有人能回答得上来。他们也不想探究。在他们仅有的知识结构里，这两个字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感性存在。只要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把口号扔出来就对了。形式始终是最重要的，统管着真理，实体，和所有其他的一切。
可惜利宇恒既回答不上来，也喊不出口号。所以他只能被红卫兵们绑了去。粗麻绳紧紧地捆着他的双手，一块冷冰冰的长木板插在他的背脊上，他却丝毫不害怕地抬起头，望着前方。他也是人群中唯一一个抬起头望着前方的“囚犯”。
红色，利宇恒看见密密麻麻的红色浮动在空气中，那仿佛是一种难以抑制的，炽烈的，极致的气息。它们突然间让他感到一阵强烈的着迷，激烈地撞击着他的身体，头颅，灵魂和意识。最后，它们又凝聚到了一起，如同画家马克·罗斯科笔下那一片疯狂而窒息的红色色块。
红色的色块吞没了利宇恒。
那天晚上，利宇恒决定从黑色的小木屋里逃走，他想，只想逃出了这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他趁着夜黑风高，将一块捡来的锋利石头握在手中，紧要着牙，艰难地隔断了手上的麻绳。可惜他刚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发现了。
他们在身后紧追着利宇恒，本就已经浑身是伤的他似乎早已经失去优势，只能跌跌撞撞地奔向田边。眼看身后的红卫兵们就要追了上来，利宇恒只好决定放手一搏，冒然闯进了山脚边那片茂密的树林里。那片树林便是利椿男乘坐火车经过时所望见的树林，树林仍和此时一样弥漫着白色的雾气，林子中充满了挥之不去的瘴气。树林的乔木下生长着耐荫的低矮灌木丛，地表上又覆盖了一层草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簇拥在一起的还有厚厚的一层腐叶层，以及各种野兽的尸体，骨骼，粪便。穿过林子就是这座野山的山坡，越过了山坡便能翻越野山，逃出平亭村。
尽管如此，多年以来却从不曾有人穿过越这片树林，当地人也一直视其为禁忌之地。利宇恒从小就听长辈们说起这片树林里住着山鬼，山鬼会将闯入树林中的迷路之人吃了去。究竟树林中是不是真的存在山鬼，利宇恒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树林中的瘴气如果吸入过量很可能就会置人于死地。
如果不是没有别的选择，他定然不会闯入这片林子。而他身后紧跟着的还有一小队不知死活的红卫兵们。没有人能说得清楚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闯入树林里的利宇恒和红卫兵们都再也没有出现过。后来，曾经有人组织过一小支队伍在白天里进入树林探索，但也不敢太过于深入树林，只走了不到一公里的距离，他们又全都返回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找到，什么都没有带回来。
利宇恒被抓走的那一天，村子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被抓了去，这个人是一名年轻的女子，村子里的人都称其为“疯阿兰”。阿兰的祖辈原是村子里的地主，后来因为赌钱，阿兰的父亲几乎输光了家里的田产，然后便上吊自杀了。留下阿兰和她的母亲住在仅有的一座带有一个小院子的房子里，偏偏这时阿兰又遭遇了一名陌生男子的强奸。这次不幸的遭遇不但没有为她带来丝毫的同情，反而将其变成了一种耻辱般的象征，这份象征接着在文革期间又将其直接转化成了一个邪恶的视觉符号。为了宣扬正义，邪恶的符号又如何能够获得容身之处呢？
它必然是要被砸碎，被烧毁的。阿兰最终没有被砸碎，也没有被烧毁，她那个不到两岁大的女儿替她承受了这一切。从那之后，阿兰再也没说过一句话，有人说她遭受的精神打击过于剧烈已经疯了。也有人说阿兰的女儿太过于年幼，只能替她换却一半的罪恶，所以阎罗王只好从阿兰身上又夺去一半的灵魂，剩下那一半已经不具备诉说言语的能力了。
语言，多么重要的一种存在，就好像一旦有了语言，一旦具备了诉说语言的能力，所有的一切都足以被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了。就好像语言超越了所有的一切，只有通过语言，一切存在才能够得以被揭示，被传达。而那些无言的，无法被语言所传达的，它们原来已经在这个被语言所构建的世界中被抹了去，不再存在了。
如今的阿兰仍和她的母亲住在街道西边尽头处的小院子里，院子外是一道土坯的围墙，外墙上清晰地印着“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墙边垂下几缕三角梅的枝头，枝头上长满了大红色的三角梅，一朵挨着一朵，像一道道鞭笞在身体上所造成的血痕。阿兰这个名字如今也成为了村子里不幸的象征，要是谁家的小孩不听话，他们的父母总免不了说上一句“不听话就把你扔到疯阿兰家里去”。阿兰的无言成就了她的传说，成为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一个会吃小孩的“妖怪”。她的不幸没有因为语言而获得了终止，却获得了一种过去所不曾被揭示过的含义。
利椿男回到平亭村一个月后，天气又在一次转入了回南天的气候。室外湿热的空气赶走了寒冷，街上似乎一下子也变得热闹了许多。这一个月时间里，利椿男已经和火车站家属区附近的小朋友们玩到了一块。
这一天，利椿男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跳房子游戏，结果排在最后一名的利椿男不得不接受惩罚。这个惩罚便是走进阿兰家的院子里，看一眼“疯阿兰”究竟是不是真的会吃小孩。
利椿男缩着脖子，手里紧抓着母亲送个她的木雕小人偶“小雅”走向阿兰家。仿佛只有这样，她心中才多了一分勇气往前跨出一步。刚走到玄关处，利椿男又停了下来，迎面吹来的风，吹得深褐色木门上贴着的褪色批斗大字报“噗噗”直响。
利椿男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很快她就发现阿兰家似乎和其他人家里并没有任何不同，也并没有让她感到丝毫的恐惧。她躲在房子敞开的大门边往里望去，只见阿兰长了一张略显圆润的鹅蛋脸，绑着的一根大长辫子垂在胸前。阿兰穿了一身朴素的灰色上衣和黑色长裤，坐在内间的木床边，正捧着一件靛蓝色的棉布外套，一针一针地缝上补丁。
忽然间，阿兰一抬头，就和利椿男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多年来无人造访的屋子仿佛在那一刻又焕发了生的希望，希望就像利椿男那两颗圆圆的大眼睛里，单纯，真挚，还有一点点尚未被揭示的勇敢和坚定。阿兰的脸上也忽然露出了笑容。
那一刻，阿兰看着利椿男，就好像看到了她死去多年的女儿。阿兰情不自禁地放下手里的针线和衣服，从一旁的椅子上拿起那顶使用三角梅串成的花环走向利椿男，给她戴在了头上。说来也奇怪，利椿男似乎完全不感到害怕，她总觉得阿兰笑起来时的模样就和她手里的木雕小人偶一样，她们在“女性”这个名词中获得了一种共生。
利椿男抬起手，摸了摸阿兰的脸颊，说道：“谢谢你。”
也许是因为害羞，利椿男匆匆转过身就跑了出去。她躲在院子外的大门边，探出半个头往里望去。她看见阿兰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不过阿兰不是走向院子的大门外，而是走向院子围墙边种着三角梅的土地上。阿兰一言不发地就在土地边跪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那一小块土地，然后抓起地面上的泥土，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流下眼泪。
她流泪的时候，是无声的。声音和语言似乎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表达不出她心中的半点儿悲痛。
半年后的某一天，那时候已经到了热气腾腾的夏天，烈日迫不及待地挤干空气中所剩无几的水分。利椿男为了追赶一只由黑、红和白三种颜色组成的三花猫，已经顾不上头顶上的烈日。她追着三花猫从火车站家属区的大铁门处跑了出去，又穿过主马路隔壁的一条小巷子，巷子由灰色大块岩石拼接建成，边缘处粘着一大块一大块的墨绿色青苔，一只细小的蜈蚣从中间的缝隙处缓缓爬过。蜿蜒的巷子通往村子里的各户人家，尽头处则转向不远处的田野边，以及一座大型仓库。仓库屋顶呈“人”字型，上方铺着灰色的瓦片，下方混杂着浅灰色和红褐色砖块的外墙上则挂着一个金铜色的五角星，五角星下是一个“1”字的数字。无人看守的沉重深蓝色铁门两侧分别使用红棕色的隶书字体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
仓库坐落在田野边，边缘处堆着两大坨新鲜的牛粪。靠近田野的一侧属于仓库背面，外侧种植着一整排无人搭理的芭蕉树。高矮错落的芭蕉树在夏日的阳光下被照得呈现出油亮般的绿色，最顶端的几片叶子耸立着，宽大的叶子仿佛女子刚刚清洗干净的长发，被梳成了一缕一缕，服帖在额前。
利椿男似乎早已将奶奶的提醒抛到了九霄云外，她紧随着三花猫如闪电般略过的身影，从香蕉树前跑过。踩着窄小的田间小径，奔向远处弥漫着白色雾气的树林里。树林前方的土地上埋着一块半米高的灰色石碑，石碑上既没有字迹，也没有任何图案。只见石碑前方堆积着一大团烧化了的红色蜡烛蜡块，还有香枝燃烧完后剩余的红色木杆，以及一缕淡淡的酒香味停留在上方。
石碑前不远处即是通往树林的入口，自从上一次利宇恒出事以来，平亭村的村民们已经在入口的两棵樟木树干上系起了红色的绳子，以作警示之用。红绳所在的位置比起利椿男当时的身高还要高出了半个头，所以于当时的她而言，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道无法被察觉的警示。
她跟着那只三花猫，几步就跑进了树林里。利椿男无意识地在树林里跑了好一阵子，她才停了下来。她站在一颗高耸的冷杉树旁，眼睁睁地看着那只三花猫在前方不远处的空地上陷了下去。那块土地上散落着些许枯败的灰白色树枝，黄绿色的植被从泥地里冒出来，倒映出天空光亮的小水洼在其中时隐时现。
只是一小会儿，那只三花猫刚叫了“喵”的最后一声，然后就被土地吞没了。那时候利椿男还不知道所谓的“沼泽”这样一个概念，她只觉得害怕，就好像眼前的这片土地长了一张巨口，可以一口吞下任何生物。利椿男蹲在沼泽地旁边的冷杉树旁，哭了起来，喊道：“奶奶，奶奶，我要回家。”
在这片无人之地，不管利椿男哭得再大声也没有人给予她任何回应。她慢慢地也没有再继续哭了。她抬起脚，准备试图往外走去。这时，她在地面上看到了一块褪了色的，变得又黑又脏的布条袖章，上面依稀可见“为人民服务”几个字。
利椿男看不懂这几个字，也没有再理会它。她害怕地行走在树林里，但无论她怎么走，每次都总会走回到这块布条袖章的附近。仿佛这片树林就和历史一样，存在着一种内化的巨大张力，不停地将她拉回历史的原点，等待着在这不可化解的张力中逐渐被消解。
天渐渐黑了，恐惧如同粘腻又温热的，蠕软的大型虫类裹着利椿男，让她感到恶心，乏力，害怕。
利椿男站在沼泽边，忽然间看见一只围绕着微弱红色火光的鸟类出现在了沼泽地上空。她定睛看了看，她才发现那只鸟原来一共长了九个头，在一个头颅旁分别连着八个朝向不同方向的头颅，只不过头颅的尺寸稍微小了一些。九头鸟拍动着赤红色的翅膀，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那声音仿佛在传达出着说不尽的哀痛，锐利得就像一把尖刀，一刀割在了利椿男身上。
然后，一切都陷入了无声。利椿男倒在地上，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她只看见远远地一个白色的，发出朦胧亮光的身影正奔向她。她好像认出了那个浓眉大眼，竖着分头的年轻男子，那不正是她卧室墙壁上那张照片里的那个年轻男子吗？那个她从未谋面，却又倍感熟悉的小叔叔利宇恒。
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利椿男的刘萍早已如热锅上的蚂蚁般不知所措，当她从别人口中听到有人看见利椿男跑进了树林里时，她几乎就要晕了过去。似曾相识的恐惧再次在刘萍瘦弱的身体上发生着，摇摆着她的灵魂，精神，意识。
她微张着口，说不出一句话。
刘萍和利飞在其他几个村民的陪同下，犹豫着不知是否该进入这片树林。他们担心着，万一进去之后，其他人也像上次一样再也出不来了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他们不进去，又如何能够将利椿男找到，救出来呢？
这时，一个头发半白的女子突然打破了沉默，说道：“说不定，她在里面早就被山鬼吃掉了！”
刘萍顿时瞪着那名女子，仿佛她一张口就说出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言语。就好像这句话只要没有说出口，所有的一切不幸都不会发生，而一旦说了出口，语言将凌驾于一切之上，提前做出了判决。刘萍情绪激动地走上前，堵住了那名女子干瘪的嘴，说道：“你闭嘴！”
当他们还在犹豫不决之时，一个身影从他们身边闪了过去，那是一个瘦弱的女子身影，她在头上裹着一块青色的棉布方巾，脸上系着一张白色的工用口罩。有一名中年男子认出了女子的身影，举起手里的银灰色电筒，喊道：“疯阿兰，你干嘛啊？你也要跟着发疯是不是?!”
阿兰丝毫没有搭理他们的打算，她一个快步上前，弯下腰，钻进了树林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阿兰就背着利椿男从树林里走了出来。她一把将利椿男递给刘萍，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人群。仿佛她再多待一刻，她的不幸又要在人群中传开了。
利椿男被抱回家后，一连三天都在不停地发高烧，完全没有苏醒过来的迹象。利飞由于工作的原因，期间只能交由刘萍独自一个人照顾利椿男。她带着利椿男去医院做了检查，又去看了村子附近有名的中医，仍然没能将利椿男从昏迷不醒中解救过来。最后刘萍没有办法，只好听了邻居的建议，背着利椿男前往相邻不远的东河村，寻找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神婆巫医“阿香婆”进行治疗。
阿香婆和阿兰一样是一个如神话般存在的人物，没人知道阿香婆姓什么，也没人知道她真正的名字。甚至就连她长什么样也从来没有人见过。阿香婆总是穿着一身纯黑色的长袍，身上戴着大量的银质饰品，头上配以一顶罩着黑色面纱的斗笠。黑色面纱不仅遮住了阿香婆的脸，连同她那具矮小枯萎的身体也被完全地遮了起来。人们总是对她猜测不止，有人说她已经活了一千岁，有人说她是妖怪变的，还有人说她其实是个男人。
阿香婆和阿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是会说话的。不过她只会说那种仅有一部分当地人能听懂的少数民族方言。不管别人是否能听明白，阿香婆都并未打算学习其他新的或者更加普及和通用的语言。因为于她而言，语言只是一种无关仅有的存在。至于阿香婆是如何在文革期间存活下来，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就连在文革期间究竟有没有人见过阿香婆，或者阿香婆是否生活在村子里，也没人能说得清楚。
阿香婆手里捏着一跟细长的银针，在利椿男两只手掌的食指指尖处一扎，黑色的血水汇聚成圆珠状，滴了下来。她喃喃自语地说了几句刘萍也听不懂的话语，然后转过身将一只晒干的蝙蝠，一颗晒干的狗屎，还有几片奇怪的树叶放入透白的玉制舂桶中捣成了碎屑。碎屑接着又被倒入一口铜锅中熬成了汤，阿香婆将药汤分成三碗，一碗喂利椿男喝了下去，另外两碗则分别浸入利椿男那两只被扎破的手指。
回到家后的第二天，利椿男的发烧就退了下去。又过了一天后，利椿男便醒了过来。
醒来后的利椿男一张口就说出了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刘萍守在一旁，焦虑地看着自己这个憔悴的小孙女，哀声说道：“哎哟喂，男男啊，你就别再吓奶奶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和你爸妈交待呀。”
利椿男转过头看着奶奶，又恢复成了那个过去的利椿男，说道：“奶奶，我看到小叔叔了。他一个人在树林里一直走，一直走，他说他会回来看你的。”
刘萍一把抱住利椿男，眼泪流了下来，自顾自地说道：“你没事了就好，没事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