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伊、李“巧遇”北京

　　众所周知，从光绪帝登基到驾崩的34年间，他一直是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的做着傀儡皇帝，即使是在戊戌变法期间，慈禧给予他的仅仅是“事权”，而国家权力中的核心部分兵权、人事权和治国理政决策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太后的手中。1898年9月21日，慈禧易如反掌地收回光绪帝的事权，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此夭折。

　　戊戌事变断送了戊戌变法，也使中国再一次失去改革崛起、国家复兴的良机。让人们不能不扼腕叹息。

　　戊戌事变是怎么引发的呢？

　　过去，史学家们在探寻戊戌政变的导火索时，曾提出“杨崇伊上奏”、“伊藤博文访华”“袁世凯告密”等多种解释。我认为，如果是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杨崇伊上奏”引发戊戌事变，那么，慈禧在八月初四回到宫中，就应立即收回事权，而不必等到八月初六才原形毕露；如果是“伊藤博文访华”引发的，那么，慈禧在八月初四突然回宫，不必公布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而应在初五上午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就应该干脆利落地收回事权；如果是慈禧担心取消皇上接见伊藤博文的计划会引起日本抗议而产生外交纠纷，那么，按照计划，初八日，皇上还要接见英国传教士、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无论是当时英国的实力，还是李提摩太在中国的影响力，都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慈禧为何不怕取消皇上接见李提摩太的计划引起英国政府的抗议？

　　不少人认为，八月初四，慈禧发布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是一个为了迷惑光绪帝的阴谋，我觉得，在没有确切史料证明的情况下，动不动就用“阴谋说”来解释历史谜团，难以服众。

　　解铃还须系铃人。戊戌事变在八月初六暴发，应该与慈禧太后此前的行为举止，特别是她当天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895年5月，“公车上书”的消息传出后，一向热衷于中国变法的“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匆匆赶到北京，并在北京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10月12日，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提出七项改革措施：皇帝应聘用两位外国顾问（据李提摩太私人信件中查证，一名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另一名虽未写明，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李提摩太本人）；成立学部，开办新式学堂和大学堂等。“此项建议后来由翁同龢奏报皇帝御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由于慈禧太后说不，未能施行。5天后，康有为初次拜访李提摩太，并应邀指派得意门生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的临时秘书，李提摩太支持并参加了强学会。从此，康、李联系更加频繁。

　　1898年9月（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戊戌变法进入关键时刻，“清帝光绪锐行新政，康有为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他一方面向光绪建议聘请李提摩太、伊藤博文为外国顾问；另一方面，他给在上海的李提摩太写信，催其火速进京。“夏天时，康有为曾经向我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问题，并建议说，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对中国政府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过了没多久，康有为邀请我进京，担任皇帝的另一位顾问。乘坐同一艘轮船的旅客中，有两位很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袁昶……；另一位……叫容闳。”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程育记载也证实：“光绪帝要特开懋勤殿，聘请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七月二十四日，李君与我一起从上海登上上海轮向北远行，到达北京后，住在英国公使馆内。当时，正巧英国公使去北戴河避暑去了。次日早晨，我们搬到了米市施医院居住。”

　　9月11日，伊藤博文经朝鲜来到天津。“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在北洋医院宴请伊藤博文，袁世凯、聂世成作陪。荣禄对伊藤博文将被皇上聘为顾问大臣的传闻非常惊慌，宴请时，他“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14日，伊藤博文应光绪之邀入京；同期，李提摩太也“碰巧”到达北京，“和伊藤博文侯爵住在同一所旅馆里，并同他的首席秘书津田先生进行了长谈。”

　　16日（八月初一），康有为等人与伊藤博文谈话，内容全是变法之事，伊藤博文答应，愿尽力帮助，促变法成功。

　　18日（八月初三）下午，康有为拜访李提摩太，告诉他“明日将南下”“奉谕旨办上海官报”，光绪决定聘伊藤博文、李提摩太做变法顾问官，预定9月20日（八月初五）接见，正式任命。随后，伊藤博文就接到了总署的正式通知。

　　19日（八月初四），光绪帝召见孙家鼐，然后，吏部尚书、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当面通知李提摩太，皇上将在9月23日（八月初八）接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