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凤阳府到寿州，从官府到民间，从城镇到乡村，孙家鼐中了状元，大家都觉得脸上有光，喜气洋洋。

　　在民间戏剧中，一个人一旦高中状元，便会由皇帝做主，招为驸马，青云直上。实际上，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的。这是因为，一是科举考试考上进士，犹如彩票中大奖，而当时全国人口有4亿之众，有资格参加会试的举人数以万计，难度极大，比例极小；而高中状元，好比是彩票中了亿量级的特等奖，一般学子不经过几十年的“头悬粱、锥刺骨”，休想金銮殿折桂。据统计，清朝状元夺魁时，平均年龄是35岁。而当时的婚龄普遍较早，18岁的男子，大都完婚。等考中状元，已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皇帝的公主，都是金枝玉叶，岂肯下嫁给状元郎做“小三”？

　　当然，考中状元，不仅名声好听，而且也很实惠，可以为今后的仕途晋升打下一个好平台：

　　按照规定，进士及第者，当即授官。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者，不能即时授官，而要在殿试后第三天，举行朝考，再分出等级。一等为庶吉士，约占参加考试总人数的二成，授予主事；其余的，分别授予内阁主事、知县分省即用等，品级都在正七品以下。

　　高中状元，对于孙家鼐来说，是人生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他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中状元后，即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授山西乡试正考官；同治元年二年，连续两次充任壬戌科、癸亥恩科会试同考官；同治三年（1864）三月，授湖北提督学政……

　　就在孙家鼐沉浸于教书育人事业的时候，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个因他中状元而诱发的乡里私怨，最终酿成轰动全国的“寿州擅杀案”……

　　祖宗远，祭祀宜重宜诚；

　　子孙愚，经书不可不读。

　　这是孙家鼐为了教育子孙，特意撰写过一副对联。追根溯源，这幅对联可以从乾隆《寿春孙氏宗谱·家训》中找到源头。《家训》中就有：“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族中子弟有聪俊者，宜敦品读书”等条款。

　　乐善好施、热心助学，一直是孙家的优良传统。

　　从光绪十九年四月（1893年5月）修订的《寿州孙氏支谱》来看，其间，以孝廉、热心公益、治家教子有方而载入省志的有：孙明武（五世祖）、孙枝兰（六世祖）、孙珩（高祖）、孙士谦（曾祖）、孙蟠（曾祖）、孙克俊（六房祖）等。

　　据《光绪寿州志》记载：

　　凤台寿州之间跨越东淝水的东门、东津二桥（又名东津渡桥，即古淝桥），即是地方官捐俸倡修，各姓响应，最终由孙氏宗族接续修成，并代代继续维修。

　　乾隆七年（1742）寿州孔知州、凤台鹿知县捐俸倡修东门桥，孙氏族绅孙珩承命监办，补修桥头东一孔，后因费用不够停止。

　　乾隆三十四、五年（1769、1770），邑绅郑纯捐银1104两，修桥头西一孔、桥墙二十余丈。

　　乾隆四十一、二年（1776、1777），因水灾桥墙俱塌。时孙珩已80余岁，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孙谦、孙蟠竭力补修，并重修东津桥，以完夙志。

　　乾隆五十五、六年（1790、1791）东津桥西第二孔坍塌过半、支木而行，孙蟠与其侄孙克任禀州县捐资重修。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初动工补修东门桥及东津桥，工程艰难巨大，工匠民夫不下数千百人，一年半的时间，除夏日水大曾一度停工外，“秋冬晴暖略未误工”，到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两桥均告修成，东津桥桥墙加高四五尺。

　　乾隆五十九年（1794），孙蟠与侄子孙克任捐资重修五孔石桥（位于淝水之战古战场东津渡上），并于西南增筑长堤。后来，孙氏家族又捐修了一座长269.7米、宽5.3米的杨家桥。

　　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元年（1796）冬季农闲间，又运碎石“千可胜数”，将两桥桥面以碎石平铺，更于东津桥两头各设关门，西南添设长堤一道。

　　道光元年（1821）孙克任弟孙克依、孙克伟、孙克全、孙炳图、孙克佐、孙克仿、孙克修，侄孙绍祖、孙承祖、孙延禧、孙承章、孙联珠等共捐资2000存本生息，为岁修之费，并重修。孙氏宗族在代代修桥补坝的过程中也成为该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乡族组织的核心。

　　与此同时，孙氏家族还慷慨解囊，捐资助学：

　　乾隆四十年，孙士谦捐钱五千余串，置买义田，增设义学，得到旌表。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孙士谦遵父孙珩遗命，捐赠二千六百缗，存本生息，其中部分资金为童生试卷及省试、会试费；捐资建城内4门义学5所。

　　乾隆五十年（1785年），孙士谦加捐钱三百缗；

　　嘉庆元年（1796年），孙士谦复加捐四百缗；

　　嘉庆十九年（1814年），孙士谦之子孙克任等加捐一千缗，孙蟠之子孙克佺等加捐一千缗，加余息二千三百缗，共七千六百缗，俱为本生息；

　　道光二年（1822年），循理书院董事孙克依捐资三百余缗，为该书院增置器物……

　　在寿州当地，有一个民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辈积善，后人得济。

　　孙家鼐独占鳌头后，一个人留在京城做官，而寿州却是欢天喜地，老孙家族为了纪念这一创举、激励后人一心向学，组织了盛大的庆贺活动。四座城门上面，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四邻八乡的亲友故交闻风而动，通往寿州城的大小道路上，贺喜的人川流不息。凤台县人苗沛霖带着一百多个团练弟兄，骑着马，打着旗帜，带着贺礼，来到了寿州城北门，却意外地受到了不准入城、关门谢客的“礼遇”。

　　从大的走势上看，寿州在淮河之南，凤台县在淮河之北。两地隔着八公山，不过三十里。虽然是两个地方，关系却很密切。因为，从明朝到清朝，州分为直隶州和散州。直隶州相当与省辖市，知州正五品；散州相当于县级市，知州从五品；知县正七品。寿州是散州，一直属于凤阳府。由于面积大难治理，清雍正10年（1732年），两江总督尹继善呈奏清廷批准，将寿州的下蔡镇等地分出去，另设新县。因寿州城北有凤凰山，所以将这个新县命名为凤台县。

　　寿州、凤台县分治没有隶属关系；但凤台县政府仍然与寿州府同城办公，县衙就设在寿州城东北角的紫金坊。

　　寿州人与凤台人的关系盘根错节，打断胳膊连着筋。

　　苗沛霖（1803－1863），字雨三，凤台县仁寿乡武家集苗家寨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秀才。在家排行老大，人们都叫他“大先生”。此人身高八尺，手短腿粗，脸庞似晒干的红枣，双目如外露的羊眼，说起话来嗓大音尖，叫人听了浑身起鸡皮疙瘩。“世为农，年三十而补弟子员”（金天翮：《皖志列传稿》第7卷），这才倚老卖老，混上了个秀才功名，指靠教私塾餬口，家里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据说，他只有一身衣服，一年到头穿在身上，从来不洗，油光锃亮，靠近了臭气熏人。别看他成天耷拉个脑袋，穷困潦倒，可是，却是个“杠子头”，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什么都知道，对谁都不服气。有人辩论不过他，就讽刺道：你这么有能耐，怎么还一名不文呢？他颇有些沮丧。耷拉着脑袋，摇了一摇，反问道：“姜子牙是啥时出山的？范曾呢？”毕竟读过“之乎者也”，乡下人辩论不过他，不服不行。

　　咸丰元年，天下大乱。太平军势如破竹，横扫清军如卷席。从广西一直打到东南沿海，江南大片土地为太平军占领，清朝摇摇欲坠，官军（八旗、绿营等）却因为指挥无方、腐败无能，而毫无战斗力。无奈之下，咸丰命令各地组织团练进行抵抗，并分批派遣官员前去组织指挥。

　　工部侍郎吕贤基与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同朝为官，又是同乡，两家经常走动，关系非常密切。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打进安徽、攻占省会安庆和芜湖等地以后，李鸿章“感念桑梓之祸”，就去吕贤基家里，怂恿他上疏朝廷，发兵救难。吕贤基很为感动，于是，就让李鸿章代拟奏章。那天晚上，爷俩聊得投机，喝得尽兴，很晚才散。回到寓所，李鸿章用冷水洗头，强打精神，赶写了一篇情绪激昂、掷地有声的奏折，并高声将佣人唤醒，让他连夜送到吕府，并再三嘱咐：“这是吕大人早朝须要呈上的要折，请他的家人务在吕大人出门时提醒他带上，切莫有误！”

　　次日，李鸿章酒醒之后，已经是太阳晒屁股了。他坐在床上直发愣，只觉得有件事情要办，却想不起要办啥事。佣人敲门进来，报告说，昨晚的事情已经办妥，李鸿章才恍然大悟。立即穿上衣服，急忙冲出门外，跨上白马，去吕府打探消息。他骑在马上还暗自得意：吕大人肯定要表扬自己一番。

　　到了吕府门口，远远的就听见里面哭爹喊娘，一片吵杂。李鸿章很纳闷。打马回去吧，不妥；进去问问吧，冒失。他在门口犹豫徘徊了一袋烟工夫，才拿定主意，“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转身朝白马走去，突然，大门洞开，从里面跳出一个老者，一把薅住李鸿章的辫子，厉声呵道：“你祸害我！朝廷无兵，皇上命令我只身去打太平军！我也不能饶了你，已经奏准皇上，让你与我同行。”李鸿章啼笑皆非，顿时瘫坐在地上，只怪自己无事生非。

　　圣命难违啊。咸丰三年正月，吕贤基身揣咸丰谕令，带着李鸿章、刑部员外郎孙家泰、候补主事朱麟祺、五品衔武生张瑞庆等，遇河上船，逢路骑马，磨磨蹭蹭地前往家乡办团练。可以说，当时，除了一张空头支票——谕令，吕贤基分文没有。办团练要银子，银子要自筹，而兵荒马乱的时候，银子找谁去筹呢？倒是李鸿章点子多，他让吕贤基拉上了孙家泰，因为，这个孙家泰为人仗义，而且家境殷实，说话干脆，办事利落。四月，吕贤基便把他们派往各自的家乡，分头办理团练。同月，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也被派到皖北帮办团练。由于孙家是寿州豪门，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孙家泰又练兵有方，不长时间，寿州团练就赢得了“很能打仗”的名声。五月，吕贤基命令孙家泰带2000兵去解凤阳之围。而李鸿章却办得很不顺手，登高一呼，应者了了，有些垂头丧气。

　　捻子，从一股一股的捻绳子引伸而来。两淮间素有聚众打粮吃大户的传统，叫作“捻子”，取聚而不散的意思。居则为民，聚则为捻；农忙则散处圩寨村落，与良民无异；每逢灾年无食，则自备器械骡马，聚于为首者之家，计议定，四出打粮，以马兵二分、步兵一分，均分所掠。为首者称作“趟主”。

　　淮河两岸，地瘦人多，民风彪悍，素有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传统。特别是淮河北岸的皖北、豫北、苏北和鲁西南一带，历来就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摇篮，陈胜、吴广在这里打响了中国农民起义的第一枪；曹操在这里起家；刘邦从这里出发，登上皇帝宝座；小和尚朱元璋从这里跨出皇觉寺，迈进皇宫大门……

　　从道光廿一年开始，黄河四岁三决，淮河流域民不聊生。咸丰年间，又发生大洪灾，弱者填沟壑，壮者沦盗贼，清政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不知体恤百姓，照样是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逼上了绝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为了保卫京城，在两淮大量招收兵勇，抵御外侵。而和议成功以后，兵勇的存在价值没有了，便一道圣旨，将众人遣散回乡，而且没发分文“复员费”，兵勇集体下岗，生活失去了正常来源，个个咬牙切齿。正在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绝望中的淮河儿女从血与火的抗争中看到了希望。酝酿多年的捻军起义终于像一堆点燃了的湿柴火，熊熊的火光顿时映红了淮河两岸。穷途末路中的苗沛霖闻讯后欣喜若狂：“此大丈夫得志之秋也！”

　　应该说，农民起义具有其合理性和革命性，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起义军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一片狼籍。地主豪绅为了自保安全，集资筹粮，大办团练，却难以抵挡起义军的进攻。苗沛霖东奔西走，到处毛遂自荐，却无人理睬，壮志难酬。碰了无数次壁之后，他心灰意冷。在一个秋夜，他手端残酒，眼望黑夜，无限感慨地口占了一首《秋霄独坐》：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鸣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