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光绪二年二月（1876年3月），孙家鼐丁忧期满回到北京，迟迟没有接到官复原职的通知。当时，清廷已经官满为患。因为官位有限、财源有限，历年来考取进士、举人功名的人太多，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编制的人，只能在后补的位置上排队，干着急没办法；同时，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大肆卖官鬻爵。道台（正四品）以下，都是明码标价，似乎要比当下买官卖官公开、公正、公平一些。在官员系列中，道台位于省级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与各地府、知州之间，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高干，年俸白银103两。乾隆年间，一个道台的明码标价是1.64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出比年薪高1000倍的钱，就可以把这个官职卖给他。到了晚清，政局不稳，官多民少，官职的含金量大幅度贬值，捐个道台只需四千多两白银，捐个知县只要千两，土豪手里如果缺少真金白银，也可以用粮食顶替，捐二十石白米就可以捞个县丞(相当于副县长)……这下子，更是苦了那些读书人，有不少人一等就是三五载、十来年，还有一些年老体弱者，没等到戴上红顶子，就一命呜呼了，只能自认倒霉。

　　一别京师五载，走的时候是同治朝，归来已变成光绪朝，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孙家鼐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他不善于，也不愿意到处求爹爹、告奶奶，挖空心思地去谋取官位。白天，大门紧闭，他在家里读读书，练练字，心静如水；傍晚，街上行人少了，他才出去遛遛湾，活动活动筋骨。对于未来，他看得很淡，并不做太多的思量，更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事实上，京师门卫七品官，当时，全国四品以上的官员车载斗量，数以千计，要想再往金字塔上爬一个台阶，就像是现在的处级想升局级、局级想升部级那样，的确是难于上青天。

　　“笑话，真是笑话！”闲来无事，他也会偶然想起去年夏天在家乡发生的一件怪事——

　　一天中午，格外闷热，知了的叫声震耳欲聋。在孙家花园的老枣树下，孙家鼐光着脊梁，穿着大裤衩，枕着寿州黄瓷枕，躺在竹床上小憩。竹床边，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搁着茶壶、茶杯。他左手拿着《淮南子》，右手摇着芭蕉扇，一副似睡似睡的样子……

　　突然，栓在门口椿树下的看家狗“赛虎”狂叫起来。孙家鼐睁开眼睛，欠起身子，只见两扇大门的缝子里伸进来一个须发皆白的圆脑袋。

　　“行行好，给口水喝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人卖矿泉水，出行者口渴了，就会就近找户人家讨碗水喝。

　　孙家鼐坐起身来，一边喝住“赛虎”别咬人，一边摇着扇子，笑着招呼他进来。行者大约花甲之年，眉像双剑，眼如双炬，穿了一身皂色丝绸短衣短裤，显得气韵不凡。

　　白发先生悄无声响地走了过来，坐在竹床上。

　　孙家鼐下了床，先把杯子里的剩茶泼尽，又倒上半杯水，蒗一蒗，再泼掉。然后斟了大半杯，双手递给老先生，说：“不烫不凉，满口茶，老先生请喝。”然后，又顺手用芭蕉扇给他扇了几下。

　　闲聊时，老先生自称姓余，就住在八公山白云深处。

　　喝完茶，余老先生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孙大人，你信命吗？”孙家鼐摇摇头，说：“不太信。”

　　“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我。”余老先生又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一会儿，说：“从你的面相上看，你命里有官运，可以官至一品，而且一直是京官，不会外放的。”

　　孙家鼐心里笑了笑，没有直接表态。因为他知道，一品大员就是大学士，职位上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都是做过各地巡抚、总督的高官，才有这个资格问鼎如此高位。没有上上下下、京内京外几个回合，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谢谢余老先生的吉言。”他模棱两可地应了一句。

　　“这样吧，我看你人善命贵，就送你十六个字，希望你记住：‘不出京城，官至一品；开山有功，血泪纵横。’”

　　说完，余老先生拱了拱手，悄无声响地走出大门。这会儿，“赛虎”不但不再叫唤，还朝着他的身背影不停地摇尾巴。

　　事后，家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位余老先生长得仙风道骨，肯定是神仙下凡，来给孙家鼐指点迷津；也有的说他不过是故弄玄虚，想骗一些钱财。孙家鼐只是觉得好玩，并未往心里去。岂料，这一预言在随后的岁月里却一一应验，亲侄子传檙在编撰《孙文正公年谱》时，还正而八经地记载了五叔的这次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