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是如何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
《堡垒》的编者,嘱我撰文字一篇,略述自己学习历史的经过,以资今日青年的借鉴。我的史学本无足道;加以现在治史的方法,和从前不同,即使把我学习的经过都说出来,亦未必于现在的青年有益。所以我将此题分为两橛,先略述我学习的经过,再略谈现在学习的方法。
1.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自能读书颇早,这一年,先母程夫人始取《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解。先母无暇时,先姊颁宜(讳永萱)亦曾为我讲解过。约讲至楚汉之际,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日读数页。约读至唐初,而从同邑魏少泉(景征)先生读书。先生命我点读《纲鉴易知录》,《约编》就没有再看下去。《易知录》是点读完毕的。十四岁,值戊戌变法之年,此时我已能作应举文字。八股既废,先师族兄少木(讳景栅)命我点读《通鉴辑览》,约半年而毕。当中日战时,我已读过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并翻阅过魏默深的《海国图志》,该两书中均无德意志之名,所以竟不知德国之所在,由今思之,真觉得可笑了。是年,始得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图》,读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蔡尔康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及王韬的《普法战纪》;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则读而未完,是为我略知世界史之始。明年,出应小试,侥幸人学。先考誉千府君对我说:你以后要多读些书,不该竞竞于文字之末了。我于是又读《通鉴》、毕沅的《续通鉴》和陈克家的《明纪》,此时我读书最勤,读此三书时,一日能尽十四卷,当时茫无所知,不过读过一遍而已。曾以此质诸先辈,先辈说初读书时,总是如此,读书是要自己读出门径来的,你读过两三千卷书,自然自己觉得有把握,有门径。初读书时,你须记得《曾文正公家书》里的话:‘读书如略地,但求其速,勿求其精。’”我谨受其教,读书不求甚解,亦不求其记得,不过读过就算而已。十七岁,始与表兄管达如(联第)相见,达如为吾邑名宿谢钟英先生之弟子,因此得交先生之子利恒(观),间接得闻先生之绪论。先生以考证著名,尤长于地理,然我间接得先生之益的,却不在其考证,而在其论事之深刻。我后来读史,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而不为表面的记载所囿,其根基实植于此时。至于后来,则读章太炎、严几道两先生的译著,受其启发亦非浅。当世之所以称严先生者为译述,称章先生为经学、为小学、为文学,以吾观之,均不若其议论能力求核实之可贵。
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谓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此项功夫,我在十六七岁时亦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我的学问,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此项工夫,现在的学生,亦仍可做,随意浏览,一暑假中可毕)。
十七岁这一年,又始识同邑丁桂征(同绍)先生。先生之妻为予母之从姊。先生为经学名家,于小学尤精熟,问以一字,随手检出《说文》和《说文》以后的字书,比我们查字典还要快。是时吾乡有一个龙城书院,分课经籍、舆地、天算、词章。我有一天,做了一篇讲经学上的考据文字,拿去请教先生,先生指出我对于经学许多外行之处,因为我略讲经学门径,每劝我读《说文》及注疏。我听了先生的话,乃把《段注说文》阅读一过,又把《十三经注疏》亦阅读一过,后来治古史略知运用材料之法,植基于此。
我少时所得于父母师友的,略如上述,然只在技术方面;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漠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这大约是性情相近之故罢!我的感情是强烈的,而我的见解亦尚通达,所以于两先生的议论,最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书记(康先生上书,共有七次:第一至第四书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书未曾刊行),我亦受其影响甚深。当时的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苦于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岁,我的姨丈管凌云(讳元善)先生,即达如君之父,和汤蛰仙(寿潜)先生同事,得其书《三通考辑要》,劝我阅读。我读过一两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辑要》对读,以《辑要》为未足,乃舍《辑要》而读原本。后来又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不过现在各种社会科学,都极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乱谈,所以只好讲讲考据罢了。
年二十一岁,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读书阅报社讲元史,我亦曾往听,先生为元史专家,考据极精细,我后来好谈民族问题,导源于此。
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取《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要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讲考据,受《日知录》《廿二史札记》两部书,和梁任公先生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于我亦有相当影响;亲炙而受其益的,则为丁桂征、屠敬山两先生。考据并不甚难,当你相当的看过前人之作,而自己读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时,只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齐全时,排比起来,自然可得一结论。但是对于群书的源流和体例,须有常识。又什么事件,其中是有问题的,值得考据,需要考据,则是由于你的眼光而决定的。眼光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亦由于学力。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所以讲学问,根基总要相当的广阔,而考据成绩的好坏,并不在于考据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现在学校中普通做论文的方法,随意找一个题目,甚而至于是人家所出的题目。自己对于这个题目,本无兴趣,自亦不知其意义,材料究在何处,亦茫然不知,于是乎请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还会举出几部书名来,差的则不过以类书或近人的著作塞责而已(以类书为线索,原未始不可,若径据类书撰述,就是笑话了)。不该不备,既无特见,亦无体例,聚集抄撮,不过做一次高等的抄胥工作。做出来的论文,既不成其为一物,而做过一次,于研究方法,亦毫无所得,小之则浪费笔墨,大之则误以为所谓学问,所谓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则其贻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此亦是枝节,搁过不谈(此等弊病,非但中国如此,即外国亦然。抗战前上海《大公报》载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极言之)。
3.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
我学习历史的经过,大略如此,现在的人,自无从再走这一条路。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以猜测未来,自然可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我尝觉得中学以下的讲授历史,并无多大用处。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非中学学生所能;若其结论系由教师授与,则与非授历史何异?所以我颇主张中等学校以下的历史改授社会学,而以历史为注脚,到大学以上,再行讲授历史。此意在战前,曾在《江苏教育》上发表过,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然我总觉得略知社会学的匡廓,该在治史之先。至于各种社会科学,虽非整个的,不足以揽其全,亦不可以忽视。为什么呢?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然欲遂行改革,非徒有热情,便可济事,必须有适当的手段;而这个适当的手段,就是从社会科学里来的。社会的体段太大了,不像一件简单的物事,显豁呈露地摆在我们面前,其中深曲隐蔽之处很多,非经现代的科学家,用科学方法,仔细搜罗,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即使觉得有某项问题,亦不会知其症结之所在。因而我们想出来的对治的方法,总像斯宾塞在《群学肄言》里所说的:“看见一个铜盘,正面凹了,就想在其反面凸出处打击一下,自以为对症发药,而不知其结果只有更坏。”发行一种货币,没有人肯使用,就想用武力压迫,就是这种见解最浅显的一个例子。其余类此之事还很多,不胜枚举,而亦不必枚举。然则没有科学上的常识,读了历史上一大堆事实的记载,又有何意义呢?不又像我从前读书,只是读过一遍,毫无心得了么?所以治史而能以社会科学为根柢,至少可以比我少花两三年功夫,而早得一些门径。这是现在治史学的第一要义,不可目为迂腐而忽之。
对于社会科学,既有门径,即可进而读史,第一步,宜就近人所著的书,拣几种略读,除本国史外,世界各国的历史,亦须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因为现代的历史,真正是世界史了,任何一国的事实,都不能撇开他国而说明。既然要以彼国之事,来说明此国之事,则对于彼国既往之情形,亦非知道大概不可。况且人类社会的状态,总是大同小异的:其异乃由于环境之殊,此如夏葛而冬裘,正因其事实之异,而弥见其原理之同。治社会科学者最怕的是严几道所说的“国拘”,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制度为天经地义,以为只得如此,至少以为如此最好。此正是现在治各种学问的人所应当打破的成见,而广知各国的历史,则正是所以打破此等成见的,何况各国的历史,还可以互相比较呢?
专治外国史,现在的中国,似乎还无此环境。如欲精治中国史,则单读近人的著述,还嫌不够,因为近人的著述,还很少能使人完全满意的,况且读史原宜多觅原料。不过学问的观点,随时而异,昔人所欲知的,未必是今人所欲知,今人所欲知的,自亦未必是昔人所欲知。因此,昔人著述中所提出的,或于我们为无益,而我们所欲知的,昔人或又未尝提及。
居于今日而言历史,其严格的意义,自当用现代的眼光,供给人以现代的知识,否则虽卷帙浩繁,亦只可称为史料而已。中国人每喜以史籍之丰富自夸,其实以今日之眼光衡之,亦只可称为史料丰富。史料丰富,自然能给专门的史学家以用武之地,若用来当历史读,未免有些不经济,而且觉得不适合。但是现在还只有此等书,那也叫没法,我们初读的时候,就不得不多费些功夫。于此,昔人所谓“门径是自己读出来的”,“读书之初,不求精详,只求捷速”,“读书如略地,非如攻城”,仍有相当的价值。
阅读之初,仍宜以编年史为首务,就《通鉴》一类的书中,任择一种,用走马看花之法,匆匆阅读一过。此但所以求知各时代的大势,不必过求精细。做这一步工夫时,最好于历史地理,能够知道一个大概,这一门学问,现在亦尚无适当之书,可取《(读史)方舆纪要》,读其全书的总论和各省各府的总论。读时须取一种历史地图翻看。这一步工夫既做过,宜取《三通考》,读其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兵、刑十三门。
历史的根柢是社会,单知道攻战相杀的事,是不够的,即政治制度,亦系表面的设施。政令的起原(即何以有此政令),及其结果(即其行与不行,行之而为好为坏),其原因总还在于社会,非了解社会情形,对于一切史事,可说都不能真实了解的。从前的史籍,对于社会情形的记述,大觉阙乏。虽然我们今日,仍可从各方面去搜剔出来,然而这是专门研究的事,在研究之初,不能不略知大概。这在旧时的史籍中,惟有叙述典章制度时,透露得最多。所以这一步工夫,于治史亦殊切要。
此两步工夫都已做过,自己必已有些把握,其余一切史书,可以随意择读了。正史材料,太觉零碎,非已有主见的人,读之实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读。但在既有把握之后读之,则其中可资取材之处正多。正史之所以流传至今,始终被认为正史者,即由其所包者广,他书不能代替之故。但我们之于史事,总只能注意若干门,必不能无所不包。读正史时,若能就我们所愿研究的事情,留意采取,其余则只当走马看花,随读随放过,自不虑其茫无津涯了。
考据的方法,前文业经略说,此中惟古史最难。因为和经子都有关涉,须略知古书门径,此须别为专篇乃能详论,非此处所能具陈。
学问的门径,所能指出的,不过是第一步。过此以往,就各有各的宗旨,各有各的路径了。我是一个专门读书的人,读书的工夫,或者比一般人多些,然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亦属不少。现在讲门径的书多了,又有各种新兴的科学为辅助,较诸从前,自可事半功倍。况且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读书是要知道宇宙间的现象,就是书上所说的事情;而书上所说的事情,也要把它转化成眼前所见的事情。如此,则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了。所以职业青年治学的环境,未必较专门读书的青年为坏,此义尤今日所不可不知。
(原载于1941年《中美日报》堡垒副刊第160、161、162、163期自学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