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怎样读中国历史
1.读史与今日之需
幼时读康南海的《桂学答问》,就见他劝人阅读全部正史。去年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演讲,又有这样的话“文化二字,涵义至广,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方今国步艰难,欲求文化复兴,非从切实方面言之,何能有所成功?历史譬如一国之账籍,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方志,何能知其梗概?史书文义平易,两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四年可了,有志之士,正须以此自勉。”
诚然,中国的正史材料是很丰富的,果能知其梗概,其识见自与常人有异,然康、章二氏之言,究系为旧学略有根底者言之。若其不然,则:
(1)正史除志以外,纪传均以人为单位,此法系沿袭《史记》。此体创自《史记》,实不能为太史公咎,因其时本纪、世家、列传材料各有来路,不能合并,且本纪、世家与列传实亦不甚重复。而后世史事的范围扩大了,一件较大的事,总要牵涉许多人,一事分属诸篇,即已知大要的人,尚甚难于贯穿,何况初学?
(2)即以志论,典章制度,前后相因,正史断代为书,不能穷其因果,即觉难于了解。况且正史又不都有志,那么一种制度,从中间截去一节,更觉难于了解了。所以昔人入手,并不就读正史。关于历代大事,大抵是读编年史的,亦或读纪事本末。至于典章制度,则多读《通考》及《通志》之《二十略》,此法自较读正史为切要。
(3)惟现在读史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了。前人所视为重要的事,现在或觉其不甚重要,其所略而不及的事,或者反而渴望知道他。所以现在的需要和前人不同,不但是书的体裁,即编纂方法问题,实亦是书之内容,即其所记载的事实问题。
如此则但就旧日的书而权衡其轻重先后,实不足以应我们今日的需要了。
2.读中国历史的三大门槛
然则学习中国历史,应当怎样进行呢?
现在人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之处,根本安在?一言以蔽之,曰:由于前人不知社会之重要。一切事,都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研究学问的人,因为社会上的现象太复杂了,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乃把他分门别类,各人研究一门,如此即成为各种社会科学。为研究的方便,可以分开论,然而实际的社会,则是一个,所以各种现象仍是互相牵连的,实在只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相”。非了解各种“相”,固然无从知道整个的社会;而非知道整个的社会,亦无从知道其各种“相”,因而史学遂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根柢,而其本身又待各种社会科学之辅助而后明。因为史学有待于各种科学之辅助而后明,史乃有专门、普通之分。专门的历史,专就一种现象的陈迹加以研究;普通的历史,则综合专门家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地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严格言之,专门的历史还当分属于各科学之中,惟普通的历史乃足称为真正之历史。因为史学的对象,便是整个的过去的社会,但是专门的研究不充分,整个社会的情形亦即无从知道。而在今日,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形实尚多茫昧,因此,专门及特殊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要,史家的精力耗费于此者不少。
以上所述为现代史学界一般的情形。至于中国历史,则材料虽多,迄未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整理,其紊乱而缺乏系统的情形,自较西欧诸国为尤甚。所以(1)删除无用的材料,(2)增补有用的材料,(3)不论什么事情,都要用科学的眼光来加以解释,实为目前的急务。但这是专门研究家所有之事,而在专门研究之先,必须有一点史学上的常识,尤为重要。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工具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善教的人,不过随机加以指导。所以研究工具的学习,即是学问初步的研究。当然,工具愈良,做出来的成绩固然愈好,亦惟前人所做的成绩愈好,而其给与我们的手段乃愈良。前此的历史书,既然不能尽合现在的需要,我们现在想借此以得研究历史的工具,岂不很困难?然而天下事总是逐渐进步的,我们不能坐待良好的历史书,然后从事于研究,前此的历史书虽明知其不尽合于今日我们的需要,而亦不能不借以为用,所以当我们研究之先,先有对旧日的史部作一鸟瞰之必要。
历史书有立定体例、负责编纂的,亦有仅搜集材料以备后人采用的。关于前者,其范围恒较确定,所以驳杂无用的材料较少;在彼划定的范围内,搜辑必较完备,所采用的材料亦必较正确。后者却相反。所以读历史书,宜从负责编纂的书入手。其但搜辑材料以备后人来择用的书,则宜俟我们已有采择的能力,已定采择的宗旨后,才能去读。昔人所视为重要的事项,固然今人未必尽视为重要,然而需要的情况不能全变,其中总仍有我们所视为重要的,即仍为今日所宜读。然则昔时史家所视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关于此,我以为最能代表昔时史家的意见的,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他把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概括为(1)理乱兴衰,(2)典章经制两端,这确是昔时的正史所负责搜辑的。不过此处所谓正史是指学者所认为正史者而言,不指功令所定。我们今日的需要,固然不尽于此,然这两端,确仍为今日所需要。把此项昔人所认为重要而仍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材料,先泛览一过,知其大概,确是治中国历史者很要紧的功夫。
但是今日所需要,既不尽同于昔人所需要,则今日所研究,自不能以昔人所认为重要者为限,补充昔人所未备,又是今日治中国历史者很紧要的功夫。
固然研究的工具,是要随着研究而获得的,但是当研究之前,所谓初步的门径,仍不可不略事探讨,这又是一层功夫。
3.读史三法
3.1对旧史要泛滥知其大概
请本此眼光,以论读中国历史书的具体方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正史暂可缓读。历代理乱兴衰的大要,是应首先知道的。关于此,可读《资治通鉴》《续通鉴》(毕沅所编)、《明纪》或《明通鉴》。此类编年史,最便于了解各时代的大势。如虑其不能贯串,则将各种纪事本末置于手头,随时检查亦可。但自《宋史纪事本末》以下,并非据《续通鉴》等所作,不能尽相符合而已。清代之史,可姑一读萧一山《清朝通史》,此书亦未出全,可再以近人所编中国近世史、近百年史等读之。典章经制,可选读《文献通考》中下列十三门:(1)田赋,(2)钱币,(3)户口,
(4)职役,(5)征榷,(6)市籴,(7)土贡,(8)国用,(9)选举,(10)学校,(11)职官,(12)兵,(13)刑。如能将《续通考》《清通考》、刘锦藻《续清通考》,均按此门类读完一遍最好。如其不然,则但读《通考》,知道前代典章经制重要的门类,然后随时求之亦可。此类史实,虽然所记的多属政事,然而社会的情形,可因此而考见的颇多。只要有眼光,随处可以悟入。若性喜研究这一类史实的人,则《通志•二十略》除六书、七音、草木、昆虫、氏族,为其所自创,为前此正史之表及《通典》《通考》所无外,余皆互相出入,亦可一览,以资互证。
历史地理,自然该知道大略。此事在今日,其适用仍无逾于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的。此书初学,亦可不必全读。但读其历代州郡沿革,且可以商务《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对读。此图后附之说,亦系抄撮顾书而成,次读其各省各府之总论,各县可暂缓。
历代的理乱兴衰,以及典章经制,昔人所认为最重要的,既已通知大略,在专研历史的人,即可进读正史。因为正史所记,亦以此两类事为最多。先已通知大略,就不怕其零碎而觉得茫无头绪了。
正史卷帙太繁,又无系统,非专门治史的人,依我说,不读也罢。但四史是例外。此四书关涉的范围极广,并非专门治史的人才有用,读了决不冤枉。至于专门治史的人,则其不可不读,更无待于言了。工具以愈练习使用而愈精良。初读正史之时,原只能算是练习。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又系古书,整理起来,比后世的书略难,借此以为运用工具的练习,亦无不可的。
既读四史之后,专治国史的人,即可以进读全史。全史卷帙浩繁,不可望而生畏,卷帙浩繁是不足惧的,倒是太简的书不易读。只要我们有读法,读法如何,在乎快,像略地一般,先看一个大略。这是曾涤生读书之法。专门治史的人,正史最好能读两遍,如其不然,则将《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和《南史》《北史》分为两组;《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亦分成两组,第一遍只读一组亦可。《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和《南史》《北史》大体重复,《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实在大不相同。正史包含的材料太多,断不能各方面都精究,总只能取其所欲看。看第一遍的时候,最好将自己所要研究的用笔圈识;读第二遍时再行校补。如此读至两遍,于专治国史的人受用无穷。
正史的纪传太零碎了,志则较有条理。喜欢研究典章经制的人,先把志读得较熟,再看纪传,亦是一法。因为于其事实,大体先已明了,零碎有关涉的材料自然容易看见了。陈言夏的读史即用此法。
正史中无用的材料诚然很多,读时却不可跳过,因为有用无用,因各人的见解而不同。学问上的发明,
正从人所不经意之处悟入,读书所以忌读节本。况且看似无用,其中仍包含有用的材料,或易一方面言之,即为有用。如《五行志》专记怪异,似乎研究自然科学如天文、地质、生物、生理等人才有用,然而五行灾异亦是一种学说,要明白学术宗教大要的人,岂能不读?又如《律历志》似更非常人所能解,然而度量衡的制度,古代纪年的推算,都在《汉书•律历志》中;而如《明史•历志》则包含西学输入的事实,亦岂可以不读?近来所出的正史选本,我真莫明其是据何标准,又有人说,正史可以依类刊行,如《食货志》归《食货志》,《四裔传》归《四夷传》之类,经人辩驳之后,则又说可将各类材料辑成类编,那更言之太容易了。
3.2以经、子证史,补充昔人所未备
关于第二个问题,昔时史部的书不能专恃,必藉他部或近来新出之书补正的,莫如古史和四裔两门。
古史的初期本与史前时代衔接,这时候本无正确的历史,只有荒渺的传说,非有现代科学的知识,断乎无从整理,所以宜先读社会科学的书。如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陶孟和所译《社会进化史》似颇适用。古史较晚的材料,多存于经、子中。经、子虽卷帙无多,然解释颇难,合后人注疏考订之书观之,则卷帙并不算少,且颇沉闷。而且经学又有今文、古文等派别,《书经》又有《伪古文》,如不通晓,则触处都成错误,所以因治古史而取材于经、子,对经、子的本身,仍有通晓其源流派别之必要。关于此,拙撰《经子解题》,入手时似可备一览。
为治古史而读经、子,第一步宜看陈立《白虎通义疏证》、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前者是今文家经说的结晶,而亦是古史的志。后者则今古文两家重要的异点已具于是。读此之后,再细读《礼记•王制》一篇和《周官》全部的注疏,则于今古文派别已能通晓,古代的典章经制亦可知其大要,并古代的社会情形亦可推知其大概了。
大抵古代学问,多由口耳相传,故其立说之异同,多由学派之歧异,往往众说纷歧,实可按其派别分为若干组。若能如此,则残缺不全之说,得同派之相证而益明,而异派立说之不同,亦因此而易于折衷去取。
派别之异,最显而易见的,为汉代之古今文经说,然其说实导自先秦,故此法不但可以治汉人的经说,并可以之治经之正文,不但可以治经,并可推之以治子。分别今古文之法,以廖季平先生为最后而最精,其弟子蒙文通乃推之以治古史,其所撰《经学抉原》《古史甄微》两种必须一览。其结论之可取与否,是另一问题,其方法则是治古史的人必须采取的。
编纂周以前历史的人,自古即很多,但于今多佚。现存的书,以宋罗泌的《路史》所包含的材料为最富,刘恕的《通鉴外纪》亦称精详。清代马骑的《绎史》亦称详备,可备翻检而助贯串。因其书系用纪事本末体。
夕卜国有自己的历史。从前中国和他们的交通不甚密切,所传不免缺漏错误,此等在今日,不能不用他们自己的记载来补正,无待于言。亦有并无历史,即靠中国历史中的资料以构成他们的历史的,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他们全无正式史籍的,如北族的大多数和南洋诸国是;另一种是虽有而不足信,反不如中国所存的材料的,如朝鲜、日本、越南的古史是。此一部分中国历史实为世界之瑰宝,其材料虽旧,而研究的方法则新一不用新方法,简直可以全无所得。这方面现代人的著作,也不可以不读,此等著作以外国人的为多,这是因为设备和辅助的科学,外国的研究家所掌握的较为完全之故。近多有译本,其目不能备举,可自求而读之。
关于学术史。昔时专著颇乏,可以学案补之。宋、元、明学案,大略完备。如尚嫌零碎沉闷,拙撰《理学纲要》亦可备一览。清代则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玄学史无佳者,近人所撰哲学史于此都嫌其略。经学史则皮锡瑞《经学历史》颇为简要。佛学另系专门,如以史学眼光读之,则欧阳瀚存所译《原始佛教思想论》、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吕澄《印度佛教史略》《西藏佛学原论》,似可依次一览。先秦学术,近人著作甚多,但只可供参证,其要还在自读原书。
3.3研究方法要现代化
关于第三个问题,读史的方法,亦宜参考现代人的著述。现代史学的意义,既和前代不同,研究的方法当然随之而异。生于现代,还抱着从前的旧见解,就真是开倒车了。论现代史学和史学研究法的书,亦以商务所出为最多,其中强半是译本;自著的亦多系介绍外人之说。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系自出心裁之作,对于史学的意义,自不如外国史学家得科学的辅助者之晶莹,而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商务所出论史学及历史研究法之书,大致都可看得,不再列举其名,其中《历史教学法》一种(美国约翰生•亨利著,何炳松译),虽编入现代教学名著中,却于初学历史之人很有裨益,因其言之甚为详明,所以特为介绍。中国论史学的学问,当推刘知幾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前书大体承认昔人作史之体裁,但于其不精密处加以矫正,读此对于昔人评论史裁之言,可以易于了解,且可知自唐以前史学的大概情形及唐代史学家的意见。章氏书则根本怀疑昔人的史裁,想要另行创造,其思想颇与现在的新史学接近。其思力之沉鸷,实在很可钦佩。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关于此两部书,我很想用现代史学的眼光加以批评比较,再追溯到作者的时代,而解释其思想之所由来。前者已成,名《史通评》,现由商务印行。后者尚未着手,然亦很想在最近把它完成。
研究的方法必须试行之后,方能真知。抽象的理论,言者虽属谆谆,听者终属隔膜,无已,则看前人所制成的作品,反而觉得亲切。昔人诗:“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又有替他下转语的说:“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这两句诗也真觉亲切而有味。此项作品,我以为最好的有两部:(1)顾亭林(炎武)的《日知录》卷八之十三。(2)赵販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煙晦的事实的真相,都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
于此还有一言。目录之书,旧时亦隶史部。此类之书,似乎除专治目录学者外,只备检查,无从阅读。尤其是初学之人无从阅读。但是旧时读书有一种教法,学童在读书之初,先令其将《四库书目提要》阅读一过,使其于学术全体作一鸟瞰,此项功夫我小时尚做过,但集部未能看完。自信不为无益。《四库书目提要》固然不足尽今日之学术,但于旧学的大概究尚能得十之八九,而此书亦并不难读,如能泛览一过,亦很有益的。
以上所论,都系极浅近之语,真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在方家看来,自然不值一笑,然而我以为指示初学的人,不患其浅,但患其陋耳,若因其言之浅,恐人笑其陋而不敢说,则未免拘于门面矣。我的立说虽浅,自信初学的人,或可具体应用。大抵浅而不陋之言,虽浅亦非略有工夫不能道,若乃实无功夫,却要自顾门面,抄了一大篇书目,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看似殚见洽闻,门径高雅,而实则令人无从下手,此等习气则吾知免矣。
我对于历史,从小就很喜欢,读了很多年,觉得有几种感想:中国史的材料,非常繁琐,中国旧书分经、史、子、集,汗牛充栋,单看一种,已经需要很多的时间;若没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实难希望有所成就。现在的观点,是与从前不同,史部中许多材料,在过去是必需的,现在已觉得没有多大意义,一方面摭精撷华的删去繁芜,一方面又加入其他的实物如金文、甲骨之类的史料,精确性已较从前增加,不过这种工作仍然太繁,个人精力有限,所以有人主张每人研究一门,或每门中的一件事,结果当然比较有成绩,加以科学的帮助,研究方法比从前进步,所以古代不明白的,现在已弄得很清楚了。
专门史研究的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的事迹,是非常精确的。然而这种专门研究,常把事物孤立起来了,不能把许多事物相互关连起来。历史的价值,在于了解普通的现象,仅知道某一时代的某一事情,或某一事发展的纵的经过,而把它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该明白当时社会的各方面,例如我们住在上海已多年了,对于上海的了解,不能用某一事份来代表全体,须知道上海社会的各方面,像各界的生活状况,工商业的现象,外国人的势力等等,如你仅知道某一方面,这仍旧不能算是已了解上海的。研究历史也是一样,仅仅专门研究一方面,那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注意到各方面的历史事迹的发展。
现在有人以为研究一门也不容易得到很好的成绩,况且近代于历史的研究,尚不大发达,所以有人主张等到各种专门问题研究已有结果了,再把它综合起来。可是这也仅可作是一种理由,我们能不能等这样一个时代,这是绝大的问题。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不能有所谓“等一等”。好像住房子,我们不能因好的没有造成,暂时等一年半年,这是不可能的。在新房子未完工前,简陋一黏的茅草屋,也是必要的。研究历史也是这样。我们要研究一个专门问题,须先了解全体的现象,明了整个的情形,也就是须先具有普遍的历史知识,然后对于各个问题的相互关系,方才有法子了解,否则仍是没有方法研究。
我们想要知道历史普通的事实,也是一件难事,中国史书这样的多,不知道从何读起。研究的人,往往因见解不同,取材的标准,自然有很大的差异。清代以前的人,对于材料的选择,只知道模仿古代。因此形成一种填表式的情形。所以中国虽有许多历史书,仍是非常杂乱,没有系统,阅读的人,仍苦得不到一个概念。于是现在有许多人专门提出研究方法。如果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对于研究历史只是在第一步有相当帮助,实际心得的获得,尚须各人的努力如何。我们仅记着历史上零碎片段的事实,最多成为一个书橱。况且我们人总要死的,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也不很对。古人说读书好像串铜钱,片段的知识,即如一个个的散钱,欲想知识弄得有条理,须用绳将所有铜钱串起来。可是绳总有方法向人家求得,而整理知识的方法,就很难求得,每个人用了绝大的精力时间,才有相当的把握。这种把握就是读历史的见解。我们现在不能用中小学的读历史方法来研究的,那时因所读的教科书很单纯,自然不会感到困难,我们现在要读的太多,如果各人不自用一种标准去评量,简直无从读起。不过这种标准尽可因各人不同,甲认为有意义的,乙未必附议,总之我们自己总得有个主意。
古人对于这问题,有人主张读几门,有人主张专一门。不过这种见解,他们自己至少对于历史已有相当的程度,假使自己对于历史毫无概念,将如何去研究呢?将怎样去读书呢?如果有人说这个问题别人不能代为解决,须得自己去想法,这实在也对不起所问的人,总应该有一个比较圆满或勉强可以帮助别人的方法,于是有人从历史的应用问题去做标准。但是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古人说是“前车之鉴”,使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可是仔细想一想,也不很对,世界上除了极愚笨的人以外,绝没有死板的模仿古人的,因社会的现象时时刻刻在那里改变,世界上绝无二件完全相同的事,也没有重演的历史,所以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也是错误的。
有人以为人在社会上做事,好像演员在舞台上做戏。当然,演员与舞台有密切的关系。许多人批评中国旧剧在未做前大打锣鼓,震耳欲聋,太不合理;他们不了解中国戏从前是在乡下做的,地旷人众,不买票,完全是为公众的娱乐,要使别人知道什么地方演戏,自然非敲锣打鼓不可,把这种情形拿到上海舞台上来,自然是不适当了。我们人做事也是这样,历史上汉代韩信用“背水阵”,结果打退了敌人,若照兵法上说,这实在是很大的问题,他告诉别人用这种方法的原因,因为军队都是乌合之众,并不能真心为己作战。所以只好“驱市人而战之”,把他们置诸死地而后生。可是明朝平倭寇的大将戚继光在他的《练兵纪实》中,不主驱市人而战,行险徼幸;却主苦心操演,后来才成精兵,抵御倭寇,边境粗安。他们二人结果虽都告成功,可是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这原因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根本不同。韩信的时代,人民皆兵,自然可以“驱市人而战之”,戚继光的时候,边兵多为专家,假使不训练人民,叫他们怎样去打仗呢?所以他们研究历史的事迹,须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离开了社会,往往会使许多事实毫无意义,并且无解决。
我们对于社会的特殊事情,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现在的了解,常不及将来的人明白,可是一般的社会事情,以当时的人了解得最清楚。况且历史上的现象,都是大同小异的,如中国的教徒为吃饭,西洋的教徒也为吃饭,但他们的人生观绝不相同。我们研究历史的注意点,就是要发现他的小异,如从前没有摩托车、梅毒、天痘,从前的外交家为什么不会用现在的方法,就是因社会的景象完全改变了,我们研究历史就应该注意这方面,所谓“得闲而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要处处留意二个问题的小异,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此篇为作者刊于1935年4月《出版周刊》第102期和1937年4月《新史地》的两篇文章的合编,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