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营
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是北宋著名将领姚古的养子。从西北出发的姚古也响应了勤王号召，但由于路途遥远，当时还没有赶到。
姚平仲曾经跟随童贯参与了平定方腊叛乱的战争，他自认为功劳很大，却被童贯压制。这次到京后他又提起了当年的战功，宋钦宗对他刮目相看，屡次单独找他谈话，并许诺他一旦立功，立刻给予重重赏赐。
当众人定下二月初六发动进攻的策略，姚平仲却担心自己在众人的行动中显现不出来，如果能够提早单独行动，擒获了斡离不，那么他就成了稳定北宋的最大功臣。
姚平仲与步将杨可胜两人将想法告诉了宋钦宗，竟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于是他们议定，于二月初一夜间率先发动进攻。这件事不仅瞒着李纲，就连城外的指挥官种师道也并不知晓。
虽然指挥官不知晓，但民间却早就知道了。
劫营的日期是由一位术士楚天觉通过占卦决定的，占卦时消息就已经泄露。京城家家户户都知道皇帝要在二月初一打仗了。另外，皇帝还在开宝寺树立了三根大旗，上面写有御前报捷的字样，这是为了胜利后庆功准备的。外城北面的正门是封丘门，这里距离金军营地最近，门上提前搭建了皇帝驾临的阁楼，是为了检阅俘虏用的。这些准备让京城的人们充满了期待，人们纷纷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到了晚上，劫营开始，姚平仲和杨可胜率领七千兵马，向着六万金军的大营冲去。到了大寨，却发现寨子大半是空的。金军从寨外将宋军包围，于是劫营变成了突围。姚平仲比较幸运，突围而去，杨可胜却被俘了。
姚平仲劫营时，在金军做人质的康王、张邦昌，以及出使未回的李棁、郑望之等人正在寨子的某处睡觉，突然间外面人嘶马鸣，四处火起，有人来报宋军劫营。康王立刻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到了，金人会将人质杀掉以报复宋军。
在旁边的郑望之反而劝说康王不要紧，不须恐慌。如果宋军赢了，金人不敢随便杀人质，如果宋军败了，康王作为人质已经半个多月，自然不可能知道劫营的事儿。康王听他说得有道理，才放心一些。
当天晚上，镇守城内的李纲正好有病，请假在行营司休息。到了半夜，皇帝的亲笔信突然到了，信里说，姚平仲已经起事，大功就要告成，请李纲率兵到封丘门策应。李纲吃惊的同时写了个札子，表示自己在生病，况且大家都在按照原定日期做准备，现在突然发生战斗，都措手不及，拿不出兵来。
不想短短一会儿，皇帝的传令官竟然来了三次，越来越急。李纲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忙带着他仅剩的三个军出城。此时，参与了劫营的范琼、王师古等人正在北门外被围困，李纲连忙加入战团，在幕天坡鏖战，击退了金军。当金军再次进攻时，他又用神臂弓将金军击退。
第二天早上，斡离不紧急召见康王等人质。在召见地放了数百面宋军旗帜，都是劫营者留下的，还有被俘的数十名宋军。张邦昌赶快声明，这可能是某一支勤王的军队，为了向皇帝邀功才这么做的，皇帝可能并不知情。
恰好，被俘的杨可胜在准备劫营时，与皇帝商量做了安排，他写了一封给皇帝的信揣在身上，信上表示他瞒着皇帝出击是为了立大功，等胜利后请求皇帝给予封赏。如果他死了或者被俘，金人从他身上搜到信，会以为皇帝是不知情的。现在这封信与张邦昌的说法吻合，竟然真起到了作用。
康王和张邦昌摆脱了嫌疑，但出使的郑望之却没有这么容易了。斡离不接见他们后，将郑望之单独留下，送去了一位叫作“都统国主”的将领处。康王和张邦昌都意识到再也见不到他了，纷纷向他告尘世最后一别。
郑望之跟随着向导在金军大营的营栅里穿梭，营地里的道路曲曲弯弯，直线距离十几里，曲线距离却走了六七十里。
郑望之到了都统的营地，穿过两边卫士的刀枪丛林，才见到了都统。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北宋求和，你是首来谈判之人，既然今天以兵相加，你也免不了一死。”他以为郑望之参与了劫营阴谋，强迫他将整个策划过程说出来。
郑望之竭力辩白，表示自己不会自寻死路，如果事先知道，又怎么会在劫营当天还留下？既然他没有参与阴谋，又能说出什么？
都统将郑望之留了一夜，第二天才放了回去。郑望之重新见到康王和张邦昌，才知道康王为他流了不少泪，以为他死了。即便在金军内部也传言，都统叫他过去不是善意。
击退了金军的进攻，李纲回到行营司，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罢官了。皇帝下令，将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的职位罢免，甚至连行营司都撤销了。只是任命蔡懋担任守御的职位，接收李纲的军队。
怂恿皇帝罢免李纲的是宰相李邦彦。主和派将姚平仲全军覆没的消息带给皇帝，李邦彦乘机向皇帝表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推说皇帝并不知情，是主战派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擅自行动。他甚至主张将李纲和种师道等人绑了送给金军。
皇帝也慌了神，虽然他否决了将李纲和种师道送给金人的提议，但还是罢免了李纲。
二月初三，李纲正要进崇政殿见皇帝，在殿门口听说自己被罢免了，于是来到浴室院等待自己的处罚。对李纲进行讯问的是他的后继者蔡懋。经过讯问，蔡懋才知道原来姚平仲并没有全军覆没，劫营的士兵一共损失了千把人，而李纲的救援部队损失更小，只有百余人。姚平仲本人也并没有死亡，而是突围后担心种师道治他偷偷行动的罪，所以溜走了。所谓全军覆没的消息是不准确的，皇帝由于被吓破了胆，没有加以核实就相信了，匆匆做出了免职李纲的决定。
蔡懋把消息带给皇帝，皇帝也觉得是自己对不起李纲。毕竟皇帝对姚平仲劫营是知情、鼓励甚至参与的，李纲和种师道等人反而不知道。现在出了事，还必须由他们承担责任。
于是皇帝赏赐了李纲白银五百两、钱五十贯。能够赏赐这么多，在缺金少银的时代已属不易。按照皇帝的意思，先让李纲下野一段时间避避风头，等金军一走再重新用他。
除了面对大臣的压力之外，宋钦宗要处理的还有金人的愤怒。
二月初三，出使金国的使者郑望之等人被放回来了。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金国的使臣张恭礼，他带来了一封充斥着嘲笑口吻的信，信中故作不知情地谈到遭到一支情况不明的军队的袭击，这支军队气势汹汹前来，战败后又灰溜溜逃走，金军请求宋钦宗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宋钦宗接待金国使节之外，还会见了郑望之。他听了郑望之的叙述，不断地说“错了，错了”。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就如何处理这件事也有不同的看法。按照种师道的意见，姚平仲劫营的确是错误的做法，但这个错不是选择了军事对抗，而是没有做好准备就仓促行动。既然前面错了，金军以为宋钦宗会服软，那么继续进攻就成了另一种出其不意。再说姚平仲的损失也不大，宋军实力并没有被削弱，所以不如发动兵马对金开战，将他们打服再说。
而另一种意见，也是大多数主和派的意见，认为既然已经与金军讲和，花了这么大力气，就不好再反悔。不然，即便不说实力上，面子上也是过不去。
当金人使节质问时，宋钦宗一是磨不开面子，二是吓破了胆，立刻选择了和谈，他屈服了，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全力讲和。他回书承认了姚平仲事件，并声称自己毫不知情，是姚平仲本人以及一些与他关系不错的宰执（暗指李纲）发动的，姚平仲已经逃走，宰执已经被免，事情过去了。
皇帝写好了回信，却发现找不到人当使者了。由于出了这么多事儿，担心去往金军营地遇到危险，北宋的大臣们都不愿意当使者。
此刻，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正在城外的汴河边带兵，由于勤王之师太多，有许多小分队无法安置，特别是东南来的兵。由于太上皇的干扰，东南兵没有大规模集结，只有一些小部队零零星星到来。宇文虚中出城集合了两万左右的东南兵。他听说朝廷有难，将军队交给别人带领，自己坐在筐里吊入城内，接受了前往金军营地出使的任务。
宇文虚中到达金军营地后，发现这里的气氛剑拔弩张，他在金兵的包围下坐了四个时辰才见到了康王等人，第二天才见到斡离不。他来回于宋金两营达三次之多，金人一定要北宋割让三镇才肯退兵，宇文虚中甚至痛哭流涕，都没有争回三镇。
在他最后一次出访金军营地时，除了携带常规文书之外，还带上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和地图。这些诏书曾经被李纲扣押，但由于李纲已经离职，没有人能阻止这些诏书发出了。当初李纲扣留它们，是希望等勤王大军到来后，逼迫金人同意不要交割三镇。现在勤王大军已经到达，但割让诏书和地图不仅无法扣下，反而更加轻易地送了出去。
到这时，意味着金军所有目标都已达成。他们需要三镇，现在已经拿到了割地诏书和地图；他们需要大量的赔偿，汴京城已经被搜刮一空，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物了。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安全地撤离。
宋钦宗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害怕强大的金军，但金军却对宋军的勤王部队感到忌惮。如果继续驻扎下去，即便双方再有诚意和谈，宋金军队之间早晚还是会有冲突。只要金军失败一次，就可能再无翻身之地。姚平仲的劫营是给金军提了个醒，让他们意识到该离开了。
但问题是，即便要离开，也必须防范宋军的袭击。事实证明，康王和张邦昌并不足以让宋军放弃抵抗，需要有更大的抵押品，才能让宋军不敢行动。
在二月初五的回书中，金军元帅要求宋军更换抵押品。把康王和张邦昌领回，换成皇帝的亲叔叔越王，并在太宰李邦彦和枢密吴敏中选一人来抵押。李邦彦是最高文官，吴敏是最高武官，以前抵押的张邦昌只是少宰，显然级别还不够。金人认为，以越王和最高级别的官员作保，金军可以安然渡河回军，不至于被掩杀。
李邦彦是最大的主和派，如果他能被抵押出去，也算是得偿所愿。但就在斡离不写文书时，李邦彦还是宰相，当文书送达宋廷时，李邦彦已经不是宰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