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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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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廷本来已经焦头烂额,二月初五,汴京城内又发动了一场底层士大夫和民众的动乱,让宋钦宗更加手足无措。

这场动乱的原因是李纲被罢职。虽然种师道可能没有被罢职,但当时都城内的传言大都指种师道和李纲一块儿被罢免,主战派已经全部下台。

就在几天前,人们还盼着皇家军队打胜仗,但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这样的局面。加上之前皇帝对民间搜刮金银的做法已经引起了民愤,而劝说皇帝停止搜刮的恰巧是李纲,这给他积累了足够的口碑。

动乱的导火索是一名太学生的上书。这名太学生叫陈东,当初也是他不断地上书要求惩治“六贼”,导致宋徽宗的亲近大臣下台。陈东的做法很有宋朝士大夫的特点,由于宋朝皇帝不杀谏官,于是士人们对多大的官都没有敬畏之心,该骂就骂。从政治谱系上说,他们属于实务经验不足的年轻左派,在当权者看来,是找麻烦的,但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理想主义又的确能够逼迫皇帝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避免社会彻底板结。

二月初五,陈东联合在京城的数百位学生来到了宣德门外,跪在地上,要求将一封信传给宋钦宗。信中的要点是:第一,他们把皇帝的大臣分成社稷之臣和社稷之贼两类,社稷之臣主要指的是李纲,而社稷之贼则包括了当时大部分宰辅,比如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等人。第二,指出一场小败说明不了什么。虽然败仗与李纲无关,但在当时的宣传下,大都认为是李纲的策略导致败仗,太学生显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太学生已经意识到李纲是受人陷害,更何况,像童贯等人闯的惊天巨祸,皇帝都还没有完全追究,反而对李纲痛贬,这说不过去。第三,希望皇帝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等人,贬斥李邦彦等人。让李纲继续守卫京城,让种师道率兵进攻金军,获得完全的胜利。

太学生上书的消息惊动了京城,于是更多的人来到宣德门外。当天,在皇帝宫前已经聚集了数万人,他们鼓噪着不肯离开,表示除非见到李纲和种师道复职,否则不走。

群体事件正在进行中,大臣们散朝的时间到了。群臣从东华门恰好走到了群体事件现场,李邦彦也在内。众人立刻围了上去,对着他大骂,直斥他的罪过,更有人冲上去脱掉了他的靴子。眼看自己就要挨揍,李邦彦吓得赶快逃走了。

皇帝命人将陈东等人的上书收进去,过了一会儿传来旨意,表示众人的话很好,一定会施行的。

既然皇帝答应了,有的人就准备散伙。但另外的人立刻意识到,政府的许诺除非当场办,否则一定做不到。他们鼓动大家留下,要亲眼见到李纲和种师道,确信他们已经复职了才走。一会儿,掌管军事的吴敏走了出来,告诉大家,李纲因为用兵失利,暂时罢免。但这只是非常时期,等金兵一走就立刻复职。

从朝廷的安排也看出来,宰执们已经倾向于不折不扣地接受金军的要求,先把金军糊弄走了再说。在金军走之前,李纲是不能复职的。

这种回答让众人不满意。天色渐晚,人们把开封府的登闻鼓也搬来了,放在东华门外不断地敲,鼓敲坏了,就用声音代替,山呼震地。

开封府尹王时雍是负责首都治安的官员,也来劝说太学生们,说他们这么做是胁迫天子。太学生回答,以忠义胁迫天子,比用奸佞胁迫不是好多了?

众人想揍王时雍,他只好也逃走了。

守卫宫殿的殿帅王宗濋只好向皇帝汇报,告诉他如果不听从民众的呼声,今天就要发生民变了。

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来了,太学生和民众拉住他不让走,除非他去向皇帝汇报给李纲复职。耿南仲只好答应下来,众人怕他说假话,便围住他,只给他留出一条路,就是进宫廷去的路。耿南仲见到皇帝,皇帝让他传旨召李纲来。

李纲在浴室院,一千多人前去迎接他。皇帝不得已,只好写诏书给李纲复职。

李纲还没有赶到,皇帝派遣了一位内官朱拱之前去宣谕。由于诏书还没有写好,就让朱拱之人先走,诏书随后送去。但朱拱之刚刚到民众前,有人立刻将他围住撕成了碎片,他成了民变的第一个受害者。

这时情况更乱了,有人已经大声喊“杀死内臣无罪”。于是人们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十几个人,将他们杀死,肝肠取出,脑袋砍掉挂在竿子上。到这时,民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阶段,一旦见了血,人们就会失去理智,事情也很难用和平方法收场了。

这时,李纲已经赶到了皇帝面前,向皇帝请罪。宋钦宗已经顾不上许多,连忙给他复职,担任尚书右丞,兼京西四壁守御使。李纲立刻前往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民众,这才平息了一场民变。

李纲上台之后,立刻改变了前任(只在任了几天)蔡懋的做法。因为金军又在这个门附近集结,准备攻城器械,他当晚便睡在了西面的水门咸丰门上。城内虽然也有炮和床子弩,但蔡懋下令,谁敢开炮就惩罚谁,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李纲反其道而行,规定将士们自行决定开炮,只要打中就是重赏。

将士们的积极性一下子提了起来。第二天,金军来试探攻城,被将士们击退。

由于民变,除了对外不利,京城内部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比如,那些在民变中杀死内官的并不是普通民众,本来就是当地的流氓头目,在社会混乱中,这些流氓变得更加猖獗,杀人、抢劫层出不穷。士兵们也不好好守城,反而借机报复平常对他们不好的官长,甚至杀死他们。军队纪律也不好,士兵偷拿老百姓东西,看哪个平民不顺眼就当奸细滥杀。这些罪行中有的是不可原谅的,有的却是乱世时期的自然表现,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迟早会酿成大祸。

李纲也毫不手软,以诛首恶的方法将社会上的流氓头子干掉,对军队的不法现象更加严厉,一旦发现立刻处理。在李纲的努力下,汴京的社会秩序开始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