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故意篡改、系统反注，理解“内七篇”的另一障碍，就是庄子的故意支离其言，晦藏其旨。

庄子既然著书，为何故意不让人懂？因为庄子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然而在专制制度下批判专制极其危险。避免母邦暴君宋康王诛杀其身还难度较低，庄子可以像哥白尼临死之前才公布“日心说”那样，生前不流布其书。避免后世君主剿灭其书，才是不易成功的莫大难题。庄子必须做到：既让被后世君主压迫的庄学之友读懂，又不让后世君主和依附君主的庄学之敌读懂，甚至读懂也无法剿灭其书。为此庄子采用了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特殊写作方法。具体而论，就是庄文三言：寓言，重言，卮言。

庄子死后，庄子亲传弟子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外篇·寓言》，把“内七篇”概括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庄子再传弟子魏牟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外篇·天下》，把“内七篇”概括为“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倘若直白易懂，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寓言”之义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名相，正是庄子弟子蔺且所撰《外篇·寓言》发明，或许得自庄子亲传。

“卮言”之义非常难懂，至少有三。

其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为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其二，“卮”为酒器，空则上仰，满则倾覆。隐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之后，又予倾空致无。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丧忘。是为庄学奥秘“得意忘言”。为何得其真意之后，必须丧忘其言？因为若不丧忘，就会招致专制庙堂诛杀；倘若挑明奥义，又会殃及《庄子》遭到剿灭。

其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定点明寓意。然而庄子身处专制语境，不能讲完寓言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内七篇”六见“支离”，既有言说义理的“支离其形”，“支离其德”，也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外杂篇”二见“支离”，均为寓言人名，即《外篇·至乐》的“支离叔”，《外篇·列御寇》的“支离益”。

“内七篇”的义理核心是卮言，文本主体是寓言。若不明白“卮言”晦藏的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支离寓意。

“寓言”、“卮言”之中，均有“重言”，因此“寓言十九”与“重言十七”有所重叠，不构成计算错误。“重言”就是“重复之言”，既是对“卮言”晦藏之旨的重复强调，也是对“寓言”支离之义的重复暗示。读者对“卮言”晦藏之旨和“寓言”支离之义的感悟，必须得到“重言”印证，才可确认为庄学真义。是为“以重言为真”。

郭象误读为“重言”，谬解为“借重”尧舜孔老等名人以“自重”，毫无证据。出场最多的尧舜孔，是“内七篇”的主要贬斥对象。“内七篇”中的老聃之言合计103字，如何借重？而且无论怎样统计，也不可能拼凑出十分之七的“借重之言”。“重复之言”占十分之七，却符合实情。按理十分之七的“重复之言”会使阅读极其单调，然而阅读“内七篇”决无单调之感。因为仅有极少量重言是字面相同的标准型重言，大多数重言都是字面不同的变文转辞。不过变文转辞在避免了单调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外篇·寓言》启发读者逆向思考：“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庄子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外篇·天下》则对读者正面透底：“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奥义是：庄子寓言极其有趣，庄子卮言极为难懂，庄子重言极难辨识。

无论寓言，重言，卮言，“内七篇”一切文字的根本特点均为支离其言。支离其言的目的，正是晦藏其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