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奥义，沉埋千古
前359年，庄子十一岁。三十二岁的卫人公孙鞅离魏至秦，先后三次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游说秦孝公。秦孝公以“帝道”、“王道”为迂远，闻“霸道”而大悦，拜鞅为相。变法十八年，秦国“大治”。这是秦国一统天下之根基，也是两千年中华帝国史以“霸道”治天下之缘起。
从庄子物化仙逝，到郭象篡改反注，五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大势是：秦始皇以法家之刑教“霸道”一统天下，开启中华帝国史，称帝以后十四年秦帝国崩溃。汉初以黄老之无为“帝道”与民休息，形成“文景之治”。随后汉武帝以儒家之名教“王道”整治天下，实行“王霸杂用”。两汉四百年，儒学价值耗尽，边际效用递减，“仁义”伪道戕贼天下，专制弊端显露无遗。秦汉士人无不酷爱《庄子》，尤重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儒生撰文，频繁征引庄文伟词。佛徒译经，大量借用庄学名相。然而《庄子》仅是士林秘笈，并非庙堂显学。仅当历史进入魏晋之后，“名教”与“自然”孰为真道，始成魏晋“玄学”必须辨明的哲学根本问题。
魏晋“玄学”奠基之作，是魏晋儒生王弼篡改反注的《老子注》，宗旨是“名教本于自然”。其名言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然而老聃之反名教一目了然，王弼实为刻意反注。为使反注貌似有理，王弼只能篡改《老子》。
魏晋“玄学”殿后之作，是王弼死后三年出生的西晋儒生郭象篡改反注的《庄子注》，宗旨是“名教即自然”。其名言见于《逍遥游注》：“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然而庄子之反庙堂一目了然，郭象实为刻意反注。为使反注貌似有理，郭象只能篡改《庄子》。
王弼对《老子》的篡改反注，铁证见于西汉马王堆帛书《老子》及战国郭店楚简《老子》。作为“君人南面之术”，《老子》被汉初以降的少数庙堂君王激赏，因而随葬入墓。后人考古，挖掘王侯坟墓，顺便抉发“文墓”，王弼的篡改反注已经铁证如山。
然而郭象对《庄子》的篡改反注，证据很难来自考古发现。作为“逍遥江湖之道”，《庄子》问世之后即被庙堂君王敌视，除了心怀异志、被汉武帝逼迫自杀的淮南王刘安，爱庄者均为造不起大墓的江湖畸人。因此郭象篡改的证据，难以寄望于古墓简帛，只能到历代文士大量钞引的异文佚文中去寻找，再用庄学义理论证。古今学者对历代文士大量钞引的《庄子》异文和《庄子》佚文，业已近乎罗掘俱尽。然而在本书之前，尚未有人用庄学义理彻底推翻郭注义理，坚实论证郭象的篡改反注。
王弼与郭象不谋而合的共同宗旨，就是论证“名教”并非伪道，而是“自然”真道，同时论证老庄道家逊于孔孟儒家。王弼之旨，正是所有倚待庙堂的治老儒生之旨，因此王弼成了旧老学的至高权威。郭象之旨，正是所有倚待庙堂的治庄儒生之旨，因此郭象成了旧庄学的至高权威。王弼若非年仅二十四岁短命早夭，必将用篡改反注《老子》之法，继续篡改反注《庄子》。郭象完成了王弼未竟之业，而且远比王弼成功。因为阅读《老子》的主要障碍是义理而非文本，因此义理深湛之士不难总体反诘王弼。阅读《庄子》的义理障碍之大和文本障碍之大，决非《老子》可比，所以从未有人总体反诘郭象，因而郭象的庄学权威性远远超过了王弼的老学权威性。从未有人认为，王弼比老聃博大精深，却有无数人认为，郭象比庄子博大精深。比如现代大儒冯友兰，在其享誉中外的名著《中国哲学史》中，竟然认为郭象是远比庄子伟大的中国第一哲学家。足证郭象的文化犯罪，取得了空前绝后的巨大成功。
先秦有孔孟，必有老庄。魏晋亦然，历代如此。这是一切人类文化固有的生态平衡，庄子谓之“吹万不同”。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王弼和主张“名教即自然”的郭象，仅是倚待庙堂的魏晋儒生代表，因其谬说得到庙堂力挺，遂成旧老学旧庄学的至高权威。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阮籍，则是拒绝倚待庙堂的魏晋畸人代表，二人对《庄子》均有真知卓见，然而均被庙堂扼杀。嵇康公开被诛，阮籍终生压抑，二人同年而死。嵇康被诛，是庄学奥义被庙堂终极敌视的标志性事件。先秦老庄真道，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本命脉，此后不断受到庙堂打压，命悬一线，不绝如缕。概而言之，西晋嵇阮遗风，秘传至东晋陶渊明。东晋陶渊明遗风，秘传至唐代李太白。唐代李太白遗风，秘传至宋代苏东坡。宋代苏东坡遗风，秘传至明代刘伯温。明代刘伯温遗风，秘传至清代金圣叹。像嵇康一样公开被诛的金圣叹，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极赞《庄子》是“天下第一奇书”。
有鉴于嵇康被诛，名列“竹林七贤”的向秀为求自保，遂篡改反注《庄子》，向司马氏献媚。仅因死前未能完成并公开流布，遂被郭象窃为己有。由于向秀《庄子注》已佚，今本某处篡改，某条反注，究竟是向秀所为，还是郭象所为，推测无益，姑置不论。郭象既窃向注，不得喊冤。
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篡改反注《庄子》，究竟是“论之不及”？还是“智之弗若”？
主因是“论之不及”，即价值观迥异。晋人郭象与其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无不坚执儒学“成心”且“师心”自用，因此即便在某些局部略窥庄学奥义，也非得篡改反注不可。若不篡改反注，庄学奥义就会沉重打击他们终生奉行的儒学价值观及其生命实践。
“为人行薄”的儒生郭象，价值观和生命实践与庄学主旨彻底相悖，却剽窃向秀《庄子注》而一举成名，进而倚待庙堂，贪恋权势，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北齐颜之推予以嘲讽：“郭子玄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耶？”
儒生陆德明同样倚待庙堂，贪恋权势，被唐太宗招为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道士成玄英同样倚待庙堂，贪恋权势，被唐太宗封为“西华法师”。郭注两大护法成玄英、陆德明的价值观和生命实践，也与庄学主旨彻底相悖，由于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其护孔护儒、谄媚庙堂的程度，甚至超过郭象。
魏晋以降的治庄者多属儒生，或者像成玄英一样虽非儒生却全盘接受专制庙堂钦定的儒学价值观，同样倚待庙堂，贪恋权势，因而必然尊奉郭注义理为庄学至高权威。随着君主专制臻于极致，变本加厉的篡改反注也臻于极致。以儒解庄的旧庄学，宗旨并非阐释庄学真义，而是把轴心时代傲立江湖的道家宗师，整容矮化为后轴心时代倚待庙堂的儒学应声虫。
其次才是“智之弗若”，即才学识远逊。治庄儒生即便是儒学“大知”，也仅是庄学“小知”，因而“小知不及大知”，“大知”不及“至知”。旧庄学倾力考订钞刻讹误，饾饤训诂个别字词，目的仅是加固儒学曲说，强化郭象义理，无不越考证越糊涂，越训诂越遮蔽。歧义纷出的旧庄学，添乱作用大于学术价值，把庄义越埋越深，使阅读越来越难。值得一提的，唯有近世两位考订大家。
民国学人刘文典，费时十五年，撰成巨著《庄子补正》，将历代尤其是乾嘉以降的文字考订集大成于一书，可惜未及阐发义理即已殁世。不过其《自序》云：“积力既久，粗通大指。《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可见也颇具儒学成心，因此文字考订疏漏尚多。
台湾学人王叔岷，毕生治庄，把《庄子》异文、佚文搜罗殆尽，先后撰成《庄子校释》、《庄子校诠》二书，佚文收集、异文考订远比刘文典更为完备。王叔岷还致力于阐释义理，可惜他是郭象义理的忠实信徒，对治庄者早已普遍抛弃的郭注局部硬伤，仍然曲为之辩。由于刘文典、王叔岷全都不明庄学真义，因此即便正确答案就在自己搜罗的异文佚文之中，仍然常常做错选择题。
晚近以来，偶有治庄者不持儒学成心，无意谄媚庙堂，也不师心自用，乃至认同庄学价值观，然而面对积非成是的三大权威，积重难返的一致谬见，也顶多是在训诂个别字词之时，予以局部驳诘，时至今日尚无一人全盘推翻郭注义理，还庄学义理本来面目。我曾寓目的上百家注疏，讹误失考，字词失诂，句段妄断，义理谬解，无不“满谷满坑”。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即便字词注释全都无误，译文照样完全不通。这一奇特现象的表层原因和学理原因，是治庄者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