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淘汰，层累造伪

儒生郭象及其追随者，坚执儒学成心，故意反注原文；为了自圆反注，又反复加工原文，居心险恶，手段卑劣。全部郭注义理，均属故意的系统谬误，恶意的全盘反注，与庄学义理彻底相悖。未删改本《庄子》迟至宋代尚存，然而郭注义理的两大护法，唐人成玄英、唐人陆德明，以及见过未删改本《庄子》的唐宋儒生拒不采纳，坚执儒学成心，维护郭注传统越走越远。再经一千年至今，未删改本《庄子》终于全部亡佚，郭象版《庄子》删改本终于通行于世，郭注义理遂成难以撼动的庄学至高权威。郭象竟成中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玄学大家”，应验了庄子《逍遥游》豪情万丈的预言：“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庄子在“内七篇”首篇《逍遥游》开头即阐明：大知小知均“犹有未树”，均“犹有所待”，均属有待者，均未得逍遥；只有至知至人，才是无待的逍遥者。然而郭象却反注曰“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始解即错，续解皆错；初注已误，后注全误。原文不合其反注，郭象便无知无畏地妄删妄改。

郭象反注之时肆无忌惮，处处与庄子对着干，但是自圆反注而篡改原文之时却颇有心计，对庄子亲撰的“内七篇”和庄门弟子后学所撰的“外杂篇”区别对待。比如《逍遥游》下文尚有“犹河汉而无极”，与其反注“物各有极”完全牴牾，他就没敢篡改。又如《齐物论》曰：“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字对儒生郭象极其刺眼，但他没敢删改，而是反注曰：“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并起，各私所见，而未始出其方也。”儒生郭象把学派专名曲解为比喻性通名，道士成玄英还不满意，竟说《齐物论》之“儒”指的是《外篇·列御寇》“儒墨”寓言的主角“郑人缓”，违背学术良知地把无人不知的学派专名，曲解为寓言人名。

郭象篡改“内七篇”之所以有所收敛，是因为魏晋士林无人不知“内七篇”为庄子亲撰，无数士人极其谙熟“内七篇”，比如谢灵运《山居赋》曰：“哲人不存，怀抱谁质？糟粕犹在，启縢剖帙。见柱下之经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亦曰：“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然而后世读者甚至治庄专家被郭象误导之后，反而不知庄子亲撰的仅有“内七篇”。

郭象担心对“内七篇”删改过多必被人知，删改较少则人们会疑为“别本”。唐宋以前尚能见到未删改本的历代治庄者、读庄者，正是疑为“别本”。由于未删改本《庄子》尤其是“内七篇”极为难懂，而郭象版“别本”有了貌似融贯的郭注义理，还有成玄英、陆德明为僻字僻典所做的详尽疏、释，似乎好懂多了，于是郭象版“别本”逆淘汰了所有未删改本，包括可能已经篡改《庄子》的向秀注本，终成今日唯一传本。幸而郭象篡改“内七篇”有所顾忌，动作不大，因此郭象版“内七篇”基本仍属原貌，仅须考订出少量郭象篡改之处，就能还“内七篇”以本来面目，进而抛开郭注义理，彰显庄学奥义。

由于担心露馅，郭象没敢整篇删除“内七篇”，只敢整篇删除士林既不熟悉又不重视的“外杂篇”。郭象先对“外杂篇”做了弃精取劣的逆淘汰，整整删除了不利其反注的十九篇，郭象以前的《庄子》五十二篇，遂成郭象版《庄子》三十三篇。郭象又把删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重新排序和重新分类，把有利其反注的劣篇排在“外杂篇”靠前的位置，然后无所顾忌地篡改妄断，甚至打乱重编，加工到有利于支持其反注。

然而被郭象篡改删残的二十六篇“外杂篇”，仍然无处不在反驳浅陋至极、漏洞百出的郭注义理。比如郭象篡改删残的《外篇·在宥》曰：“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正是对郭象反注“物各有极”的直接反驳，弱智的“玄学大家”郭象，竟然懵懂未觉。即便郭象版“外杂篇”那些不合庄学义理的篇目段落，其原意也与郭注义理完全牴牾，义理层次远在“郭象玄学”之上。而郭象版“外杂篇”保留的那些不见于“内七篇”的庄子轶事和庄子卮言，则无不符合庄学义理，只是经过郭象妄断反注之后，后人误以为并非庄子之言，而是该篇撰者之言——这样曲解就更方便。若不恢复原文并纠正错误断句，就难以用不合“内七篇”义理来驳诘其曲解。但要纠正一处篡改或误断，牵涉极繁，论证更难。即有知者，面对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权威谬见，也视为畏途。

郭象版“外杂篇”有四处批评“杨墨”倡导“仁义”，分见《骈拇》、《胠箧》、《天地》。主张“为我”的先秦道家思想家杨朱，何曾倡导过“仁义”？即便在郭象版《庄子》中，无论“内七篇”之《应帝王》，还是“外杂篇”之《山木》、《寓言》，老聃传人“阳子居”均为正面慕道者形象。倘若杨朱倡导“仁义”，孟子就不会妄诋杨朱、墨子是“无君无父”的“禽兽”。“杨墨”仅是儒书《孟子》的口头禅，先秦别书皆无，汉后诸籍罕见。因为杨朱之书早在先秦已被基本剿灭，《汉书·艺文志》已无著录，此后无须追剿。郭象竟不顾庄学源流，无视上下语境，硬把“儒”字妄改为“杨”字，有注文为证；哼哈二将成玄英、陆德明当然装傻帮腔，有疏文、释文为证。如此不合史实，而且义理不通，一千七百年来的旧庄学家竟无一人起疑。

随着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连力排杨墨、“政治正确”的《孟子》也被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删掉了八十五章，因此，对专制庙堂的屈服程度同样臻于极致的治庄后儒，越来越不满意郭象加工《庄子》的不够彻底，又继续胡改、乱删、妄添郭象版《庄子》原文，不顾文言常识地妄加句读，甚至用骈文作法替庄子“修改”文章，使之处处符合对仗，汪洋恣肆、不拘俗套的先秦散文极品，遂被整治为形式至上、义理混乱的后儒蹩脚八股。治庄儒生的胡作非为，把郭象版《庄子》原文进一步弄得真伪杂陈，面目全非，诘屈聱牙，难以卒读。

更有甚者，今传郭象版《庄子》的郭注，也不完全是郭象原文，因为随着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并臻于极致，治庄后儒也越来越不满意郭象曲解《庄子》的不够彻底，又进而篡改加工郭注，其铁证保存在长期为郭象版《庄子》做伪证的张湛伪《列子》中。伪《列子》张湛注，共引《庄子》郭象注文二十二条。以杨伯峻《列子集释》与收录郭注全文的郭庆藩《庄子集释》相较：六条全同。十二条小异，姑且假设是钞刻讹误。二条《列子集释》少于《庄子集释》，姑且假设是张湛引文不全。然而有二条郭注，竟然《列子集释》多于《庄子集释》。张湛既已伪造《列子》原文，为免启人之疑，不可能再添加、伪造当时广布士林的郭象《庄子注》，因此张湛所引且多出的郭注，必为郭象原文，但被篡改郭注的治庄后儒删去。这同时证明，十二条小异者，未必全属钞刻讹误，必有治庄后儒故意妄改者。

郭象篡改反注《庄子》的重点，是与儒学明显抵触的部分。治庄后儒最为不满的，正是郭象对这些部分的篡改反注不够彻底。而伪《列子》所钞《庄子》，均属与儒学无明显抵触的部分，《庄子》与儒学明显抵触部分的相关郭注，张湛不可能引用，因此治庄后儒删改相关郭注的确切证据，在张湛《列子注》中也不可能找到。但是根据上例，可以推断必有删改——这是郭象版《庄子》一案的案中案和无头案。由此可见，“古史辨”主将顾颉刚所言“层累造伪”，也同样适用于郭象版《庄子》一案。

综上所述，由于郭象篡改《庄子》原文，反注《庄子》义理，不明“小大之辨”，未窥“庄学四境”，因而导致庄学奥义沉埋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