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使齐，被动近患（1）

“游方之内”如何逃刑免患的“人间喜剧”第二幕，是“叶公使齐”寓言。主角仍是孔子，配角则是古今闻名的叶公。叶公丑名传于后世，是因为曾任韩相的郑人申不害的寓言“叶公好龙”。叶公贤名留于青史，是因为前480年平定楚国白公之乱，扶佐楚惠王复位之后功成身退，属于游方之内的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者。

叶公，楚庄王玄孙，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封于河南叶县。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今译

叶公子高即将出使齐国，遂问仲尼说：“楚王对我出使寄望甚高，齐君接待楚国使臣，大概将会十分恭敬却不急于应允所请。庶民尚难说动，何况诸侯呢？我很害怕。先生常常教诲我说：‘凡事不论小大，少有不合天道而能欢然办成。事若没有办成，必有人道外患；事若办成，必有阴阳内患。不论成或不成均无祸患，唯有葆全真德者方能做到。’我对饮食求粗不求好，口味不求清凉。如今我早晨受命而晚上饮冰，我恐怕已生内热了吧？我还没去办事，已有阴阳内患；事若没有办成，必有人道外患。这两种情形，是身为人臣的我不足以胜任的。先生必定有以教我！”

“内热”卮言，叶公之言。奥义藏于“人道之患”及“阴阳之患”。

叶公为楚使齐之前，唯恐有殆，于是绕道拜访旧识孔子，请教如何免患，也像颜回一样开言即引孔言：楚王对我出使寄望甚高，齐君对待楚国使臣，必定礼数周到但不急于应允所请。庶民尚难说动，何况诸侯？我很害怕。先生常对我说：“不论事务小大，不合天道罕有美好结局。不合天道地把事办砸，必有人道外患；不合天道地把事办成，必有阴阳内患。不管办成办砸均无灾患，唯有因循内德者方能做到。”我对饮食求粗不求好，口味不喜清凉，为何早上受命使齐，晚上却因内热而不得不饮冰？看来我因应外境未达人事的实情，已有阴阳内患；假如到齐之后事没办成，必有人道外患。两患难免，看来我不足胜任人臣之务。先生可否有以教我？

“人道”即陷溺人间视点、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孔学樊篱，与庄学俗谛的认知之域相同，但是认识相异。“人道之患”即“处世”外患，“阴阳之患”即“养生”内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今译

仲尼说：“天下大戒有二：其一是天道之命，其二是人道之义。子女敬爱双亲，是天道永恒之命，不可解脱于德心。臣仆事奉君主，是人道暂时之义，如今天下到处都有君主。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这就叫作大戒。所以子女侍奉双亲，不论在何处都让双亲安心，是孝之极致。臣仆事奉君主，不论做何事都让君主安心，是忠之极盛。自事德心之人，哀乐不易呈现面前，明白人道之义暂时不可奈何而安之如同天道之命，是葆德之极致。身为臣仆、子女，固有不得停止的事务。践行事务之实情，而丧忘自身之得失，哪有闲暇贪生怕死？夫子照此而行即可。”

“自事其心”卮言，符合孔学的孔言第一层。奥义藏于“自事其心”及“若命”。

颜引孔言被孔子否定，晦藏庄子对孔学的“不然于不然”；叶引孔言被孔子肯定，晦藏庄子对孔学的“然于然”。孔对叶言，也分三层。

孔言第一层，先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人生二戒：一是因循内德的“爱亲”之“命”，二是因应外境的“事君”之“义”。颜回寓言结尾处首见的“不得已”，阐明“不得停止”地因循内德是人生第一要义，即二戒之首的“命”。本节“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是第二见的“不得已”，阐明“不得停止”地因应外境是人生第二要义，即二戒之末的“义”。庄子不仅在《养生主》中肯定孔学关于“养亲”的合理内核，而且在《人间世》中对孔学关于“事君”也抱有同情之理解，承认人生二戒是人子、人臣“不得已”的俗务。

针对叶言“朝受命”，孔言微妙暗示君主之“命”并非真“命”，而是“义”。“事君”之“义”与“爱亲”之“命”，固然并列为人生二戒，然而“义”不同于“命”，仅是“若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揭破两者的本质差别：“爱亲”的内德之“命”永恒不变，“事君”的外境之“义”随时变迁。因此对于“事君”之“义”，庄学真谛主张“忘义”，庄学俗谛主张首先“知其不可奈何”，其次“安之”，最后视为“若命”。倘若把不断变迁的“若命”，等同于永恒不变的定“命”，甚至颠倒为“事君”高于“爱亲”，就不是因循真德的“因是”，而是因循伪德的“因非”。

与人格自我膨胀的“自师成心”不同，“自事其心”则是正视自我人格的自事德心，即因循内德。

叶公与颜回有三点不同。一是身份不同：颜回既非卫臣，更非卫室宗亲；叶公既是楚臣，又是楚室宗亲。二是性质不同：颜回往谏卫君，是主动近刑；叶公为楚使齐，是被迫近患。三是认识不同：颜回不知有殆，从而“易之”；叶公预知有殆，因而“慄之”。颜回欲管异国之事，混淆内德之“命”与外境“若命”之“义”，故孔子阻行。叶公为本国出使，而且国事即其家事，内德之“命”与外境“若命”之“义”合一，故孔子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