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章：役人之役，适人之适

第三章是众人章。真人章之后继以众人章，是因为众人未明“天人”之辨，陷溺人间视点，未达道极视点。众人章是“个体”三章之次章。奥义藏于“役人之役，适人之适”及“自适其适”。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故乐通物，非圣人也；有亲，非仁也；失时，非贤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殉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今译

所以圣人看待兵事，宁愿亡国也不愿失去民心；利泽施及万世，不是为了爱人。所以乐于通物，必非圣人；亲疏有别，必非仁人；违失时势，必非贤人；不通利害，必非君子；殉名失己，必非士人；亏身而无真德，必非受役于天之人。这是受役于他人之役使，安适于他人之安适，而不安适于自己之安适的假人。

贬斥“众人六非”之前，先以真人的俗谛名相“圣人”过渡。

“故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因此君主若是达至真谛的真人，必定不肯对内用刑、对外用兵，那样即便本国亡于外敌，仍能获得本国民众拥戴；不用兵、不用刑的理想君主利泽施及万世，但不用兵、不用刑并非出于“爱人”，而是出于“爱道”，因为杀生由造化天道掌控，人类不能“代大匠斫”地代其杀生。

“用兵”二字，“用”不训“使用”，而训“看待”；“兵”不仅对外，兼寓对内，即“刑”。老聃对“用兵”尚留余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庄子则不留余地，主张真人“用兵”的态度是“不用兵”。亦即《外篇·列御寇》所言：“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外篇·让王》还有圣人不用兵，“亡国而不失人心”的实例：“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旧庄学坚执儒学成心，把“内七篇”所有贬斥尧舜禹及孔子之处，无不系统谬解为褒扬。此处又以尧灭三苗、禹灭有扈、成汤灭夏、武王灭商为例，谬解庄义是亡他人之国而得他国之民拥戴。既与《齐物论》、《人间世》贬斥尧灭三苗、禹灭有扈是“求实无已”直接牴牾，又与“内七篇”的言必斥尧舜无法兼容。

“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针对孔子名言“仁者爱人”。或问：“爱人”为何不好？因为伪道俗见只“爱人”，不“爱民”，亦即只爱“君子”，不爱“小人”，观下文“有亲，非仁”即明。或问：谁会爱小人而不爱君子？这正是伪道俗见横亘胸中之问，观第十章江湖寓言“君子小人”之辨即明。

人类可“乘”之“物”，最大的是“国”，故《外篇·在宥》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物”大如“国”，尚且不可终极“乘”之，何况别“物”？包括尧舜禹和孔子在内的“非圣人”，由于陷溺人间视点，未达道极视点，因而求名求实无已，其非有六。

其非一，“乐通物，非圣人也”。乐于通物却不欲达道，必非明哲的圣人。

其非二，“有亲，非仁也”。亲疏有别而厚薄同类，必非博爱的仁人。

其非三，“失时，非贤也”。违失时势而悖逆天道，必非明智的贤人。

其非四，“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知利害相通转化而求实无已，必非达道的君子。

其非五，“殉名失己，非士也”。以身殉名丧失自我而求名无已，必非全生的士人。

其非六，“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亏身丧德而被物所役，必非役物的真人。

末句“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小结。“适”兼二义：抵达目标，身心舒适。具此六非的众人，就是被他人奴役，因而以他人之适为适，而不以自己之适为适的悖道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