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寓言：方内方外，两种选择（2）
孔子说：“他们是游方之外的人，我是游方之内的人。方外、方内道不同，我却派你去吊唁，我太鄙陋啦！他们立意像造物者那样对待人生，游心于天地浑然一气。他们把身形视为多余的赘疣，把死亡视为脓肿溃裂。他们那样的人，怎会在乎被死亡转移其寄寓的物形？他们无论寄身何种物形，德心总是向往万物共同倚待的天道。他们忘其肝胆，丧其耳目，只愿返归终极之始，却又自知不知终极何在，因此逃避尘俗，逍遥无为。他们怎肯昏愦糊涂地盲从世俗礼仪，迎合众人的耳目观瞻呢？”
本节的孔子，像《人间世》、《德充符》的孔子一样微妙。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游方之内者”，表明自己与“游方之外者”道不同不相为谋；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对“游方之外者”的高度推崇。后者相当于庄学代言人，也可视为真际孔子。
“游方之外”即游心天道，与天为徒；“游方之内”即陷溺人间，与人为徒。概括总结前五篇业已详尽展开的两种价值观和两种人生选择。
“假于异物，托于同体”，是“乘物以游心”的变文。“假于异物”，即非终极“乘物”；“托于同体”，即“游心”于道。
“返复终始，不知端倪”，描述至人尽管有志复归天道，但又自知无法尽窥道极。“端倪”二字均训极，义同“终始”。“倪”为始端，“端”为末端。至人探究人类之始“倪”、终“端”，尚且如《养生主》所言“脂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探究造化之始“倪”、物化之终“端”，更加“不知其尽”。
“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尘垢”再次隐扣《逍遥游》之“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彷徨乎尘垢之外”意为逃离俗君僭主的专制统治，与二子之歌哀叹“而我犹为人”义同。第一章“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足证庄子决不厌恶生命，而是不愿被俗君僭主役使。“逍遥乎无为之业”是《逍遥游》之后仅见的重言，揭破“逍遥”与老聃核心名相“无为”义同。
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
今译
子贡问：“那么夫子何所皈依？”
孔子说：“我，是被天道刑戮德心之人。尽管如此，我愿与你共同皈依游方之外。”
第四层，孔子对子贡言“性”。奥义藏于“天之戮民”及“吾与汝共之”。
子贡对孔子褒扬“游方之外”深感迷惑，遂问孔子的价值倾向：“夫子何方之依？”
孔子说：“我是天之戮民，只能游方之内。你也与我一样游方之内。”
孔子自贬为“天之戮民”，与《德充符》无趾谓孔子“天刑之，安可解”义同，均指遭到“天之心刑”。庄子认为，真际孔子自知“天之戮民”，高于不自知“天之戮民”的弟子子贡和大儒孟子。
子贡曰：“敢问其方？”
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性 足。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今译
子贡问：“请问如何皈依游方之外？”
孔子说：“鱼类相处于水，人类相处于道。相处于水的鱼类，穿行水池而颐养自给；相处于道的人类，无须治理而德性自足。所以说：鱼类相忘于江湖，人类相忘于道术。”
第五层，孔子对子贡言“天道”。奥义藏于重言“江湖”。
孔子自言其隐秘之“性”，令子贡大为震惊，进而追问孔子心目中的客观价值：“敢问其方？”
孔子又言平生未言之“天道”，变文重言江湖章之“江湖”义理：“鱼类应该生活在水域，人类应该寄身于天道。应该生活在水域的鱼类，只须一方水池就能颐养自给；应该寄身于天道的人类，只须不加治理就能德性自足。所以说：鱼类在江湖里相互遗忘，人类在天道中相互遗忘。”
子贡曰：“敢问畸人？”
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
今译
子贡说：“请问何为畸人？”
孔子说：“畸人，异于人道而符合天道。所以说：天道的小人，是人道的君子；天道的君子，是人道的小人。”
第六层，终极颠覆伪道俗见的价值颠倒。奥义藏于“君子小人”之辨。
“畸于人而侔于天”，也是“乘物以游心”的变文。“畸于人”义同“异于人”，即《德充符》所言“有人之形，无人之情”。“畸人”是真人的又一别名，伪道俗见以假人为“正人君子”，庄子遂称真人为“畸人”。
子贡“敢问畸人”与上文难以衔接，极其突兀，所以此前必有被删之文。倘若孔子未言“畸人”，子贡不可能“敢问畸人”。只有孔子自贬“游方之内者”是“天之戮民”，进而赞扬“游方之外者”是“人之畸人”，子贡才会“敢问畸人”。“游方之内”的郭象，仅能容忍孔子自贬“游方之内者”，但是难以容忍孔子赞扬“游方之外者”，为了自圆反注，于是妄删原文。尽管被删之语无从复原，但是郭象捣鬼的证据又见下文。
郭象版“故曰”后十六字作：“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后八字是前八字的倒装重复。庄文极简，不可能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重言。郭象仅能容忍前八字把自己所属的“人之君子”贬低为“天之小人”，但是难以容忍后八字把“人之小人”褒扬为“天之君子”，为了自圆反注，于是互易后八字的“天”、“人”二字。
庄子原文“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借孔子之口综合“天人”之辨与“君子小人”之辨，颠覆了文化伪道的价值颠倒，恢复了造化天道的客观价值：人格卑琐、倚待庙堂的“天之小人”，却被伪道俗见视为忠孝仁义、代君牧民的“人之君子”。人格伟岸、傲立江湖的“天之君子”，却被伪道俗见视为无君无父、近于禽兽的“人之小人”。
江湖寓言既是庄子对“真际孔子”的再次抉发，又是寓庄于谑的幽默。因为子贡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庄子特意让孔子对子贡言“性与天道”，让坚执伪道的后儒、盲从俗见的众人，听听“教外别传”。
由于《论语》记载孔子对接舆、晨门、长沮、桀溺、荷蓧、荷蒉等游方之外者均有敬畏之心，熟读《论语》的庄子据此认为，实际孔子迫于时代困境，有意隐匿了真际孔子。真际孔子不仅有“游方之外”的主观倾向，而且深知“鱼相造乎水”才是客观天道。因此“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仁义”学说，仅是孔子规劝君主的政治谋略，约束君主的权宜之计，希望君主不要在悖道方向上走得太远。然而子贡、孟子等人由于未闻孔子所言“性与天道”，仅知实际孔子，不知真际孔子，遂将孔子视为权宜之计和政治谋略的“仁义”学说拔高为“天道”，背离了孔学初衷，助长了君主专制，加剧了伪道俗见的价值颠倒，延长了“天与人不相胜”的专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