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对词：“造化”

“文明”的反义是“不文明”，对词是“野蛮”。

“文化”的反义是“没文化”，对词是“造化”。

“文化”名相，出自儒家经典《易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造化”名相，出自庄子《大宗师》：“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

儒家“文化”希望通过“修齐治平”之手段，达到“天下太平”之目标。儒家“文化”的反思者庄子如此评价：“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意为：妄想用不公平的手段抵达公平的目标，即便自以为公平，仍然不可能公平。易言之，用儒家“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认为结果很公平，因为那个结果正是儒家“文化”所希望的；用“造化”的标准来衡量，认为结果不公平，因为那个结果违背了“造化”所规定的。

儒家“文化”论，就是用宗法伦理对天下人予以“教化”，《大宗师》谓之“黥以仁义，劓以是非”。儒家“文化”论的宗旨，就是让天下人信奉宗法伦理，成为以君为父、为君所役、役人之役、适人之适的“文化”假人，强迫天下人“君君臣臣”，达至“天下太平”的宗法理想。

庄学“造化”论，正是用天道伦理对已被儒家文化“黥劓雕琢”的天下人，予以“息黥补劓，雕琢复朴”。庄学“造化”论的宗旨，就是让天下人信仰天道伦理，成为以天为父、为道所使、乘物游心、自适其适的“造化”真人，听任天下人“吹万不同”，达至“无待逍遥”的天道理想。

因此，“造化”是“文化”天造地设、不可移易的确切对词。

“文化”名相不见于庄子笔下，这是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结果。然而《人间世》把已被悖道文化“黥劓雕琢”者，称为“文木”，而把拒绝悖道文化“黥劓雕琢”者，称为“散木”。足证“造化文化”之辨，是贯彻全部庄学的基本义理。

“造化”名相不见于弟子后学所撰的“外杂篇”，不过“外杂篇”延续了庄子的“造化文化”之辨，比如《外篇·秋水》：

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德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返其真。”

《秋水》所言“天”，正是“造化”；所言“人”，正是“文化”。《荀子·解蔽》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尽管是陷溺人间视点、出于门派成心的偏见，不过荀子的“天”、“人”之义，与《秋水》相同，意为庄子仅知“造化”的重要，不知“文化”的重要。其实庄子所知的天道伦理之“人”，仅是不符合荀子所知的宗法伦理之“人”而已。“以其心得其常心”的庄子，远比荀子更为深知宗法伦理之“人”。《大宗师》开宗明义对“至人”所下定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表明庄学至人彻悟“造化”与“文化”的关系。作为“文化”反思者，庄子并不反对所有“文化”，仅仅反对“以人灭天”的悖道文化，包括荀子集其大成的儒学。

上引《秋水》之“无以德殉名”，诸本均作“无以得殉名”。“得－德”义同字通，以正字法观之，“得”为动词，“德”为名词。动名词“得－德”的本义，是天赋物德。因此只有“得”于“道”，“得”于“天”，也就是“得”于“造化”者，方为真“德”；而“得”于“术”，“得”于“人”，也就是“得”于“文化”者，实为伪德。《荀子·性恶》对此供认不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儒家以“术”代“道”，以“人”灭“天”，以“文化”违背“造化”，在先秦时代就遭到了墨家、道家的猛烈批评。

明确了“天”指“造化”，“人”指“文化”，可以顺便厘清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中国母题“天人合一”。这一母题被先秦以后日益巫术化、神学化的儒家积非成是地阐释为具体的“人”与人格化、神格化的“天”之间的神秘感应和意志相通。实际上“天人合一”指的是“造化”与“文化”的合一，而且只能以“人”合“天”，不能强“天”合“人”；只能以“文化”顺应“造化”，不能用“文化”

违背“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