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每一民族的独特文化，无不分为两大部分：以“文化”顺应“造化”的顺道文化，用“文化”违背“造化”的悖道文化。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同样分为两大部分：以道家思想为精神支柱、得到炎黄子孙倾心守护的顺道江湖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得到专制制度倾力维护的悖道庙堂文化。
判定儒学是悖道文化，理由是儒学从其始祖孔子开始就违背人文公理，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儒学在未被专制庙堂确立为意识形态之前，就不允许其他文化形态自由存在。反对儒学的墨、道两家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就已遭到宣扬“王道”实为“霸道”的孟子毫不宽容的诋毁：“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是道家激进派，像墨家一样，对儒学的形而下批判，具体而直接，更为通俗易懂，因而在儒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以后，杨朱之学和墨家之学均被剿灭。鲁迅以为“杨朱为我，故必无书”，这一未必是事实的主观判断很不精确，必须修正为：“杨朱为我，必不著书。”然而不自著书而经弟子记录成书者中外多有，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惠能皆然，既然杨朱之言曾经盈天下，那么若非剿灭，就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子是道家温和派，庄子是温和其表、激烈其里，两者对儒学的形而上批判，根本而抽象，极其隐晦难懂，因而在儒学被确立为意识形态以后，仅被篡改反注，然后彻底边缘化。
自从“圣王有作”的汉武帝剥夺了“处士横议”的言论自由，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始终对专制庙堂效忠，为专制制度辩护，扼杀中华民族的精神自由，遏制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禁锢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使先秦以前极其伟大、文明程度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衰退，最终跌入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谷底。
集道家与先秦中国文化之大成的庄子，正是为了反对一切悖道文化尤其是反对儒家悖道文化，才发明了“文化”的对词“造化”。作为人类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者，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把孔子视为中国文化之父，是专制庙堂与儒家意识形态两千年来不断造势虚构出来的神话。这一虚构重塑的孔子偶像，也仅仅是悖道的中国庙堂文化之父，而庄子才是顺道的中国江湖文化之父。不幸的是，《庄子》一书遭到了以郭象为首的儒家注疏者长达一千七百年的篡改反注，致使庄学奥义千古沉埋，鲜有知者。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唯有否定、反抗、批判儒家悖道文化及其专制意识形态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才能保守并弘扬古典中国的百家顺道文化。据此可以重新审视清儒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儒家悖道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和专制意识形态的顽固维护者，张之洞把儒家悖道文化及其专制意识形态视为“中学”，而把西方暂时领先的通用文明视为“西学”，既混淆了通用文明与独特文化，又死守儒家悖道文化而无视百家顺道文化，因而注定不可能成功。只有以独特的中华顺道文化为体，以西方暂时领先的通用文明为用，方能确保当代中国在复兴文明的同时，复兴百家顺道文化。唯有中华顺道文化的复兴，才能确保伟大的中华民族不丧失成就其伟大的独特性，不丧失独一无二的文化特性和恢宏博大的精神家园，不沦为皈依异民族文化的文化难民。这就是我反对“全盘西化”的根本理由。
顺便一提，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混淆了“文化”和“文明”，必须修正为“文化冲突论”。两种“文明”只会交融，不会冲突，只有两种“文化”才会冲突。两种顺道文化尽管未必能够完全交融，却可以相安无事地并行不悖，庄子谓之“以是相蕴”。唯有两种悖道文化，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悖道文化的死敌并非顺道文化，而是其他悖道文化。因为每一种悖道文化都不允许其他文化形态自由存在，都企图无限膨胀为吞噬一切的文化恐龙，都妄想统一全世界乃至征服全世界。每一种悖道文化不仅是本民族其他悖道文化的死敌，也是全世界一切悖道文化的死敌。甚至同一种悖道文化内部，也会因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比如儒家的同宗别派法家一朝得势，立刻就“焚书坑儒”。悖道文化在国家内部必然破坏文明，扼杀顺道文化，挑起内斗乃至内战；悖道文化在国际领域必然破坏异国文明，扼杀异国顺道文化，挑起民族冲突乃至国际战争。
顺道文化对悖道文化，远比其他悖道文化对它的态度更为宽容。顺道文化一方面弘扬自己愿意保之守之的独特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欣赏他人愿意保之守之的独特民族文化。顺道文化仅仅要求悖道文化与专制强权脱钩，祛除意识形态之魅，推倒泥塑偶像，根除悖道性质，恢复正常身形，不再无限虚胖地以“文化恐龙”自居，而是信从科学真理和人文公理，与所有的文化形态自由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此即庄子所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每一民族的文明，无不趋向不断进步。当其悖道文化阻碍文明进步之时，民族文明就停滞退化为野蛮；当其顺道文化促进文明进步之时，民族文明就与人类文明同步。
每一民族的文化，无不趋向不断丰富。当其悖道文化消灭文化丰富性之时，民族文化就成为造化的反动；当其顺道文化日益丰富精美之时，民族文化就与自然造化同功。
“知识”与“精神”，意蕴相关而关系模糊，“知识”与“时代精神”亦然。本文跳出庄学樊篱，从“知识”入手，考察“精神”、“时代精神”等一系列相关名相，尝试为轴心时代的哲学先知庄子，在人类精神史中找到恰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