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精神的反向运动

时代精神的三阶段递减，与物质生产的三阶段递增相应：先知主导的前传媒时代，是物质极端贫困的上古时代。精英主导的小众传媒时代，是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古时代。大众主导的大众传媒时代，是物质更为丰富的近现代。

在物质极端贫困的上古时代，全部物质在全民之中平均分配的结果是贫困，所以平均分配根本不可能，必须用知识和精神分出高下等第。只有极少数上等人能够得到多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摆脱物质贫困；极大多数人只能得到少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陷入物质赤贫。因而摆脱物质赤贫成了学习知识、培养精神的最大动力。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极少数人中的极少数，不再以摆脱物质赤贫为目标，他们通过学习知识达至精神制高点，成了轴心时代的伟大先知。

在物质相对丰富的中古时代，全部物质在全民之中平均分配的结果依然是贫困，平均分配依然不可能，仍然必须用知识和精神分出高下等第。但是能够得到多于全民平均分配之份额、摆脱物质贫困的不再是极少数人，而是数量略有增加的小众即精英。不能跻身小众即精英阶层者，只能得到少于全民平均分配的份额，陷入物质赤贫。由于跻身数量略增的小众即精英阶层，比跻身数量极少的先知容易得多，因而尽管摆脱物质赤贫依然是学习知识的最大动力，但是无须达到先知时代的精神制高点，只要成为小众和精英就行。于是精英们学习知识、培养精神的进取心下降，小富即安，惰性适时而至。

进入物质更为丰富的近代以来，全部物质在全民之中平均分配的结果不再是贫困，因而平均分配已经可能而且有过大规模社会实践，比如始于二十世纪初、终结于二十世纪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事实证明效果不佳，效率低下，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平均主义幻想已被全人类普遍抛弃，但是公平原则由于大众力量不断增强而日益得到体现，因此在不平均的物质分配中哪怕仅仅得到较低的份额，也未必陷入赤贫。对于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民众而言，摆脱物质赤贫不再是学习知识、培养精神的最大动力。即便连小众、精英的有限知识水准、相对精神高度也达不到，受惠于生产力之高度发展和分配之相对公平的大多数人，照样可以摆脱物质赤贫。于是不爱学习知识、拒绝培养精神的“天之戮民”大面积出现，精神懒汉甚至以无知为荣，人类的精神进取心普遍下降，惰性大获全胜。

进入现代以来，先知受到嘲笑，精英遭到奚落，绝大多数人全面放弃了精神追求。不要说达至精神制高点的真先知，即便是仅及精神中流的真精英，也被大众视为对其贫乏知识、孱弱精神、空虚灵魂的羞辱。大众不会振奋精神，不会改变怠惰，只会把真先知甚至真精英视为“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大众之敌。只有谄媚大众的伪先知、伪精英，才会成为大众之友、大众情人，乃至大众偶像。

物质贫困时代盛产身体奴隶，物质丰富时代盛产精神奴隶。在大众传媒时代，身体奴隶制日益受到谴责，精神奴隶制却日益得到强化。崇拜伪先知，迷信伪精英，是大众传媒时代的普遍现象，知识贫乏、精神孱弱、灵魂空虚的影星、歌星、富人、名人、罪犯、媚俗者、无耻者、跳梁小丑、哗众取宠者、作奸犯科者，无不成了大众偶像。然而大众偶像不再具有先知时代、精英时代的偶像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因而大众对其毫无敬意。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偶像，实为大众玩偶，因此大众对待“偶像”如同对待“玩偶”：窥其隐私，玩于股掌；喜新厌旧，始乱终弃。

反叛原本只有在精神制高点才有可能，然而大众传媒时代的反叛却从精神最低点发起。真正的精神反叛，是把人类精神向更高的制高点推进：谁的精神制高点更高，谁就获得更多的人们爱戴，谁就获得更高的精神荣誉。大众传媒时代的反叛，却是降低人类精神高度的权力反叛：谁的精神制高点更低，谁就获得更多的大众拥戴，谁就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

在知识增量急剧提高的表象之下，精神死了，先知疯了，精英病了，大众赢了。从未赢得如此全面，从未赢得如此彻底。大众传媒和大众偶像，正在把人类精神推向没落。在大众的凯歌声中，蒙昧主义正在收复失地，悖道文化正在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