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版新增二十三篇

刘安酷爱魏牟版《庄子》初始本，于是广泛搜罗魏牟以后、刘安以前的慕庄后学所撰之文，增补编纂《庄子》大全本。

刘安版《庄子》大全本，全部保留魏牟版《庄子》初始本。对于魏牟版“内篇七”，不增不减。对于魏牟版“外篇二十二”，则增补慕庄后学所撰、符合刘安特殊政治意图的六篇《骈拇》、《马蹄》、《刻意》、《缮性》、《在宥》、《天道》，变成刘安版“外篇二十八”。又创设魏牟版没有的杂篇，收入慕庄后学所撰《说剑》、《渔父》等十四篇，新增刘安版“杂篇十四”。

魏牟编纂《庄子》初始本，不追求形式主义数字。收入庄撰“内篇七”，未对七之意味予以神秘化。所以收入弟子、再传弟子所撰“外篇二十二”，并非七的倍数。

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却追求形式主义数字。以庄撰“内篇七”为基数，把“外篇二十二”增至“外篇二十八”成其四倍，创设“杂篇十四”为其两倍，合计七七四十九篇。四十九不仅是“内篇七”的七倍，又符合“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周易蓍占法，遂成刘安予以神秘化的预定之数，为此不惜降低质量，收入若干劣篇。

刘安自撰的《庄子后解》、《庄子略要》等“解说三”，并非大全本之正文，仅是大全本之附录。刘安并无伪托庄撰、伪托庄门弟子所撰之意。其证有四：

其一，“解说三”不计入神秘化的预定之数“七七四十九”；

其二，标明其分类，仅是“解说”；

其三，标明其篇名，是《〈庄子〉后解》、《〈庄子〉略要》等，以明此为后人所解、所撰，决非庄子自解其书，自撰提要；

其四，又将“解说三”编入《淮南子·外篇》，以此标明知识产权归其所有，暗示《庄子》大全本为其编纂。

刘安版于魏牟版之后百年成书，包含魏牟版所有篇目，比魏牟版多二十三篇、五六万字，因此取代魏牟版，导致后人对魏牟之生平事迹，生存年代，身为庄子再传弟子，编纂《庄子》初始本，一概不知。后人同样不知《庄子》大全本的编纂者是刘安，原因仍与刘安遭到政治迫害有关。

稍后于刘安的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稍后于司马迁的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司马迁、刘向父子对刘安编纂的《庄子》大全本、刘安撰著的《淮南子》均曾寓目，未必不知《庄子》五十二篇之“解说三”又见《淮南子》外篇，未必不知“解说三”必为刘安所撰。或许因为刘安被汉武帝诬以谋反而自杀，导致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成了不宜提及的政治禁忌，因此司马迁才不得不含糊其辞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刘向父子才不得不含糊其辞曰“《庄子》五十二篇，宋之蒙人”。

西汉政治禁忌，东汉无须避忌。然而东汉初年的班固撰著《汉书·艺文志》，照钞刘向父子曰：“《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东汉末年的高诱曾注《淮南子内篇》，竟然不知《庄子》五十二篇之“解说三”又见《淮南子》外篇，必为刘安所撰，其注《吕览·必己》所引《外篇·山木》“庄子行于山中”，仍然照钞刘向父子、班固曰：“庄子名周，宋之蒙人，著书五十二篇，名之曰《庄子》。”至此，庄子撰著五十二篇，遂从西汉的含糊其辞，变成东汉的明确论断。

司马迁、高诱对庄子并不敌视，刘向、班固却对庄子颇为敌视。刘向《别录·孙卿书录》抨击庄子曰：“庄周滑稽乱法。”班固曾著《难庄论》，《汉书·古今人表》又把“严周”、“魏牟”列于第六等“中下”，等第比《古今人表》采信收入的庄周、魏牟虚构的寓言人物低下甚多。刘向、班固既无庄学常识，史识又不高明，所以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照钞刘向父子曰：“公子牟，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与外篇《秋水》著录的魏牟称赞庄子相反。

无论是由于客观环境有异，或是主观好恶不同，两汉大知最终一致妄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五十二篇”。这一权威谬见遮蔽了刘安编纂《庄子》大全本的确凿史实，误导后世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