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黄道周：明末耿介一忠臣（2）

最后辩论不过黄道周，崇祯帝愤然怒斥他：“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闻此言，黄道周豁出去了，高声争辩，步步紧逼：“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佞，岂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耶？忠佞不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

这场辩论的结果，黄道周被连贬六级，调任江西按察司照磨。

黄道周确实犯了戆头脾气。

有关戆头，明朝初期的烈士方孝孺有言：汉代汲黯、三国吴张昭就是千古戆头，这两个人幸运的是遇到了理解并尊重戆头的人君，故能成就戆头的功业。而其他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方孝孺的命运最惨，蒙诛十族之酷刑，千古仅见。尽管这样残酷地绞杀戆头，戆头却代不绝人，到了明末，就出现了黄道周这个人。

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以“忠孝”为由向朝廷举荐黄道周。——这就是古代的士大夫，不怕跟黄道周这种有问题、犯了错误的官员来往，非但与其来往，还向朝廷推荐他。崇祯最忌讳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串通，以朋党为之戒。他认为解学龙被黄道周迷惑了，大怒，下令将二人逮捕入狱，以“伪学欺世”之罪重治。这时候，有几位大臣力谏，遂改为廷杖八十，永远充军广西。经此杖谪，黄道周更加声名远播，“天下称直谏者，必曰黄石斋”。说到这里，让人不得不为明朝在最惨淡的时候，尚有有良心的士大夫而感叹：在大厦将倾时，还有人站出来说良心话，可见大明朝士气没有绝。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内有闯献造反，四方扰攘，外有崛起的后金，虎视眈眈。而明王室贵胄，谁也不愿意自己减损一丝一毫的利益，为朝廷和皇帝分忧纾难，总以为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砸不到自己头上。崇祯是个很想做好皇帝的人，也很勉力勤政，比他前面的几个皇帝要像样得多。但是，崇祯的命运不好。明朝进入内忧外患的时期，他很急躁，很焦虑，人一着急，就容易慌乱。他也看到了明朝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他没把握选择一种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大拆大卸、推倒重来这种方法是坚决不会被选的，谁也不敢给他提供这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就是黄道周这种正直的士大夫的意见，让皇帝不要被眼前的一些烦乱的不稳定乱象搅扰，应该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从根本上固本培元，以拯救朝廷，匡之扶之。

黄道周给出的意见是：驱除皇帝身边那些“敏慧可人”的“才智”之士，如兵部尚书杨嗣昌、内阁首辅温体仁之辈，这些被皇帝信任而重用的“能臣干才”，无一不是“裱糊匠”“装修师傅”。他们主要摸准了崇祯皇帝的脉搏，崇祯很想与关外的清兵讲和，但是不敢明说，怕士大夫清流们不答应，自己也不愿意落这个名声。历来研究明史者，很多人批评明末这些士子，为了成全自己的士大夫名节，耽误了明朝的命运，此所谓书生误国。如顾诚《南明史》评价刘宗周和黄道周：皆非栋梁之材，“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再如撰写《廿二史札记》的赵翼，说得似乎更有条理：“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赵翼的这种观点，很被后来的学人认同。这种说法其实是对书生气节的极大诬枉，是一种计较成败的功利与实用主义思维，还是一种事后聪明。书生原本就应该这样生存，如浩然正气盎然于天地之间，端看一个朝代如何使用这种气。用得好，就是你的正能量，正好借助其力，风正帆悬，劈波斩浪；用不好，就是你的负能量，对峙抵触，摧樯折橹，加速你的覆灭。

实际上，黄道周并非腐儒迂阔，他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早知道大明朝气数已尽。他在给自己的老师袁可立所作的传记《节寰袁公传》中说：“智者不能谋，勇者不能断，慈者不能卫，义者不能决，赖圣人特起而后天下晏然。”他明知道当时的国事已非当时的诸臣可为，非赖有圣人出现不可，可他为什么不退隐林下，以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什么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为天下需要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东汉末年，就有这种士大夫，明知汉之气数将尽，但仍然鼎力扛持。怎么理解这种不知圆转变通的书生意气？简单说，就是当此江山更迭之际，要以士大夫的固执，增加新王朝夺取政权的难度，提高夺取政权的门槛，这种难度和对抗，能给新政权自觉地注入一种强健的文化基因。大蒙古国时期，蒙古军队每攻占一城，见反抗者即株连屠城，但到了要治理天下的时候，凶残的嗜杀者也觉察到，要是把这种反抗的力量全都杀尽，则将来等自己需要这种力量为自己扛持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也没有这种士大夫的种子，所以才听从了耶律楚材等通晓汉文化的读书人的建议，招中原读书人而用之，才有了许衡“不如此则道不尊”之论。

况且，天下不能都是“聪敏灵慧智巧”之徒，若人人都谙熟圆转，人人都是不粘锅，那才不啻人间地狱。试想：倘若天下人皆以见风使舵为识时务、知变通，则人无恒心，朝廷这艘大船，就只有哪里来风就往哪里使舵，非但不能扬帆航行，反而因总随着众人各异的诉求而随意变换航向，直到触礁沉没。

黄道周给崇祯皇帝的建议，在于竭力维护道统纲常，而此道统纲常的核心就是“孝”；作为天经地义的孝道，是诸德之本，皇帝以孝治理天下，是为固本培元。扶正本元，则“民明教通于四海”。

基于此，黄道周对杨嗣昌、温体仁等那些所谓识时务、善变通的人是很不屑的。作个比喻，杨嗣昌辈就是“装修师傅”“裱糊匠”，能满足崇祯皇帝急于看到国家有起色的心理。而黄道周等人的这种固本培元之策，如中国古代建筑的“打牮拨正”法，即将地基塌陷、梁柱歪斜的大厦的上层骨架支撑起来，再更换衰朽的梁柱椽檩，填充加固地基，最终使大厦复归于稳固，延年益寿。黄道周的这种方案，虽不是大拆大卸、推倒重来那么令人震撼，但无疑是有巨大风险的，这对焦躁疲惫的崇祯皇帝来说，是接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