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君能有几多愁——说南唐二主（1）
俗语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若要问，谁是千古第一词人？恐怕谁也不会怀疑李后主的地位。在五代的割据政权中，南唐虽时仅三十八个春秋，地仅三千里江山，却贡献了李璟、李煜、冯延巳三位大词人，其中尤以后主李煜横绝千古，他虽是现实人生的失败者，却允为词人中的帝王。
南唐共历三帝，首先是开国的烈祖皇帝李昪，然后是李昪的长子元宗李璟，史称南唐中主，最后则是庙号怀宗的李煜，他是李璟第六子，因系亡国之君，故史称后主。在五代十国中，南唐经济最发达，文化最优胜，中主、后主及其身边的词臣，数量虽不及西蜀词人，而成就实远过之。
关于南唐二主，现代词学家龙榆生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诗客曲子词，至《花间》诸贤，已臻极盛。南唐二主，乃一扫浮艳，以自抒身世之感与悲悯之怀；词体之尊，乃上跻《风》《骚》之列。此由其知音识曲，而又遭罹多故，思想与行为发生极度矛盾，刺激过甚，不期然而迸作怆恻哀怨之音。
龙榆生先生受业于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彊村老人朱祖谋，为彊村临终托砚弟子。但龙先生论词，非常注重词与音乐、声情的关系，此为彊村所未及，故龙先生特地强调南唐二主的“知音识曲”。南唐二主词，相对《花间集》的多数词作，特点是一扫浮薄轻艳之风，沉郁有风骨。其所以如此，乃因此二子不仅能自写身世，且更能将这种发端于对自身的怜惜，扩充到对宇宙人生的深切同情。这就是悲悯情怀。正因有此悲悯情怀，南唐二主才升华了词的境界，本只是“艳科”的曲子词，才能与《诗经》《楚辞》并列，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
《花间集》所选十八家，能于作品中自抒身世的，除韦庄、李珣外，只有薛昭蕴、鹿虔扆，但若与南唐二主相较，终是感觉不够沉郁、不够深婉。这是与南唐二主淳厚浓挚的性情以及他们所处的独特境遇分不开的。
孟子论诗，提出两项基本原则，一是知人论世，了解诗人的生平出处，讨论他所处的时代风云；二是以意逆志，强调读者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感体验，去感知诗人究竟想表达什么。论诗说词，离不开这两大原则。然则南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南唐二主又是何等样的人呢？
首先须知，南唐获得政权，用的是当时最温和、最文明的方法。唐末淮南节度使杨行密，拥兵自立，都于广陵，国号吴，史称南吴，亦称杨吴。南吴在疆域最大时，据有今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南唐烈祖李昪本系孤儿，但有唐朝皇室血统，他是唐宪宗第八子建王李恪的玄孙。其父李荣早逝，依伯父李球长育。杨行密任淮南节度使时，一见尚在孩提的李昪就非常喜爱，认为此子头角峥嵘，必非池中物，便想收为义子。偏偏行密长子杨渥心胸狭隘，不能相容，行密只好让李昪拜在大将军徐温膝下，以为螟蛉，并改从徐姓，名知诰。
李昪在杨行密军中，迭立战功，到杨隆演称吴王时，他已做到左仆射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古代官制，是先官衔后职务，左仆射是官衔，参知政事是他的职务。李昪为官，工作勤勉，生活节俭，不与老百姓争利，待人宽厚，法令简易，很得人心。杨行密死后，大将军徐温已实际掌握吴国的军政大权，皇帝成为傀儡。正常情况下，徐温有可能取代南吴自立为王，或者徐温死后，由他的儿子再行禅让之事，但有两大机缘使李昪坐收渔人之利，终于南唐取代了南吴，成为大唐正朔的继承者。
先是，徐温子知训，骄泰无礼，贪图享乐，对下属甚是刻削，在天祐十五年，就有朱瑾造反，把徐知训杀掉。李昪借平定叛乱之机，顺理成章取代徐知训，成为他义父徐温以下的第二号实权人物。
再是，徐温的另一子知询，位在李昪之下。金陵行军司马徐玠，劝徐温防备李昪，把实权交给自己的亲儿子。徐玠这厢刚向徐温建议，那厢即有人偷偷告诉李昪。李昪慌忙给徐温写表陈情，以退为进，自请辞去一切军政要务，只求到江西外任地方官。结果表未上，徐温即已病重，他未及宣布把权力移交亲子知询就已去世。徐温殁后，徐知询与李昪争权失败，从此李昪取代徐温成为南吴的实际掌权人，官衔是太尉中书令，同时出镇金陵。
后来，在李昇的胁迫之下，吴国皇帝先封他为大元帅，接着又封他作齐王，改名徐诰。过了几年，李昇就要求吴帝禅位，定国号为齐，尊奉禅让帝位给他的吴帝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自称受禅老臣诰，又追尊徐温为太祖忠武皇帝。两年后，李昪授意群臣分批上书，说陛下是李唐的后人，系李姓而非徐姓，宜改国号为唐。李昪当然要表示推辞，几次乔张致，把里子面子都做足，这才恢复本姓，并改名为昪，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在中国历史上，要获得政权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革命，一是谋朝篡位。传统儒家一般对谋朝篡位大加鞭挞，却称颂成功的革命是“汤武革命”“诛一夫纣”，何以如此？原来，儒家认为革命的起因是君王无道，不再拥有天子之德，反而成了残虐百姓的独夫，革命者是顺天应人；而谋朝篡位往往是因为幸臣先导君主于不道，再取而代之，靠的是阴谋诡诈。但就实际效果而论，谋权篡位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较小，杀人盈野、血流漂杵的情形也较少见。更何况，南吴割据政权的土地人民，本取自唐室，原先就不具有合法性，李昪以唐代吴，倒的确是当时人心所向呢！
李昪对待百姓十分宽厚，继位的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都是性情和易的皇帝，这样，南唐在五代十国中经济文化就最为发达。南宋诗人陆游本非史官，却特地去写了一部《南唐书》，借著史来哀挽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看待一个政权是不是具备合法性，有一个词叫作“正朔”，陆游是把文化传统视为真正的“正朔”的。再联想到北方建立的金国，在宋钦宗靖康二年驱入宋都汴梁，掳去徽、钦二圣，高宗乃向金俯首称臣，接受金的册封，陆游著史的目的，更是呼之欲出。
元代天历年间，有赵世延为《南唐书》写序，感慨李昪系出唐宪宗，经过四代艰难困苦，才有了江淮之地，结果只延祚三十多年，就被宋朝灭掉。他说虽然南唐土地不广，但文物之盛，冠于同时诸国。南唐辅国之臣，虽不及诸葛亮那样的政治才华，但像张延翰、刘仁赡、潘佑、韩熙载、孙忌、徐锴这些人，文才武略，忠节声华，炳耀一时，是不能被掩盖的。当时北方后晋、北汉的皇帝，个个在契丹人面前俯首称臣，反倒是像南唐这样的江淮小国，与契丹平起平坐，互相通使不绝，契丹并厚赠骆驼、羊、马之类以千计。高丽也每年给南唐进贡。可见，契丹和高丽都承认，南唐才是中原政权的正朔。
所谓中原，并不是血统的概念，而是文化的概念。中原之所以是中原，华夏之所以是华夏，便在于它在文化上高于周边民族，故中原的对义词是四夷，华夏的对义词是夷狄。南唐虽偏据一隅，实是当时中华文明的正统所系。当中主之时，国势渐衰，保大十三年后，北方后周三度入侵，南唐无力抵抗，江北之地全献给后周，并向后周称臣，自去年号，迁都南昌。到后主干脆国破家亡，系身衔璧而为囚徒。文明敌不过野蛮，二主对过往韶光的依恋，对文明沦胥的伤痛，如巴峡哀猿、华阳杜宇，有非同时词人所能想见者。
中主性情非常仁厚。陆游《南唐书》称：
元宗多才艺，好读书。便骑善射，在位几二十年，慈仁恭俭，礼贤睦族，爱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
中主天性恬淡，对权力并不热衷，度其初志，本来是要做庐山中的隐士，诗酒风流，只是身承大统，不得不继位罢了。既为李唐苗裔，又负担着恢复祖业的责任，先灭闽国，旋却被吴越夺去大块地盘，先有楚地，又不能禁楚人之叛，两番军事失利，促使中主复其本心，调整国家战略为自保谦守，不再用兵事了。当时有一位大臣向他进谏说，希望皇上十数年中不要再用兵了，中主的回答意味深长，他道：“兵可终身不用，何十数年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