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崛起的秘密（1）
念田
曹操何许人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名士许劭给曹操的评语，也是百代以来的史家评论。“奸雄”的评判对应着曹操的两副面孔，“奸”的一面是千古骂名，“雄”的一面是万载功业。然而，洗去后世涂在曹操脸上的油彩，深入历史的脉络和肌骨，我们还能看到曹操的第三副面孔：终结末日的救世主。只有看到这副面孔，才能找到曹操崛起的秘密，理解东汉末年三分天下终归一统的天命人心。
洪水灭炎汉，黄天救苍生：汉末的黄老道
世界末日和救世主的情节，普遍存在于许多宗教的教义中。根据专家的研究，犹太人在异族的征服之下企盼一位救世主降临，终结腐朽世界，进行末日审判，取而代之以永恒的天堂。犹太人等待的救世主被称为“弥赛亚”，也就是希腊语中的“基督”。耶稣正是自命为弥赛亚，但他不再是犹太民族的救世主，而在西方具有了普遍性。
季羡林先生认为，佛教中的未来佛“弥勒佛”在语言起源上与“弥赛亚”非常接近，两者当有相似的渊源。在中国历史上，以弥勒佛下生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可谓是前仆后继。有史学家认为，明朝的国号“大明”，来源于佛教中的明王，也就是弥勒佛。
虽然佛教救世主的影响非常深远，但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末日和拯救思想的是道教。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可分为老庄和黄老两支。其中黄老道尊崇黄帝和老子，于汉初盛行一时，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退出朝廷，遁隐民间，发展为早期道教。汉成帝时，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是为末日预言的开始。从汉成帝到灵帝的两百多年间，该经被三次献给皇帝，引发朝堂争议不断。
民间对于末日预言的恐慌和骚乱也一直不断，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汉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哀帝建平四年春发生旱灾，“民相惊动，讙哗奔走”，百姓手持一根禾秆儿或麻秆儿，名曰“行诏筹”，并以此物祭拜西王母，还传言会有“纵目之人”降世。安帝永初元年，“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
官员贪残成风，社会恶性运行，人心思乱，因而末日观念才会深入人心，大批民众惊恐骚动，放弃家园出奔流浪，引发动荡。
中国在宋明以前盛行五德终始说。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将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德运”和五行、颜色对应起来。秦为水德，汉初否定秦而自居水德，武帝时改为土德。王莽篡汉时便利用德运学说，以汉为火德，自居为黄德即土德，以证明自己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王莽失败后，东汉恢复“火德”，黄老道则发展出水克火、土克水的思想，形成了末日来临和黄德当立的主张。
此后黄老道势力不断上升，东汉诸帝均与其有接触往来。延熹八年，桓帝梦老子而命边韶撰《老子铭》，次年又“祀黄老于北宫濯龙中”。然而汉帝没有接受道教的改元主张，于是道教转换方向，在民间制造舆论，以至于“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
参与桓帝祭祀黄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曹操的祖父曹腾。桓帝从小被宦官曹腾服侍，故而对曹腾宠信有加，撰写《老子铭》的边韶亦是曹腾所荐，可见曹腾与黄老道关系密切。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即认为：“曹腾是汉桓帝的亲信宦官，必然也参与其事，信奉了‘黄老道’。曹操早年就信奉‘黄老道’，该是出于家学渊源。曹操一直到死，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道’的信仰，在他晚年居住的洛阳宫殿里，也还有专祠黄老的‘濯龙祠’。”
曹操出生于信奉黄老道的家族，于黄老道有着家学渊源，故而早年便刻意营造自己“得天命”的舆论。何颙见曹操时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桥玄说：“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阮瑀更是声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这些名士的言论都成为影响力极大的社会舆论。曹操还吸纳了众多方士为曹魏天命鼓吹，打造自己道教“救世主”的形象。
黄巾军：曹操的第一桶金
陈寅恪说，“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黄巾起义正是如此。汉末百姓“有七死而无一生”，长期处于残暴剥削和末日预言之下，心理承受力和忍耐力都已趋极限，近乎崩溃，朝廷已处在火山口上，道教民众运动应运而生。原本只有十二卷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被增补改订为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巨鹿人张角便以此为纲领，宣扬道教，尊“中黄太乙”为至尊天神，得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灵帝光和七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起义，各地组织纷纷响应，百姓闻风而起，战火点燃了神州大地，起义也遭到了朝廷的疯狂反扑。张角去世后，黄巾军主力失败，各地黄巾军仍前仆后继地战斗，始终没有首领称王称帝。二十余年间，黄巾军始终坚信，起义目标不是自己称王称帝，而是要迎候“黄天”到来。
初平三年，曹操在攻打青州黄巾军时，收到黄巾军的来信，但这封信并非战书，反倒像是一封劝降书：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晋世语》